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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是“合众国”
作者：刘刚 2017-07-03 16:03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合众国为一国”，他们从五湖四海向着一个中心辐辏而来，走在了中国诞生的道路上
【文明的焦虑】
良渚化世界
沿着玉石之路，长而又长，良渚人奋然北上，不像是逃难，反倒像扩张。
虽然战争难免，死人的事会经常发生，但良渚人还是锲而不舍逐玉远行。
他们往西北去，最远到了哪里？或曰齐家文化发现了良渚玉器，是良渚人追求玉石到了这里，还是良渚玉文化的影响到了这里？这一分别，对我们来说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一追求中，良渚文化的“越禹”变成了“戎禹”，禹在不同的文化区系和文化板块里都显示了他自己的存在，这种跨越地缘和血缘的文化普适性存在，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曾经有过一个“良渚化世界”。“从东南到西北”，“越禹”变“戎禹”，已不单单是个传说，考古学正在发现越来越多的遗址遗迹，一而再地揭示中国国家起源的历史运动大势，正是在这一大势中，不仅普及了良渚文化，还使玉成为了“中国”的标识，以至于在论及东西文化源头而众说纷纭的今天，我们辨别一处遗址，观其文化，询其来源，究竟是由“西来”，还是从中国本土自发，那文化的试金石就是玉，有玉，那文化便是中国的，因为西方新石器文化里没有玉，遗址里没有玉，才可以另当别论，问一下它们从哪里来。
那时候，良渚文化的影响，有点像西方的古希腊，在国家解体后，还留下个希腊化世界，良渚人也是如此，当他们的本土本国丢失以后，他们反而拥有了一个良渚文化的世界，那是一个玉文化的世界，就像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人都自称为希腊人的子孙一样，那时中国人也都是玉的传人。
玉不光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标识，同时还成为了中国人的身份标志和人格范式，不仅国家制度取法于玉器制作，发展出制度文明的规范，而且个体人格也向玉看齐，形成精神文明的标准。
参考“希腊化世界”的说法，我们也可以把那个玉器时代的中国称之为“良渚化世界”，就像后来的欧洲人自称“我们都是希腊人”和中国人自诩“炎黄子孙”那样，也许史前中国就曾经有过一个“我们都是玉的传人”的时期，那时，还没有“炎黄子孙”一说，玉成为了中国人的身份特征。
良渚人的迁徙是全方位的，除了向东出海未见有遗迹，向西南和西北去的都发现了遗址遗迹，但良渚人的成功却不是全方位的，往西南的良渚文化分别进入皖赣、闽粤、巴蜀，被融合于当地文化中，同当地文化一道被边缘化了，真正发展起来，开出中国历史运动大势，形成文化主流——“良渚化世界”的，是往西北的一支。这一支在与其他文化强强联合与冲突中，一起缔造了中华文明共同体。“良渚化世界”首当其冲，便是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前面我们多次提到这两支文化的亲缘关系，在此，我们试举一例，略作说明。孙机在《从历史中醒来》一书中谈中国古文物，一开篇就谈到天津博物馆藏的一件玉鸷，那是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的，在“鸷鸟、神面与少昊”一章中，孙机指出，此玉件由三部分组成，上部为一欲飞之鸟，中部为人首，下部为基座，或曰为“青玉鹰攫人首佩”，恐不确，因为人首当为神面，而非供鸟啄食的祭品。孙机还指出，与之相似的玉饰，还有两件，一件是山东日照出土的龙山玉圭，另一件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龙山玉圭，三件一对照，可见刻纹有多么相似。
首先，这三件神面顶部都作“介”字形，外撇两檐，耳垂两旁，眼如漩涡，如此造型，最早出现在良渚文化中。还有更为引人注目的立于神面之上的那只鸟，就颇有“天命玄鸟”的意味，其样式最早也出自良渚文化的玉立鸟，所不同者在于，龙山玉鸟做威风凛凛的鸷鸟状，而良渚玉立鸟则浑然素朴，萌态可掬，这大概反映了两个不同时期的诉求，龙山玉鸟在扩张时期，令人敬畏，体现了国家本质所要求的威权那一面，而良渚玉立鸟处在萌发时期，令人亲近，恨不得将那鸟儿抱在怀里，形成共同体。这样两只形似却迥异其趣的鸟，反映了国家起源的两个不同阶段以及国家本质从亲民到威权的两个方面。
