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四十周年系列】在赢得的同时,我们失去了什么

作者:崔卫平 2017-06-09 16:20  669

当年的高考的确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个人命运。但是,这些获得重新书写自己命运的人们,却较少能够改变知识在民族生活中的命运!

经济观察报 崔卫平/文 

我坚信自己会上大学的,即使在插队时也没有怀疑过。1975年春天我去农村插队,就是为了能够上大学。当时的政策是,高中毕业必须插队两年之后,方有资格报考,于是我就下乡“镀金”去了。现在想起来,为什么会有这个底气?除了姐姐是工农兵学员,我觉得自己要步她的后尘之外,再有就是对于知识的确信。我很清楚地知道在这个世界有些地方,蕴藏着人类知识的宝库,那里堆积着奇妙的智慧,它不会被埋没,也不会无人问津。在这之前,于某个恰当和幸运的时刻,我被激发起对于知识的兴趣和热爱。

有关高考的第一次“启动”,并不是在1977年,而是更早,大约在1972年。我自己有一些记忆,但是始终没有得到论证。在落笔写作这篇文章之前,我向历史学者雷颐先生请教如下:应该是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一些海外的科学家回国,发现国内年轻人的科学水平太低,表示忧虑。在见到周恩来时,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周因此而考虑在工农兵推荐的基础之上,加试文化课的分量。有人建议,某些学科比如理论物理,应该不排除从应届高中生当中选拔。这些在当时只是传说,没有付诸实践。与此有关的那段时期有一个名称,叫做“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至张铁生1973年夏天交白卷而告终。

我是1972年春节之后上的高中,在江苏大丰县靠海边的一所公社中学,作为下放干部子女随父母在农村。当时是从生产大队“戴帽子初中”考上来的,这种初中班是在原本小学的基础之上,临时加办的。碰巧我的初中老师都是66、67级回乡知识青年,与城里的老三届同学一样,他们本来也是准备上大学的,初生牛犊的他们将学校办得严谨有序。当我以语文并列第一的成绩考到公社高中,语文沈老师奖励给我两本“高考数学复习资料”,沈老师自己后来没有参加高考。

现在回忆那两本书的设计风格,印刷纸张,应该是60年代初期的。根据文革前的数学教材而配置的课外练习,分章节,内容排得密密麻麻,每本约有400页左右。两本性质差不多,我主要使用其中一本。我高一课堂上正在进行“对数”这一章的教学,我在复习资料中找到对应的这一章,那上面有许多练习题,我做得简直走火入魔。此前没有享受过这样思维的乐趣,一本作业本很快被我写完了。而且一边写,一边还在想,今后不管我做什么工作,从事什么学科,大概终生离不开做数学题了,这会是我一辈子的精神享受。后来课堂上又学抛物线,我也狂写关于抛物线这一章。这期间我给自己布置了许多家庭作业,一有空就拼命写。

敢保证,在这之前和这之后,我都没有写过家庭作业。我小时候浑浑噩噩,老师上课听不懂,老师站在讲台上是干什么的,我一点也不明白。实际上不仅是我不知道老师在干什么,老师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连我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贪玩儿。尤其是看见写作文就头疼,与大多数孩子一样。后来上初中,逐渐开窍了,能够将老师所说的,连成有意义的句子,也开始响应老师的要求,学习成绩明显提高,可以说学习的兴趣被调动起来了。然而知识的兴趣被调动起来,还是在上高中之后。我老师的两本数学书给了我另外一个世界。

