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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77
作者：任中夏 2017-06-08 15:38
1978年的3月，乍暖还寒，但万物开始复苏，我们就要告别寒冷的冬天，走进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季节
恢复高考四十年系列
人生如同一次背包远行，有时在崎岖的山路上攀登，有时在平坦的大道上行进，而一个个转折点和途中的故事，则使行程成为一部跌宕起伏、苦乐相随的连续剧。1977年是我和千千万万年轻人生命中的重要时间节点。那一年漫漫文化黑暗中，露出了绚丽灿烂的朝霞。我们有幸参加了中断10年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之后个人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感慨万千。
一
我生命旅程中的第一次重要转折发生在1966年。那年随着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和演进，我的家庭遭遇到重大变故，境遇一落千丈。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关进“牛棚”达5年之久。母亲受到牵连，多次被批斗。
1968年9月，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使我这个仅仅读完初中二年级课程，年龄刚满17岁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离别了弟妺和父母，到辽北平原上的昌图县插队落户。在6年多的“脸朝黑土背朝天，天当被来地当床”的艰苦生活中，深受东北农民吃苦耐劳、勤俭纯朴、善良豁达品格的薰陶感染，自己渐渐成熟和坚强起来。无论是当农民、当炊事员还是当半脱产的大队团总支书记，从未泯灭求知和改善命运的渴望。我自学了从初中到高中的几何和数学课程，阅读了当时条件下能够找到的像《红楼梦》这样的文学名著，在公社结合自身的工作做过“灶前炉火炼红心”的巡回演讲，在地区小报上发表过通讯报道和短文。6年多的磨练，使我真正成为了有一定知识（书本和实践）的青年。
1974年底，奉招回城后又在沈阳市第一粮库工作了3年多。虽然是机关工作，但因“工业学大庆”的要求，机关人员均要参加体力劳动。我扛过180斤的麻包，独自一人卸过60吨的粮食车皮，饱尝了“米里滚面里爬"的滋味”，而内心里却无时不在呼唤“何时能出老粮家”。在粮库我结交了一群挚友和有志青年。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友谊延续了几十年。时至今日仍能从与他们的交流中获得智慧、勇气和力量。当年也正是在他们的鼓励、帮助下，才迈出了有重要意义的一歩。
二
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8月，复出工作的邓小平主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高考招生制度。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播出了关于在全国恢复高等院校入学考试的通知。在粮库当团委干事的我屏声静气地听完广播，全身热血沸腾，意识到自己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机遇就要来临了。渴望求学，渴望改变命运的冲动，搅得我彻夜未眠。记得通知强调：1，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劳动知识青年可以报名，应届毕业生也可以报名。2，必须通过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份论”。4，徳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这些条件和要求，对我这个十年噩运相伴的人，真是天降喜讯。而已从“牛棚”回到家里的父亲和从五七干部点返城的母亲均鼓励和支持我参加高考，家里的意见空前一致。从那以后，虽然照常上班，但我的主要精力和兴奋点都集中在高考的准备上了。
1977年的高考时间定在了12月1日和2日，也就是说，从得到消息到进入考场，只有不足两个月的复习时间。这对于中断了近10年学校正规学习的我来说，真是一场难以想象的硬仗。
如何才能达到入学的文化标准，顺利通过文化考试？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不顾一切地利用可以利用的时间复习、学习。我从家里搬到团委办公室住下，和几位决定参加高考的粮库青年一起挑灯夜学，常常通宵达旦。这种状态一直坚持到进入考场。
首先是确定复习方向。由于理科基础太差，“文革”停课前只学完初二课程，一些重要的理、化、数方面的基础知识都没有接触过，因此断了考理工科的想法，全力以赴复习文科知识。
