国难中的图书守护神

作者:章诗依 2017-03-15 19:00

隔着80年的岁月风尘,屈万里与王献唐在国难方殷之时写下的这些文字,对民族文化的耿耿痴情,仍然闪烁着动人的光辉

 

上个世纪上半叶,日本侵华,造成中国人员、资源大规模的被迫南迁。国难中,图书善本、珍本及文物的转移,也是可歌可泣的故事。近年,一些当事人记述抗战期间保护、转移图书经过的文字陆续出版,让今人得以一窥先辈们在锋镝之下,护卫中华文化血脉的卓绝事迹,读来令人低徊不已。

屈万里著的《载书漂流记》就是此类文字中的一种。它记述的,是1937年抗战爆发后,山东省图书馆在馆长王献唐的谋划、主持下,将重要图书文物成功南迁的艰辛过程。屈万里时为该馆编藏部主任,他在王献唐指挥下,负责这批重要图书文物的南迁工作。整个南迁过程,先由济南而曲阜,再由曲阜到四川乐山,行程7000余里,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安顿好这批图书文物后,屈万里即写成《载书漂流记》,实录整个过程。该书1976在台湾出版,2015年上海中西书局出版了大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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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书漂流记》

屈万里/著

 

《载书漂流记》包括三部分内容:“载书记事”、“曲阜记胜”和“流离写忧集”。其中,“载书记事”记述1937-1939年间屈万里运送图书南迁的经历,“曲阜记胜”是屈万里载书滞留曲阜时对曲阜史地人文的考证,“流离写忧集”是屈万里一生诗作的汇编,台湾出版时没有最后这一部分。《载书漂流记》写成之后,王献唐在写给该书的题辞中,赋诗四首,其中一首写道:故家乔木叹陵迟,文献千秋苦自支。薪火三齐留一脉,抱残忍死待明夷。诗中流溢着对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文献的耿耿痴情。隔着80年的岁月风尘,屈万里与王献唐在国难方殷之时写下的这些文字,仍然闪烁着动人的光辉,值得后来人铭记。

根据书中记述,山东省图书馆创建于宣统元年,开办之初,即书籍与金石并重,但书籍多为通行版本,金石方面也无甚珍品。1929年,精于文字、音韵、金石、目录、版本的王献唐主持馆政,经营十载,使馆中藏书达到21万余册,其中善本书达3.6万册,金石物品达1.7万余件。全馆同仁经过数年辛勤劳作,图书目录行将编毕,金石器物也渐次整理,终于盼到了有余暇投入学术研究的时候。不料,日寇来犯,国土步步沦陷,保卫这些珍贵的图书文物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本来,战端初启时,王献唐即向当局请求将馆中图书文物迁到远方省份,但当局无暇顾及。随着战火迫近,王献唐决定挑选善本书籍与金石书画精品,装为十箱,运到曲阜的孔府,躲避战火。选择孔府,是料日军再狠,也不敢对孔府下手。

去曲阜要乘津浦线火车,当时的津浦线日日遭敌机轰炸,被视为畏途。王献唐对屈万里说:“可以肩其任者,惟余与子耳。津浦车时遇敌机袭击,往即冒险,然欲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又不容苟辞。子能往,固善,否则余当自往。”真是慨当以慷。屈万里闻言,十分感奋,慨然请行,誓言“拼兹藐躯,与此累累十箱者共存亡。”

去曲阜之路,真是曲折得惊心动魄。

日军飞机的轰炸如影随影,津浦路上险象环生。1937年10月12日晚,省立医院的专车拉着省图书馆的这些“宝贝”,昼夜兼程,于第二天上午九点多,到达吴村车站,转乘火车去兖州。刚到吴村,警报响起,乘客惊奔到田间躲藏,幸好是虚惊一场。午后三点,列车到达兖州,从这里再雇车去曲阜。可是,屈万里却怎么也雇不到车,当地驾独轮车、马车的,各有各的顾虑,不愿前往。屈万里考虑到装书的箱子在站台上目标太大,敌机来袭恐难幸免,决定将书运到站台附近的旅店中,结果出了高价,也没有人愿意干这活。此时天色已黑,不得不在站台过夜。对此,屈万里“中心忐忑,终宵弗宁。”

与屈万里一道押运这十箱图书文物的,只有图书馆的佣工李义贵。第二天早晨六点,屈万里让李义贵看守箱子,自己骑着自行车赶到曲阜,与孔府印谱处的彭辑五商谈找车去兖州之事。彭辑五原是济南文斋书店经理,为人恭谨而没有市侩气,屈万里临行前,王献唐让他找彭商谈雇车事。