这期间还发生一件事情。我父亲作为下放干部,他在农村一度找到了释放自己兴趣的天空。他原来是机关的文字干部,但始终是一个科学爱好者。这期间他没事,撕下几张我书包里抛物线的作业本纸,设计了一张图,经过反复修改后找到公社农具厂,自掏腰包花了100多块钱打造了一个“大锅”,他要研究太阳能。这“大锅”是一个伞状,伞柄部分比实际的伞柄要结实得多,将“伞”倒扣在地上,“伞柄”上能够挂一个水壶。倒扣的“伞”里有序摆放八九十块长方形的玻璃镜,太阳照在玻璃镜上,玻璃镜又反光集中照到水壶的底部,试图烧开一壶水。因为玻璃镜面是在不同坡度上,并不是一下就能够将其反光集中到水壶底部,因此需要不停地调试,将它们再三摆放。在同一所高中上高二的哥哥,与我一起做爸爸的助手。连续几个月我们每天在学校吃完午饭之后,就要走去公社农机厂帮父亲调试那些玻璃镜。我后来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会留心太阳灶,发现基本原理都是我老爸的那一套。

终于有一天,我忽然想起——应该让课堂上的数学老师看看我一个人从事的秘密活动。我拿去写了好几本的数学题作业,老师翻都没翻,就用他那江苏大丰话甩了一句:“你作业可曾做好了?”尽管正处于自己的迷狂活动当中,我也能够听出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如果你作业做好了,就没有必要做这个了。这就是一个数学老师!他瘦瘦的,脸长长的,一副犬儒主义。我后来知道他当年也是才高八斗,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应该有过知识受挫的沉痛教训,因此不惜无情摧毁一个女学生对于数学的自发兴趣。

传说恢复高考应该比这更晚一点,但是老师们已经各就各位了。印象最深的是化学老师,女性,胖胖的,从苏南无锡下放来的。听姐姐说,这位老师文革前便是江苏特级教师。她始终笑容满面,用浓浓的吴方言给我们解释化学元素表。记得有一课她刚刚讲完有溶于水的空气,也有不能溶于水的空气,然后提出问题,要完成什么需要一个条件,表面上有点离题。我坐在课桌上抢答道:前提是要有不溶于水的空气。老师感到很满意。她表扬我的方式是去跟我姐姐(也在同一所高中)说,让我好好学习。结果表明,我化学的确学得最好,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就能明白有关分子结构的那些事情。这件事情比学数学更神秘,此前我不知道父亲最喜欢的其实也是化学。

终于烧开一壶水的当日,父亲接到了回盐城当科技组长的任命,我们小孩子也跟着回城。在等待全家搬回的日子里,我曾短期住校。1973年春天,江苏省盐城中学有住校学生,他们在上晚自习,一般的书上没有写过这个。人们都以为那时候完全混乱,但其实任何时候都有一些缝隙。住校同学家在农村,来自盐城北部几个穷困县,比如阜宁、滨海,他们应该也拥有对于知识的信心和信念,但是多了一条,觉得这是改变他们命运的方式。这种对待知识的实用主义态度,我有点不喜欢,觉得他们有点老气横秋,但后来我自己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三年之后回到盐城继续上高中,比起我离开的时候,我的局面已经完全扭转过来,各科成绩都很好。有一回物理考试特别难,同年级10个班中有一半人数不及格,我居然得了满分。物理这门学科对我来说是这样,即使我做题都对了也不知道对在哪里,不像数学和化学那么在行。那时候已有布置家庭作业,我一般都在课堂上或者课间的十分钟内飞速完成。此前我有自己找题做的经验,因此在数学老师一节课讲到大半时,我就急急翻看课本后面寻找对应的作业,一口气把它们做完。可惜老师有时候布置写的是1、3、5道题,有时候是2、4、6道题,这个我不是把握很准,经常有写冤枉的时候。

按照我高中毕业的锐气,如果当年有高中生直接考大学,我应该去学理科而不是文科。1973年除了“张铁生事件”,这年稍晚些还有“黄帅事件”,两件事情加起来,学校里正在试图恢复的教学秩序又遭到破坏。1974年7月份我高中毕业,最后一学期就没学到什么东西,批林批孔也是在这个时候,那些吓人的口号、帽子再次出现在课堂里。