其次是寻找复习资料。我们几个一起开始复习的人分头打听，收集到了几本赶印出来的辅导材料，从中挑选了一本集历史、地理、政治、语文等知识为一体的大开本，便急不可耐地复习起来。
接着是确定复习方法并分配复习科目时间。实际运用的方法是背诵与理解相结合，在背诵过程中加深理解，在理解基础上推进背诵。第一遍是快速阅读，对辅导材料涉及的知识范围和内容有了初步了解和印象。第二遍是根据辅导材料对照有关教科书力图将知识捋一遍。但很快就感觉到有限的时间已经不允许我们抠知识细节了。到第三遍时不管过去学没学过，理解不理解就是背下来再说。先是自己看一个问题背一段答案，然后检查有无遗漏和错误之处。之后开始标注要点和重点。对辅导材料基本熟悉的同时，开始与他人互提问题，互告答案。再到后来，打乱顺序和科目，交换着提问和回答。最后竟能做到倒背如流。
在近两个月时间里，无论走路、吃饭还是工作之余，脑子里装的就是高考的复习题和答案。上班时也会时不时拿出材料瞄上几眼，背上几段。一到晩上，机关办公小楼除了值班室就是团委办公室的灯一直亮着。就这样厚厚的一本辅导材料（少说也有10来万字）几乎可以一字不差的背了下来。像《捕蛇者说》、《陈渉世家》中的一些句子：“苛政猛于虎”，“苟富贵，无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至今仍记忆犹新。
带着脑子里满满的背下来的知识，我走进了考场。
三
考试的安排，12月1日上午考政治，下午考史地。12月2日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考试的地点在铁西区一所中学里。
12月1日上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入了考场。这是间普普通通的教室，干净整洁。桌椅摆放得整整齐齐，桌与桌之间留着很宽的通道。入座后我按要求把准考证摆放在桌子的左上角，随身带的铅笔、钢笔、圆珠笔、橡皮等放到正前方。考场的座位陆续坐满了，有40来人。监考老师是一男一女，男老师主持，女老师在场内巡视。铃响前，男老师宣读了考场纪律并在黑板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大大的表，用来表示时间进度。
考试的铃声响了，我急切地拿起卷子，迅速浏览了一遍，感觉没有大的障碍，心情这才逐渐平静下来。就在我准备开始答题时，考场上一阵骚动，抬头一看竟忽忽拉拉走了10来个人。后来得知这些人报名参加高考，就是为了感受一下高考考场的氛围和样子，因而没有答题就退场了。坐得满满的考场一下子空荡了许多。剩下的考生开始抓紧时间答题，只记得我答得很顺利，走出考场时轻松中带有一点点自喜。下午的史地考试也没有遇到大的问题和障碍，回到家后开始突击第二天要考的数学。
12月2日上午的数学考试让我感觉是掉进了深渊，相当多的题甚至无法看懂。冷静了一段时间，才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开始答题。凭借自己在知青点的自学成果，总算没交白卷。走出考场时两条腿如同灌了铅般沉重，上大学的梦想似乎一下子就破灭了。当我走进议论纷纷的人群时才得知，有相当大比例的考生是交了白卷的。这个消息似乎又给我带来了一线希望。
下午语文考试的状况好了许多。多数问答题都在复习范围内，答题也很顺利。最后就是重头戏作文了。记得作文题有两个：一个是写叙事文，题目是《在沸腾的日子里》；一个是写议论文，题目是《谈青年时代》。经过短暂的权衡，我选择了后者。大致构思一下就动笔开写，几乎是一气呵成完成了这篇作文。先是谈到青年时代的性质——人生的春和晨，因此应该确立远大理想，把毕生精力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着谈到青年时代的特点——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因此应该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作文中还联系实际对“四人帮”进行了批判。初稿完成后，距交卷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将作文工工整整抄了一遍，又仔细检查了文字和标点符号。时间到了，我才恋恋不舍地交了卷子。
回到座位上，正在我整理随身携带的物品时，监考的老师走到我身边，微笑着对我说：“两天来，你答得不错，在这个考场里你应当是名列前茅的。”这两句话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鼓舞。
在大起大落、喜忧参半的心境中，我完成了1977年的高考任务。
四
文化考试结束后不久，接到了体检的通知。体检的地点好像是在医大第一附属医院。之前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比较有把握的。除了插队期间有些水土不服患过慢性肠炎外，没生过什么病。没有想到的是真遇到了一个大坎。
