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衣冠敛劫灰

作者:袁凌 2017-06-10 11:12  657

近年盛传“民国范儿”,附庸风雅之外,不乏对人文底蕴和士林精神的某种缅怀,区别于眼下的体制依附与社会粗鄙化。

经济观察报 袁凌/文  近年盛传“民国范儿”,附庸风雅之外,不乏对人文底蕴和士林精神的某种缅怀,区别于眼下的体制依附与社会粗鄙化。但流风所及,众口念念“范儿”而不知其然,鲜有人可沉潜故纸,一探民国风度之下的人文底蕴究竟为何,与时代人生有何关联。在此背景之下,《理工学人的诗与世》可谓恰逢其时又难能可贵。作者章诗依,与我谊兼师友,恂恂君子,又能做实际功夫,正所谓斯人而成斯编。

“民国范儿”固然包罗繁复,涉及制度、人文、器物、风俗,具体到人文方面,大致是今人追慕的学贯中西,与新旧兼能。本书专注理工学人,又在前两端之外,加上文理互通。看来历历是风雅故事,细致读来,却自有时代升沉、人生况味出入其间,所谓读诗论世,写诗即写人,人处的时代,推而言之,更是写一种文化传统辗转兴替的命运。这是本书的题目《理工学人的诗与世》明白揭橥的。书的切口虽小,看似抓取一个轻巧角度,却是微言大义,有似马远、夏珪笔下的残山剩水,正可折射全体,透视心灵。

今人谈及民国学人之“新旧兼能”,颇多意淫成分,实为时代交替之际的客观情境。本书中的多数学人,在不知子曰诗云为何物时,已经受家教囫囵吞枣地背诵旧体诗词,这和我们的童年填鸭经历差似,只是填充的内容有区别,一为文化传承,一多政治灌输。再说到理工学人的文理互通,除了当时大中学教育的兼容性,区别于建国后教育的文理分科与工具化,也有这种启蒙教育的天然门径,往往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自然,这种主动与被动之间的文化出身,一旦获得当事人认同,也就成为他们主体生命的一部分,旧体诗词成为很多民国理工学人的终身积习,甚至心灵皈依之所。这是本书下力气探索的部分。

我未见过章诗依的旧体诗词,但想必民国学人和写作者在这方面的心理同构,是这本书产生的起点,并非单纯搜罗掌故以备谈资,否则难以做到在搜罗故纸之外体贴人情,读诗论人,进而论世。

在个人心灵安顿之外,这些诗词也自具文学上的某种成就,以致对时代、人性的传达功能。尤其像陈士骅在文革劫变中有意的忆旧咏史之作,有似王鼎钧的回忆录,实有以一己之力保存历史变迁的功能。王绶绾、胡先骕亦有类似的抒怀咏史之作。将诗言志有意识地与时代历史变迁结合,继承“诗史”遗脉,在现代人文学者中有吴宓与聂绀弩,陈世骅亦庶几近之。

在诗歌成就上,理工学人固然缺乏像陈寅恪“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斜阳”或者聂绀弩“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那样的传世之句,却也有“天殷嘱我重斯文”“寒飚日夜扫乾坤”这样透露了时代内情和人心状态的警语。

但在心灵安顿进而以诗证史的另一面,这种“新旧互通”“学贯中西”也意味着处于时代交替中人们的文化与人格分裂,带来终其一生的矛盾与痛苦。遍历西方学术却又深具传统文化自觉的吴宓,曾以“一身而骑二马”的“车裂之感”来比喻自己在中西文化之间的分裂,自然也是新旧之间的分裂感。到了1949年以后,则变形为无产阶级革命“破四旧”的“新”与自己存续传统命脉之根的“旧”之间生死攸关的冲突,对于最真诚又具文化自觉的人来说,冲突到极致,往往避不开作为精神容器的肉身的毁灭。文科学人吴宓、陈寅恪如是,本书中理工学人胡先骕、陈世骅、欧阳翥诸人亦无二致。在他们的笔下,虽然没有像人文学者表现得那样明显,但亦在不经意间有所流露。

譬如王绶绾笔下的“五十万年溯斗争”“且喜诗书销海内”,胡先骕的“天人消息应难喻,漆室徒伤事事屯”,吴寿彭在文革开始之际写下的“人间相斫谁当世,天道能仁奈若何”,都透露了“天人之际”的分裂与忧患,情势加剧到极致,个体在时代历史面前的毁灭也就在所难免。即使肉身没有当下毁灭,终身的分裂感也在所难免。诸多理工学人在1949年之后,明知风险重重依旧舍洋归国,从此历经压抑辱没,留在异乡的则终身深陷思乡之情,本书中前者如翁文灏,后者如阚家蓂,身世感受端端发为诗句,存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轨迹。

关于理工学人“能诗者多科学”现象的由来,本书记载,胡先骕 曾在1965年对龙榆生解释为“盖承数千年来积势”,“盖旧时代流风余韵之余波,在今日不可见矣”。胡先骕揭示了“文理互通”表象背后的新旧过渡,而在文革前夕感慨“今日不可见矣”,实有一代学人的身世之悲。

“今日不可见”背后的原因,是政治运动对学人新旧过渡生命情态的扭曲,学人身上新旧的矛盾转化为政治与人文之间的冲突,这种扭曲感在胡先骕本人的诗词中体现得尤为明白。本书收录了胡讽喻政治的《甲申三百年祭》,让笔者想起在北京植物园石壁偶遇胡先骕的一首长诗《水杉歌》,在这首吟咏记录自己一生最大科学发现的咏物诗的结尾,胡先骕不忘了把水杉的科学发现和本书中另一学人杨钟健对于禄丰龙的发现并举,与冷战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总结为“东风伫看压西风”,这显然是对最高领袖对世界形势判断的直接呼应,表现了诗人努力呼应政治的意识。

但如此主动地扈从政治,并没有为胡带来政治身份认同,樱桃沟水杉成林,胡先骕却离奇死亡于文革劫火中。其他学人或回避,或抗议,或附和,但鲜有能在政治情势之下出处自如的。政治对人文的压抑扭曲,直至毁灭,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宿命,本书从理工学人角度的记录,实有管窥全豹之效。

政治的新旧之外,现代学人的旧体诗词写作,还有一个如何与新诗对话的问题。本书写到的理科学人,鲜有同时写作新诗者,唯一的例外是周太玄。另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学人们大多选择了格律要求最严的律诗体裁,在严格的韵律框架中纳入诸多现代科学与社会名词,这一现象从黄遵宪、康有为以“声光化电”入诗已渐次成风。历史学家唐德刚还在为本书中学人阚家蓂诗集作序中强调了写新诗和旧诗的区别,认为写新诗可以完全凭才气灵感,旧诗还要在二者之外加上“相当的汉学根基,以及锤炼和推敲的长期练习”,甚至“作律诗要几十年的功夫”。这显然是以律诗为上,甚至学人们写五言诗的也不多。

但在强调律诗优越地位的同时,学人们也可能错过了某种机会,旧体诗词始终无法与新诗有效地对话,导致一方面新诗的发展“仅凭才气灵感”而缺乏根基,一方面旧体诗词始终缺乏文学主流的意义,在社会生活传达上也备显窘迫局促,沦为个人修养爱好,以致某种“民国范儿”的流风余韵,逐次式微。这和西方诗歌的发展区别明显,也显示出另一种民国学人身上“新旧”的断裂。

秦火之余,故国衣冠,仅存劫灰。珍重地检视历史地层,发掘这捧劫灰,聚敛整理,用心存放,这是章诗依此书做的工作,非流俗怀旧、附庸风雅者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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