插队三年,从智力活动的眼光来看,整个就是浪费。

我不是说一个人不需要知道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从西边落下去,那是一种何等庄严、严正的景象;也不是说一个人不需要谛听春天时农田里万物生长的声音,同时也听到自己身体内部生长的声音;更不是说一个人不需要认得锄头、扁担、锹(大锹、小锹)、辨认地里蚕豆与麦子、大麦与小麦、棉苗与杂草,以及了解人们生活的各种智慧、难处、善良和狡诈、勤劳与偷懒等等。我以前在城里时,完全不知道这些,大街小巷只是我疯玩、疯跑的场所。

即使这样,我还是要说,那三年插队的生活十分无聊,尤其是我这样已经跟随父母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来说。

纯粹的体力劳动让人的智力变得愚钝,每天要下地,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花大量的时间,消耗自己的体力,每天精疲力竭地上床睡觉,这就是生活的主要部分。尽管也读书,但只有少量的书,很少有时间读书。一般下雨天生产队里开会,照样拿工分,不用花力气,但这种时候我就在家读书,读鲁迅和其他一些借来的乱七八糟的书,记得有两本线装本的《唐诗三百首》。如果我要替当年插队知青画一副漫画,那就是身体硕大,而头脑极小,像一个奇怪的其他星球的生物。很少需要用到头脑,很少有机会感到自己还是一个有头脑的人的存在。有人回忆当年在农村如何读了大量的书,我觉得这其中有美化的成分,如果是这样,那么何必回城?至少,有限的读书活动与整个人的生活不成比例,在人类丰富的知识宝藏面前,连门都没有进。

对于智力的损害,同时也是对于外形的损害。我那时候人比较胖,看那时候的照片,包括刚刚进大学时的照片,蠢得像一头猪。说实话,每次看到网上有人贴出当时年轻人的合影,在照相馆里照的前排坐几个,后排站几个那种,经常还有一排小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或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类,远远一瞥,我都会担心那里面有我本人。直到用手指放大一看,没有自己,才感到放心。每一个那样的女生都像我,我像每一个那样的女生,两条短辫、衣着雷同、面目呆傻。

尽管心底里抱着要上大学的信念,但是整个生活实际上是浑浑噩噩的,头脑与身体都是浑浑噩噩的。已经进入了那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光靠自己的力量很难拔出来。某种状况很像我听不懂老师上课的小时候,我这一辈子的生命就在这种明明灭灭的交替中度过,周期性地陷入浑浑噩噩,跌入迟钝陷溺。后来人们都说,当年参加第一届、第二届高考的人们多么了不起,参与高考的人数与录取人数是一个怎样神奇的比例,但是老天,那时候整个社会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像一个喝了多年的大酒终日不醒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报考理科是不可能了,荒废了三年,数理化已经拿不起来了,只有报考文科。当时许多人有我这样的经历。不仅是学文科,而且是学文学,而不是学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如果我没有记错,至少南京大学77级即我们那一届,没有经济学专业(78级开始有),也没有法学专业,有哲学专业而没有政治学专业。这么说来,人们对于人类自己生活的认识和展望,主要依靠文学,依靠“想像力”。文学在当时是最有号召力的学科,这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比如今天著名的法学学者贺卫方、诗人海子都是报考文学系未遂,被调配到法律系去的。

问题不仅在于作为个人无力选择理科来作为职业志向,还在于缺乏科学思维和训练,这对我们这一代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应该说,失去的东西是无法衡量的,某个不存在的维度对人们造成的损失,更多是不自知的。直到最近,我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比起缺少科学知识更为严重的,是没有将科学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立场,纳入我们的“三观”当中。

科学与一种严正的秩序有关,与外部世界有关。科学的对象是自然,而自然事物的存在,相比人类社会,至少比起我在其中成长的那个社会,具有很大的稳定性。一块石头的性质,或石头中所包含矿物质的性质,不是轻易改变的,因而也是可以信任的,更是需要尊重和不可僭越的。在自然面前,人们不需要发明和创造什么,而是去发现,去理解,去深入研究,找出和遵循那些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填到自然中去。研究自然的途径也具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即需要观察、记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出于主观臆想。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认识是不断改进的,人需要不断完善自己,而不是动不动声称已经走到真理的尽头。

