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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同体推动全球化
作者：丁力 2017-04-12 15:50
在当今世界，大国的作用在减弱，结果必然是更多的无序。因为缺少领导力，全球化走弱的趋势还将继续
在前些年全球化的高潮中，批评者说，全球化是美国化。这个判断有一定的道理。上一轮全球化是美国主导推动的，当然会带有美国的观念和利益。今年初，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按照他的想法退出美国领导的全球化，更多关注国内事务。全球化正在退潮，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调整。在这个时候，中国挺身而出，继续坚持全球化的方向和倡导。
共同体与社会
对这个世界的描述通常使用“国际社会”。自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这个表述已经成为中国官方在国际社会中的常用词之一。那么，国际社会与命运共同体有什么区别呢？
“共同体”和“社会”的概念可以参考社会学家的定义。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在他的学术生涯的早期写下了《共同体与社会》（1887年）。这本书奠定了他的社会学大师的地位，在他生前已经出到第八版，至今仍被广泛阅读。那时还是社会学发展的初期，他有必要给“社会”作出一个定义，而“共同体”是与之对应的另一种人群关系。腾尼斯说：“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或者被理解为思想的和机械的形态——这就是社会的概念。”关于社会，所谓的“思想的”，应当指思想的虚构，而不是现实的存在；所谓的“机械的”，即无生命的、无机的。所以，在腾尼斯看来，共同体和社会是两种相反的结构。
斐迪南·滕尼斯铜像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学者接受达尔文主义，常把国家和文明看作是有机体，像生命一样有诞生、成长、衰老和死亡，彼此之间为生存而竞争。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传播到中国之后，影响到严复、梁启超、鲁迅等至少两代学人。
“共同体”有时又被译为“社区”，很不贴切，听起来像是居民委员会。共同体不是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的下层单位，相反，它由关系密切的人构成。腾尼斯说：“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我们这样认为）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社会是公众性的，是世界。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所以，腾尼斯强调共同体内部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但也有威严的领导者。这有些像是中国过去聚族而居的自治的乡村。人们可能出生在共同体，却需要“走进社会”，等待他们的是“他乡异国”。在毕业之前，学校老师会警告调皮的学生将遇到麻烦。毕业生从共同体进入社会。社会是松散而冷漠的，缺少共同体的包容。
社会比共同体更大。腾尼斯说：“在一般意义上，也可以说有一个包括整个人类的共同体，像教会所希望的那样。然而，人类的社会被理解为相互独立的个人的一种纯粹的并存。”在这里，他把共同体与教会联系在一起。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儒家都认为自己的价值是普世的，但不是现实。
腾尼斯说：“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不管作为事实还是名称，皆如此。”“共同体”在农村最为强大，生机勃勃。“社会”是由于人员的流动而产生的，如都市生活，因此是新的、暂时的和表面的。新的未必就是好的。把新与好等同起来是从欧洲传来的进步思想，缺乏历史根据。
当然，社会学家的概念和国际政治学家的观念会有差别。但相同的词必然会具有某些相通的内涵——这是本文介绍腾尼斯的原因。国际社会是实际的整体存在，在此之中，国家间还有各种结盟关系、各种“合作伙伴关系”，它们实际上都是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国家选择的结果，目的是获取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安全。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共同体就会遇到危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生效前终止，就是因为特朗普认为这个协议损害到美国的利益。
全球化的倒退
全球化始于500多年前的地理大发现。在此之后，全球性的国际社会才逐渐出现。但这时的全球化是单向的，以西方国家的扩张为主要特征。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基本上结束了土地扩张。二战后，殖民地普遍独立，但美苏两大阵营割裂世界，军事对抗和意识形态冲突是全球性的。1970年代中国的转向及开放，率先促进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冷战后，美国携胜利之余勇，满怀对“历史终结”的希望，推动全球化，主要是投资和贸易的全球化。全球只有几个小角落是封闭的。在过去30多年，中国是大规模跨国投资的主要目的地。
当前，全球化正在经历一轮倒退。特朗普在推波助澜，却不是始作俑者。在他当选之前，跨国公司就已经开始向本国收缩。它们在和本土企业的竞争中没有取得优势。据英国《经济学家》报道，在过去五年，跨国公司的利润下降了25％，投资回报降到20年来最低。
在市场的因素之外，难民潮和恐怖主义、经济不景气和利益分配失衡，更加剧了全球化的倒退。原先较为开放的发达国家收窄国门，试图把难民挡在门外，把工作机会留在国内。同时，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政策却没有明显变化。这一事实反证了批评者多年来的一个论断：全球化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尤其是资本家的利益。