测量血压时，考生的队伍很长。也许是精神紧张的原因，不少人血压偏高，有的高压超过了180。开始心里还有点幸灾乐祸，但随着血压计越来越近，我也不安起来。当大夫把血压计绷带绑到我胳膊上时，心跳骤然加快，两个太阳穴一蹦一蹦的。第一次测量结果令我大吃一惊，低压100，高压达到150，远超出合格血压标准。我一下子着急起来，请大夫连续量了3次，结果是大同小异。大夫看了看排在我身后的考生，对我说：“今天就这样吧。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可以再来量几次，会按效果最好的那次算的。”我不好再说什么，心情沮丧地回到家中。
父母听到这种情况也很着急，怕我因血压不合格而上不了学。于是四处打听咨询如何解决血压问题。住在楼下的姜阿姨是医院大夫，她介绍我去一家中医研究所扎针炙。大夫在我头上扎满了银针（如在平时我早就晕针了，可那天竟毫无畏惧地挺住了），针拔出后，一量血压还是没有变化。大夫给我开了些降压药，第二天量血压的结果仍然高。不知怎的，只要大夫往我胳膊上绑测量带，心跳就加快。这样折腾了几天，我有些绝望了。
一位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个降压偏方：汽水鸡蛋液，说是很管用的。我孤注一掷，第二天就带上一瓶八王寺汽水和两个生鸡蛋赶到体检处。那天异常寒冷，在楼外我将汽水倒进饭盒里，又将两个鸡蛋打在汽水里，然后一口气把汽水蛋液喝了下去。这种混合液体太凉了，从嗓子眼到胃，一股寒流一泄而过，浑身立刻打起了冷颤。我不顾一切冲到医生处，可血压就像刻好了一样，总是停在低压100高压150处。
我几乎崩溃了，因为再有两天体检结果就要报到省里了，这意味着体检也就结束了。第二天我又来到体检处，那里仍聚集着一些复检的人。我挤到大夫面前请求再测量血压，那位大夫态度和蔼可亲，找到我的体检表后又详细询问了解了我的身体情况。笑着对我说，这是神经性高血压，心情一紧张血压就会高。所以一定要放松心情，使自己平静下来。从体检的情况看，你的身体应该没什么问题。也许是大夫的话起了作用，在最后一次测量后血压计显示低压86高压125，标准的合格血压！
看到大夫将上述结果填到体检表上，我才长长地出了口气。那天晩上我睡得很香很香……
五
体检之后，按程序就要进入政审和录取阶段。这个阶段我不可能亲身参与，从后来了解的情况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父亲虽然恢复了人身自由，但尚未平反，我也从未和他划清过界限，因此政审能否过关仍是一个谜。记得父亲被关押期间，我和母亲曾找过“革委会”的负责人（军代表），表达了希望能客观公正对待父亲的愿望。那位负责人一幅冷冰冰的面孔，甩出的也是冷冰冰的话。说父亲有严重问题，应该同他划清界限。我那时年轻气盛，用激烈的言语顶撞了他。说再过几年看，看看你们的结论能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些话激怒了他，不久一封函件发到我插队公社的党委。说我不能同有严重问题的父亲划清界限，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无异于将我置于死地。但公社与省城相隔甚远，基层干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难以同没有什么隶属关系的一所大学一致起来。何况那时我己被评为公社的劳动模范，还参加了县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个函件，但作为组织的来函还是装进了我的档案袋（直到上大学后，父亲落实了政策，清理个人档案时那份函件才被移出）。所以对自己政审能否过关的担心也不是杞人忧天。
省内的大学我首先报的是辽大。录取开始后，我的相关材料到了辽大，但能否录取还要看学校的态度。77级的录取工作有些特殊，好像各个系的负责人都参与了，并且有很大的发言权。我的有关材料首先被拿到第一志愿专业所在的系讨论。那时“文革”刚刚结束，“文革”中形成的派系关系仍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言行。这个系的一些人在批斗父亲时，就把我称为“狗子”，他们对我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推三阻四，找了各种借口不愿录取我。后来我被转到哲学系讨论。他们了解了我的情况后明确表示，我们系要！不能因为父亲的问题而耽误孩子的前程。就这样我被录取到哲学系。今天，当我写下这段回忆文字时，仍对哲学系充满敬意和感激。是哲学系使我最终跨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之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78年的3月，乍暖还寒，但万物开始复苏，春天的脚步越来越快，我们就要告别寒冷的冬天，走进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季节。
(作者1977年考入辽宁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到中央民族大学(前民族学院)任教。历任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常委，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