龙山文化出自大汶口文化，又大量存在良渚文化的因素，有可能是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的情况，在良渚文化的遗址里有反映，孙机在书中提到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良渚玉镯，一面刻有大汶口式的意符文字，另一面刻了一个带座神主形象。两种文化符号，统一在一个玉件上，分明在提示着两种文化已有了合二为一、融为一体的趋势，为良渚文化进入龙山文化准备了前提。
除了神主，还有安放神主的基座，孙机也对两种文化的刻纹做了比较，他发现，大汶口之带座神主式的记号曾在南京北阴阳营出土的良渚陶尊残片上出现过，而且就在天津博物馆藏的那只龙山玉件的基座上，他又发现，基座上部刻有“反动”之二鸟——两只反方向飞翔的鸟是否有着暗示“反者道之动也”的意味呢？这样的图案，在良渚文化的玉梳背上也时有发现。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龙山玉圭神面刻纹两侧还刻有两个人像，这也是从良渚文化里来的，在反山16号墓出土的良渚玉冠饰和瑶山7号墓出土的良渚玉三叉形器上都发现有神面两侧的人像。种种迹象表明，良渚文化推动并参与了一个伟大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正是在这一建设过程中，良渚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令人神往有待于发掘的“良渚化世界”。
中国历史的统一性，若要溯源，就应该到史前“良渚化世界”去寻觅。孙机说，孔子周游列国时不用带翻译，秦始皇“书同文”只不过是一道行政命令，之所以能心想事成，是因为“中华古民族在遥远的时代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也许就从“良渚化世界”开始。
走向合众国
良渚化世界的下一个里程碑在陶寺，我们来看看陶寺文化里的良渚因素。
陶寺遗址在晋临汾，古称平阳，有“尧都平阳”和禹“又都平阳”一说。
于是，有人提出“陶寺文化”正是尧、舜、禹时期的文化，其遗址，自临汾以下，由北而南，沿汾河下游分布，这一线，贯穿了襄汾、曲沃、侯马、稷山，一直延展到了黄河边。
陶寺文化早期，或与帝尧——陶唐氏有关，中期，产生了“都邑”——国，然后，沿着汾河南下，经过汾运盆地，翻越中条山，渡过黄河，进入豫西平原，晚期，开启二里头文化。
汾运盆地，位于山西临汾和运城两地之间，西面有吕梁山，东南有中条山，北方有太岳山，来自吕梁山的汾河，从盆地流过，在与浍水合流的三角地，形成了汾运盆地的核心区域。
盆地，是宜于文明婴儿生长的摇篮，应有河流为新生的文明哺乳。竺可桢之《天道与人文》言，文明起源时都很脆弱，有如婴儿，待其成熟，要有漫长时间，期间，如有蛮族入侵，“则一线光明即被熄灭”，有幸能成长起来的文明，都有一定的封闭性，或居半沙漠地带，或为“四塞之国”，在汾运盆地里孕育起来的陶寺文化，就是这样一个被吕梁山和中条山团团围住的封闭性的“四塞之国”。
严文明《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也谈到，崧泽文化主要分布于太湖的东部和北部，东南只到嘉兴地区，杭州地区极为少见，良渚遗址群所在的良渚——瓶窑一带基本不见。
也就是说，良渚文化是从外地迁来的，严文明认为，这像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其背后显然存在着一个拥有很大支配权的权力中心。这个中心，当然也就是那个在平原大泽兴起旁湖临海而居的崧泽文化大本营，来到天目山两支余脉南北夹持的小盆地里发现了国家起源的地理机会，就在这个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3—5公里面积约34平方公里中间有东苕溪穿过的小盆地里分娩了良渚文明。
良渚文明是崧泽文化在浙西山地与浙东平原的交接地带播的种，文明的种子在这一带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长成良渚文化，它克服了崧泽文化有水可恃无山可依、有路可通无险可守的弊端，在一个既便于防守又利于交通的环境里独立自主的成长，总之，它就是为了国家的起源而出生。