当然，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也对发展中国家有贡献，例如，生产外包、市场开放、技术转移。中国的加工业由此发展起来，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在发达国家，生产向国外转移导致失业，尤其是产业工人，虽然他们也从市场开放中获益，能够买到更便宜的商品。
美国的失业率近来在5％以下，已经达到充分就业。2016年竞选时，特朗普宣称，只有“白痴”才会相信政府5%的官方失业率数字。他提到另一种统计口径：“U-6失业率”，把非全职的工作者都算入失业，当时是9.7％。特朗普竞选时给出的数字是将近20％——如他的其他很多判断一样毫无根据。
特朗普威胁在美国以外投资的跨国公司，要求他们更多地在美国投资；他还提出减税计划，以提高美国公司的竞争力。特朗普不是疯子。他的当选反映了一个事实：美国不再愿意承担全球的领导权——除非有利可图，或为了维护美国的安全。美国将更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国内事务。这一收缩的趋势在八年多前奥巴马首次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就已经出现。特朗普对移民的限制，反映出亨廷顿在《我们是谁？》（2004年）表现出的焦虑。
新大陆以往的移民大多数来自欧洲，现在则主要来自欧洲以外的国家。因为文化背景差异大，这些新移民不容易很好地融入美国。他们保持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特别是人数众多的拉美移民。美国的“熔炉”难以熔化源源不断的移民，而且还有众多的非法移民。所以，特朗普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建一道墙，颁布旅行禁令，以阻挡非法移民，以及全球化的恐怖分子。
作为一个共同体，欧盟已经缩小。英国公投退出欧盟，原因之一是选民们担心中东难民经过欧洲大陆来到英国。英国是一个岛国，比较容易守住自己的边界，但危险仍然存在。英国公民在本土发动的恐怖袭击已经发生多起，最近的一起是3月23日在英国议会大厦附近发生的。据英国政府掌握的情报，至少有3000英国公民与伊斯兰圣战组织有联系，或是它们的同情者。
难民潮以及欧盟的一些南方成员国的经济危机（已有好转但还没有结束），迫使欧盟注重内部事务，以稳住阵脚，维持这个共同体。与10多年前相比，如今少了英国的欧盟还是大多了。当时，欧盟东扩，大量东欧人涌入西欧，但没有引起现在这样的惊慌，因为那时没有相随而来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还必须有价值全球化。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经济全球化不可能走远。这一论断已经成为现实。熔炉失效是其中较小的一个原因，更严重的是“文明的冲突”。这个概念是塞缪尔·亨廷顿在1996年提出的。但他有扩大化。文明冲突主要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不是全球性的。这两个一神教的冲突已经持续一千多年。儒家文明、佛教文明没有卷入“文明的冲突”的能力：作为文明，他们反对冲突和战争，也缺少动员群众加入对抗的精神资源。
文明的冲突已经在欧洲登堂入室。欧洲大陆有众多的伊斯兰移民，在法国大约占人口的10％，主要来自法国的前殖民地。德国有400万土耳其人，德国境内由土耳其政府管理的清真寺有700多座。他们在二战后来到德国。但两国有更长的合作关系。19世纪末，德国计划修建一条从德国经土耳其到中东的柏林－巴格达铁路，以获取中东的资源，打破德国可能被英国海军封锁的态势。这条铁路计划恶化了英德关系，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之一，因战争爆发而终止。
当前，难民和恐怖分子已经部分全球化。许多进入欧洲的中东难民途经土耳其，是否为欧洲阻挡难民潮成为土耳其的一张外交牌。自从2016年7月的未遂政变以来，土耳其与欧美的关系紧张。土耳其高官为在4月举行的修宪公投前往德国、荷兰等国，向当地侨民拉票，遇到阻拦。公投的主要内容是为总统扩权，同时，这个由凯末尔确立的世俗国家正变得更有宗教色彩。
全球化在从欧美退缩，在东亚也陷入困境。中、日、韩的经济合作举步维艰，原先的议程遇到障碍，主要是因为历史问题。钓鱼岛、慰安妇、萨德反导系统等问题都可以被看作是历史的后遗症。在韩国部署萨德是美国利用朝鲜核武的机会打入东亚的一个楔子。而后日本也有了引进萨德的声音。
共同体与全球化
区域化早于全球化。在部落时代，商业已经区域化。国家在形成之初就互相联系，成为战争中的敌人或盟友。
在19世纪，没有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具有绝对优势，因此产生了国家的各种组合。在冷战刚结束时有学者指出，以后缺乏领导者或霸主的世界将类似19世纪的欧洲。当然，21世纪的“国际社会”更大，也更复杂。美国现在最大的优势是军事，其次是创新能力。这是美国要极力维持的。
安全问题早已是全球化的，几乎所有各国都属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伊斯兰国，特朗普的立场强硬。
特朗普希望盟国更多地分担军费开支，用意是减少美国的支出，却不会出让美国的领导权。北约要求成员国的军费开支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在28个成员国中，只有美、英等五个国家达到或超过这个标准。特朗普曾批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对增加军费的保守态度。这是盟友之间的批评。盟友增加军费可以减轻美国的负担，其他国家这样做则不能，还会被视为威胁。
华盛顿长期以来对俄国保持警惕，非亲俄的特朗普能够很快改变。上个星期，北约盟军总司令（一位美国将军）要求美国增派一个装甲师和炮兵到欧洲，以对抗俄国。美国现在欧洲驻扎6.2万军队。俄国占领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地方武装力量，使一些欧洲国家感到威胁，特别是前苏联阵营的国家。