另一方面,人对于自身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于自然的认识之上。人们与自身的关系,至少有一部分,也是与自然关系,因为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一样,我们人性中也有相对稳定的那部分——不仅要满足衣食住行的需要,还要有关公平、正义、尊严的需要,做一个诚实的、表里如一的人的需要,因此而自我认同并与他人认同。除非你把人类改造成另一个物种,给他植入另外一些密码,让他撒谎成性、与人为敌成性、以压迫他人和接受他人压迫为乐,但是这很难做到。如果承认人性如此,那么就要建立符合人性的社会及其规则。与自然规律一样,也有一些符合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来满足人们基本安全和权利的需要。不能因为你处于地球上我们这个地区,就不属于人类成员的组成部分,有着与其他人类成员相反的人类需求,从而偏离正常社会和正常国家。今天人们喜欢提到的“常识”,首先指的是共同性或普遍适用性,“反常”曾经是这个社会的常态。

如此看来,科学就远非一种学科,而是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基本的立足点,是建立人类努力方向的地平线,是构成世界观的界桩。缺乏科学视野的人,不仅失去了半个世界,实际上失去了整个世界,失去了在这个世界上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论。我们这些没有进入过科学学习及工作的人,却从另外许多地方,接触了一大堆反科学、有时候也是反民主的东西,比如尼采。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尼采热,存在主义热,都是强调“特殊性”而反对“普遍性”的,强调人的本性与自然本性完全隔离,结果走向与世隔绝那样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表面上是反抗,但其实与这个失调、失常的社会,恰恰是平行和相匹配的。

很难说,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将科学作为起点,将尊重自然规律及社会规律作为起点。当年没有具备的东西,如今仍然没有建立得起来。当今的中小学应试教育,将数学变成学数学、化学变成学化学、物理变成学物理,年轻学童首先面对的,不是大自然的奥秘,而是通过考试以“自救”,这仍然是扭曲的。

文理科完全隔绝,对于理科学生也并非幸事。我的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于1978年倡导大学语文课,获得支持在全国推广,流传至今。今天我要说,与需要“大学语文”课一样,需要有一门课程叫做“大学科学”,其对象首先是大学文科生,也不排除大学理科生,除了介绍科学基本学科概况,也应包括科学新的进展,尤其帮助让年轻人建立科学看待世界的立场,凡事要有界限。

1977年春天,宣布当年停止招考工农兵学员,这时候我插队刚满两年。实事求是地说,如果还是老办法,这一年我不一定能够被推荐上大学。就我们大队来说,人脉关系比我硬的或者“活动”能力比我强的,大有人在,我最先的估计太过乐观。所幸统一考试了,试卷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不管是别人将我排挤掉,还是我将别人排挤掉,都会令人特别不舒服。躲过一场甚至接下来几场恶性竞争,是我人生中有福星照耀。

面朝黄土的那种浑浑噩噩的精神状态,在复习考试中完全体现出来。重新拿起课本,感觉十分生疏,仿佛是上辈子的事情了。原来会做的数学题,现在我认得它、它不认得我,化学和物理早已丢到爪哇国了。因为是第一年,谁也没有经验,我们都是边复习、边劳动,而没有脱产复习。本来我打算最后停工20天,用10天复习物理,10天复习化学,临考前不久才得知,文科考生这两门不需要考。那时候觉得如果有10天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一个多大的数字啊,可以做多少事情,其实也是一厢情愿的想象。