彭多方雇觅,也找不到车。正当二人苦思之时,三家敌机略过曲阜而去,曲阜人根据声响判断,被轰炸的可能是兖州。屈万里闻言,“心胆欲裂”,心想如果兖州挨炸,这十箱书必成灰烬,“予将何以对献唐先生嘱托之意,与吾鲁文化界属望之殷?”但他还是“勉力镇静”。彭辑五看出屈万里的焦虑,告诉他:别再为车焦虑了,雇车的事他包下了,今日保证有车到兖州。这话让屈万里感到心安。

带着宽慰之心,屈万里去孔府晋谒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成。此时的孔德成年方19,但在屈万里眼中,“温温儒雅,而应事明快,望而知为非常之才也。”孔德成对屈万里、王献唐保护书籍文物的努力,竭力相助,并与屈万里成为终身之交。《载书漂流记》的书名,就由孔德成题写。

回兖州的路上,屈万里逢人便问,兖州是否遭到敌机轰炸,得到的答复都是否定的,但他还是将信将疑,直到到了车站,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此刻,屈万里“欣喜欲狂,几疑身在梦寐中矣。”

随后,屈万里费尽口舌,雇了18个力夫,把箱子抬到客栈,等待彭辑五的车。这时,已是午后四点,屈万里才感到疲倦和饥饿。

彭辑五的雇车并没有按说定的时间到,而是第二天早晨才来。天下起了雨,道路泥泞不堪。不过,虽然饱经艰苦,总算把书安全运到了曲阜。“此时则心泰神怡,其乐陶陶然矣。”屈万里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这一次运到孔府的书籍,有400余种,约2600余册。金石器物730余件,汉魏石经残石132块,书画150余轴,是山东图书馆历年惨淡经营所得的精华。两个星期后,王献唐又从馆藏中选出一批书籍文物,共19箱,派人运到孔府。

在孔府期间,王献唐时有书信给屈万里,谈运书之事,也探讨学术,屈万里在书中实录了这些信,“以见吾辈于戎马倥偬之际,尚未废学也。”王献唐在信中还表达了与国府共进退、誓不做亡国奴的心志:“无论如何,亡国奴帽子至海枯石烂,兄决不戴也。”

12月,南京陷落,津浦线上的日寇将南侵,王献唐到曲阜,商议图书文物远徙之策。由于经费、车辆限制,只能从第一次运到曲阜的书籍文物中挑出一半,由已改为第十重伤医院的原省立医院的专车,运到汉口。其余的,仍留在孔府保存。

车行八日,抵达汉口,中间三次遭遇空袭。每逢敌机来袭时,屈万里就要想到怯战的山东军政首脑韩复榘,认为正是韩的自私、怯懦,才让敌军长驱直入,故笔下充满对韩复榘的鄙视与痛恨。当时的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在《运书日记》中,针对韩复榘也多有此类笔墨。当韩复榘被国民政府正法时,屈万里与陈训慈在日记中都发出了欢呼。

当时,山东大学教职员工也在汉口。不久,奉教育部令,山东大学迁至四川万县开学。山东大学聘任王献唐为中文系教职,王献唐考虑到可以将带来的书籍文物与山东大学书物一起保存,遂接受了聘任。此后,这些书籍文物由汉口启程,乘船经宜昌、万县、重庆、宜宾,到达乐山,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命运。过三峡时,可谓惊心动魄,而从重庆到乐山的途中,更发生了险情。当时,屈万里用小舟往轮船上搬运书箱,不料雨滑舷窄,他差点落入江中湍流,幸而身手健捷,才避免了不幸。

像很多读书人一样,在国破家亡之时,会产生自我审判的意识,屈万里与王献唐在运送图书文物的过程中,不时也会有自我审视之想。如在汉口的抱膝亭,“与献唐先生品茶于抱膝亭下,望浮云之悠悠,听江水之滔滔,不觉壮怀顿生,慨然有击楫之志。夫男儿具七尺躯,值国破家亡之日,不能执戈前驱,枭倭寇之首,悬诸蒿街,乃复区区事此毛锥,将何以对我英勇抗战之诸将士耶?”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在《抗战中看山河》一书中,也是充满了这种自审的意识。这并非是书生的纸上谈兵,而是一种可贵的责任感。屈万里与王献唐当然不会不知道保护这些书籍文物的意义,只是,国难当头,作为男儿,心中没有涌起过上马杀敌的冲动反倒不正常了。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屈万里与王献唐历经千辛万苦保护的书籍文物都安然无恙地运回山东。此后,屈万里随国民政府到台湾,先在台湾大学任教,后担任“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担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二人在目录学、版本学、文字训诂学等领域均有卓越贡献。

《载书漂流记》用文言写成,文字典雅而兼具慷慨沉郁之气,是信史,也是上好的纪实文学读本,相信时间会给它镀上越来越迷人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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