过于庞大、松散的全球化需要区域化的支撑。在全球化出现某种退缩之际，区域化应该得到更好发展的机会。但实际上似乎并不如此。区域化也在退缩，比如英国退欧，北美自由贸易区受到质疑。这个现象可能是暂时的，区域化的进程不久可能会赶上来。
脱欧之后的英国不会孤悬于欧洲之外。一个提议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的联盟（CANZUK）。这四个国家都说英语，可以组成一个比欧盟更亲密的共同体，缺点只是地理上的分散。温斯顿·丘吉尔设想过这样的一个联盟，与美国、“欧众国”同为组成西方联盟的三个独立集团。美国不在考虑之内。这个英语国家在制度上和英国有些差别。英美同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两国在二战期间建立情报合作。为了改变英美在这个机构内的不平衡，英国在1948年拉入澳、新、加三国。这就是“5眼”情报机构，延续至今，成为五国密切合作的一个标志。
如果美国减少全球存在，在海外的行动更有选择性，那么，一些国家将拾遗补缺，更加积极地谋求地区权力。土耳其长期受挫于申请加入欧盟而未有结果。这个北约成员国曾一度谋求从中国和俄国进口防空导弹系统，显然已有离心之心。这个奥斯曼帝国的孑遗近年来在邻国叙利亚很活跃。
这个世界需要全球化和同盟，也就是国际社会以及其中的共同体。在当今世界，大国的作用在减弱，结果必然是更多的无序。因为缺少领导力，全球化走弱的趋势还将继续。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也是最大受益者。所以，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参加和组建共同体，符合中国利益。全球化需要以区域化作为基础。中、日、韩是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中国需要领导并推动东亚的区域化，并由中国主持维护东亚的安全，建设一个由东亚国家组成的共同体。
在国际政治中，“共同体”与“社会”不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是大小的区别。国际社会接近是整体。共同体在国际社会之中，其形式多种多样，不一定是全面的结盟，可以有某种程度上的分裂——利益、观念和价值的不一致。中国与其他国家有许多的共同利益，不仅有战略伙伴关系，还可以在贸易、投资、反恐、防核扩散等具体事务上结成行动的共同体。
危机与机遇
全球化仍然具有内在的驱动力。在20世纪，众多帝国解体解体（其中俄国两次），国家的数量越来越多，国内的资源和市场却随着面积和人口的减少而缩小了。因此，各国都有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迫切需要。同时，各国面对的许多挑战是全球性的，如气候、核武、恐怖主义，有些至少是区域性的，如难民、空气污染。这些都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才能够较好地应对。
前些时候，汉语词“危机”经常被解释为危险与机遇的组合。这完全是误读。其实，“机”指变化的枢机，有“触发”之义。危机就是危险将被触发的关键时间段，这时候很少有机遇，因为太晚。机遇在危机之外，包括那些能够避免和减少可预见危机的机会。
特朗普竞选时严厉批评中国，上任以来在国内麻烦不断。TPP、奥巴马医疗已经被废除，也消耗了他的政治资源。法官任命、旅行禁令、新的医疗方案遇到抵制，他下一步主打的减税计划也不会顺利。
2016年，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进口总量略高于中国。3月28日，特朗普签署“能源独立”行政令，推翻奥巴马的“清洁能源计划”，并再次启用煤炭。这又是一项遭到广泛批评的政令。
美国的反对派谴责特朗普是俄国的走卒，对他与俄国关系的调查仍在进行。3月29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发表一篇短文：《特朗普是中国特工》。标题虽然是调侃，却也显示了作者认为特朗普的政策在让中国受益。
在竞选时，特朗普对中国的关注点集中在经济领域：贸易逆差、汇率。
为解决贸易逆差问题，3月31日，特朗普签署两份总统令，一份要求查明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另一份计划向对象国的“不公平贸易”征收制裁性关税，可能高达45％。同一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年度贸易壁垒报告，涉及63个国家，其中批评中国的出口扭曲了全球市场。不过，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说：“让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关于中国的新闻。”纳瓦罗曾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最激烈批评者。
美国是一个消费大国，贸易逆差已持续41年。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美国在2016年的商品和服务逆差为5023亿美元，中国占69％，其次是欧盟，占29％。如果不把欧盟作为一个单独的贸易体，日本超过德国，排在中国之后。特朗普没有在行政令中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如他曾经威胁过的那样。其实，汇率偏差的主要原因是美元升值（包括对欧元），而不是人民币被低估。
总之，特朗普正在学习国际关系。他似乎已经知道他不能为所欲为，但他的基本思路没有变。当前的国际局势对中国是一个机遇。美国主动从全球化领导者的角色上后退，减少了中美冲突的可能。“新型大国关系”的含义是避免现有大国和新进大国之间爆发冲突。其实，如果用商业的增长取代土地的扩张，这种冲突本来是可以有效避免的。“大国”是一个有些过时的概念。中国要防止超出实力的国际行动。国内的民生才是第一要务。
(作者系国际问题专家，《地缘大战略》作者)
丁力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学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