陶寺文化的情形同良渚文化类似，它也是龙山文化自东向西迈向国家起源的关键一步，张光直在《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一文中指出，龙山文化从黄河下游向黄河中游发展，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在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文化类型，晋南临汾盆地类型，也就是陶寺文化类型，就是其中发展的较为成功的一支，“成功”，是指向着国家起源的目标所达到的程度。
张光直说，目前在临汾盆地的坡地上已发现70多处遗址，仅陶寺遗址有较详的报告。该遗址，其遗迹遗物分布范围，约有3平方公里，仅一小部分被发掘。遗址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一处大墓，据说，墓地有数千座墓葬，已发掘的便有千余座。值得注意的是，墓葬都是单人土坑墓，头朝东南。
墓葬中，头那朝向，仿佛在告诉我们：人从哪儿来，要回那里去！就在那方向，有着魂归路，那儿有故土，那是魂归处。当一种文化孕育了新的文明，那新的文明其实不宜于故土出生，因为故土的一切都已定型，新的理想难以寄托，更何况故土资源有限，容不下反传统的理想生根，于是，文明的迁徙与文化的转型共生。在文明的阵痛中，首先想到的便是要为新生的文明找到一个安乐窝——分娩的盆地，使之有利于新的理想诞生，有利于新的文明成长，而陶寺遗址所在地就是这样一个适宜的地方。
走出血缘性的故土，走向地缘化的国家，这便是龙山文化的开国者们所怀有的理想。正是这一理想，造就了中国传统中最古老的一代英雄和贵族。比较起来，他们似乎就像近代史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者们那样，带着他们自己的新教的信念和新世界的梦想，从黄河下游来到黄河中游，从海岱地区来到临汾盆地，不光要把“良渚化世界”里那个玉制的国家样式贯彻到底，还要往那审美的国家观念中注入青铜的血性和魄力，他们除了具有良渚文化所表达的优雅的丝玉气质，还有着龙山文化所追求的刚强的青铜气魄，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缔造了一个国——“合众国为一国”，也就是孔子“祖述”的尧舜之国。
那个国，成为了后世一切国的典范，尧舜也就成了后世所有人的楷模，孔子“祖述尧舜”，是把“尧舜”作为人文始祖，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把“尧舜”作为人性的最高代表，所有人都必须向“尧舜”看齐，把个“尧舜”当做了全人类的榜样。以至于到了晚晴，还有个名叫徐继畬的人，在他的世界史著作《瀛寰志略》里仍然这样接着说，说他从美国的开国者华盛顿身上看到了“尧舜”禅让，从美国那个“合众国为一国”的自由民主的国体里，看到了中国先王追求的天下为公和人类大同的理想。
“尧舜之国”究竟怎样？显然不是秦汉以来的王朝模样，也非秦汉以前的三代那样，尽管后世君主皆以之为榜样，但他们之间还是有着根本的不同，那就是后世君主世袭而尧舜禅让，世袭与禅让是政治运行的不同目标和方向，以君主制行禅让，不管你怎样高举尧舜的旗帜，那也就如同南辕北辙一样走错了方向，较之秦汉、三代，禅让制的“尧舜之国”更像是“合众国为一国”的美国，而禅让制本身也比世袭制更接近于自由民主制。或曰，何以西方君主世袭制能够通往民主制？那是因为用君主立宪的方式把君主关在了制度的笼子里；何以中国的君主世袭制没有通往民主制？那是因为秦汉以来的中国没有一条通往立宪之路，而三代以来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条通往革命之路，更何况满怀革命理想的中国人民宁愿历尽千难万险去改朝换代，也不愿意让哪一家一姓万世一系，在西方这是法律问题，在中国则是人格问题。
“告别革命”谈何容易！告别了阶级斗争式的革命，可是还有中国传统的圣人革命，“天地革而四时成”——这样的革命，你革得了吗？即使反传统如文化大革命，不是也没能革掉“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不正是在“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中，我们总还能感受到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沸腾的血性，也只有在此时，中国人的“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会突然迸发出来冲决君主专制的网罗，不但唱响“汤武革命”的圣歌，还会情不自禁的想起那个“合众国为一国”的“尧舜之国”——中国。
农牧大合唱