初试是所有的人一起上阵,就是报纸上登的那个天文数字。据说当年考试纸都来不及供应,调用的印刷《毛主席语录》的纸张。记得在公社小学的初试教室里,严重损坏、布满皱纹的课桌,写一个字几乎要在纸上戳出一个小洞,十分费劲。复试是在县城教师进修学校,记得第一天进考场本人还闹出一个笑话。在课桌上刚刚落座,马上举手报告:“老师,我的钢笔丢了”,用的是那种“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口吻,较早我就熟练地掌握了这种反向愤世嫉俗的语调,仿佛那是别人的一个洋相而不是我的。

结果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教室里笑声不停,有人甚至大笑起来,不排除有个别人鼓起掌来。马上考试卷就要发下来,改变命运的重大时刻来临,大家也不觉得紧张,这属于玩世不恭。同一个教室的考生中,有不少来自附近上海农场的知青,他们年龄偏大,老于世故,一个个历经沧桑、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记得监考老师也笑了,好在有人解围。坐在我后面的一位男生站起来说,“老师,我可以将钢笔借给他吗?”原来是同一个中学、同届不同班的男同学,他在班上也很出色,只是那会儿男女同学不说话,没有打过招呼。接下来几天,我用这位男生的钢笔考完全程。结果是这位男生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大,报的是中文系调配到法律系,我以全县总分第二的成绩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然而,开个玩笑地说——假如丢钢笔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我借给他钢笔,也许结果就倒过来了。

那时候我有点会写文章了,准备了记叙文5篇、论述文5篇,整装待命。但是我有一个堂弟,他几乎不会写作文,在考试之前,我将自己准备的两篇作文给了他。作文题目《苦战》下来时,在考场上我判断他会采用我给他的某一篇,为避免雷同,我当场写了另一篇。考试出来之后回到家里,我姐姐让我把考试时写的作文再写出来给她看,她看后拊掌大笑:“你别南大了,就盐城师专万老师那里吧”。万老师是我上中学时的语文老师,因教学有方,在当地很有名,后来成了当地政协委员。当年我的数学成绩还可以,50多分,超出江苏理科的数学分数线45分,比贺卫方老师同一年高考数学仅得4分强多了,比我们班数学得3分的同学更强。但是我们班从北京考来一个应届毕业小女生,数学100分,跟我们坐在一起学习“郭鲁茅巴”(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太可惜了。毕业之后她出国学习计算机学得很好。

“高考改变命运”,现在的人们都喜欢这么说,是的,当年的高考的确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个人命运。但是,这些获得重新书写自己命运的人们,却较少能够改变知识在民族生活中的命运,几乎没有!今天的中国人视知识如粪土,或者说普遍反智,与当年简直有一拼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批后来成为这个国家方方面面中坚力量的人,是需要负责任的。为什么是这样?是否因为我们当年仍然根基不稳?至少,我们本人的行为仿佛并没有释放对于知识足够的确信。

那样一种对待高考的功利主义态度,表明很多人并不打算进入学术研究,只是换一口皇粮罢了,这个起点太低了。此前过于困苦的生活,远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能够锻炼人的意志品格,实际上很可能相反,消磨人的品格和意志。这表现在一朝解除了肩头上过重的负担,人们就不愿意在那上面再放上一根稻草,人性如此,除非个别真正杰出的人才。我们当时班上有一个名言,叫做“三十发奋不算迟”,是一位年过三十的老大哥写的一篇作文的题目,但后来的事实表明,不需要年过30岁,进校时年过25岁的人,基本上缺乏学术兴趣或思想兴趣,他们在精神方面的发展大体停滞了。即使年轻一些的,也表现得惰性很强,包括我本人。如今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已经退休,就精神状态而言,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

后来发现,坐在高考教室里满不在乎的状态,仅仅是一个表象,更像是苦中作乐。而现实从来是严峻的。进大学之后几年,我都在做同一个恶梦,梦见自己还在农村,“还没有上来,还在乡下”,梦里的我叫苦不迭。后来我将这个梦告诉其他人,不止一个人对我说,“哎呀,我也会做这个梦”。套用那部德国电影的名字,这便是“恐惧吞噬灵魂。”

我们的勇气,就是这样一点点丢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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