走向合众国，一走就是几十年，一代代走下去，走个上百年或几百年都有可能。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合众国为一国”，他们从五湖四海走来，从苏秉琦所说的“六大文化区系”向着一个中心辐辏而来，走在了中国诞生的道路上。他们从良渚文化来，从龙山文化来，从红山文化来，沿着国家起源的两条“地理机会”线走来，从东南往西北，是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路线，也是主导了中国历史运动大势的一线，从东北往西南来，是红山文化的路线，也是游牧文化入主中原的路线。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便是这两条线交叉形成的两个点，它们都分布在农牧业文明的分界线。
这条农牧分界线，又分为南北两线，南起“龙门—碣石”一线，北达“长城—阴山”一线，陶寺文化就分布在南线，在分界线上偏向农耕，而石峁文化分布在北线，在分界线上偏向游牧。
南线，西起吕梁之南端的龙门山，向东北延伸，越过霍山，直至昌黎，抵达渤海湾，此一线，系由太史公于《史记》中提出，人称“司马迁线”，游牧民族正是通过这一线进入或入主中原。
北线，最重要的，是位于贺兰山以东、吕梁山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的河套地区，黄河在此地，沿着贺兰山往北流，遭阴山阻挡折而向东，经由吕梁山南去。一条大河，除被三山环绕，还有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高原共同护持，形成“几”字形弯套，这便是“黄河百害，惟富一套”的河套。清人何丙勋《河套图考》序曰：“河以套名，主形胜也。河流自西而东，至灵州西界之横城，折而北，谓之出套。北折而东，东复折而南，至府谷之黄甫川，入内地迂回二千余里，环抱河以南之地，故名曰河套。”
河套平原，分为“西套”和“东套”，西套指宁夏银川平原，东套又分为“前套”和“后套”，前套指内蒙土默川平原，“土默川”是明人称呼，南北朝称“敕勒川”，即“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后套指内蒙巴彦淖尔平原。秦汉时期，王朝中国与匈奴争夺，就在前套平原和后套平原进行，这里是龙盘虎踞之地，也是龙战虎斗的战场。
站在农牧文明分界线上来看中国历史，就不能专用农耕文明的眼光，还要用游牧文明的眼光，这样来看，中国传统里其实有两个中原，农耕文明的中原，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中间；游牧文明的中原，靠近阴山和草原，在黄河拐弯形成的河套平原。同样，中国传统里也有两个南北朝，站在游牧文明立场，南北朝以长城为界，以汉家为南朝，胡人为北朝；站在农耕文明立场，南北朝以长江分界。这样来看黄河，便同时出现两个“河南”，游牧文明的河南在河套地区，农耕文明的河南在黄河中游以南。
笔者曾于贺兰山下观黄河北去，直奔阴山，山河辽落，竟默然以对，遂赋诗曰：
黄河本是一首歌，
千言万语不必说。
江山自有哽咽处，
路过河套要快活。
人称河套为“塞外江南”，这当然是从人文地理上来说的。地理方面的因素，无非山川风物，风物虽有变化，但山川基本格局仍在，我们有理由相信，史前河套比现在更像“塞外江南”，那时的河套地区，一定是一片辽阔的碧水青山和草原绿洲，不像现在，化为黄土高原，或处于沙漠化边缘。
而人文方面的因素，就是历史和风俗，风俗且不论，我们来看历史。历史上，所见最早河套人，都是匈奴人，匈奴人跑来跑去的河套，绝非“塞外江南”，此非山川有异，盖因文化不同。
好在发现了比匈奴人还早两千多年的石峁文化，让我们看到了“塞外江南”的本来面目，那就是在石峁文化里就如同在陶寺文化里一样，我们看到了一个“良渚化世界”的史前文明样式。
“良渚化世界”的一个标志，首先是城市，不是一般的城市，而是特大型城市，究竟有多大？数以百万平米计，良渚古城遗址约300万余平米，陶寺古城遗址约200万余平米，石峁古城遗址最大，约400万余平米，是那种外城套着内城、内城套着宫城的高台式建筑群构筑的“皇城台”式城市。这样的城市，早就出现在江南的良渚文化里，被龙山文化带到农牧分界线的南北两线上来发扬光大了。
有所不同的是，良渚文化偏于神权和信仰，到了农牧分界线上，信仰被逐步淡化，在城市中心，便以石砌“皇城台”取代了土筑“金字塔。这样的文化变异，还反映在“良渚化世界”的另一个标志——玉器系列上。我们知道，在良渚玉文化里，壁、琮、钺的组合最能反映良渚人的国家观念和神权思想，陶寺文化也有这样的玉器组合，但只保留了其中与国家观念有关的制度化的形制，没去追随反映它的神权思想的神徽之纹饰，到了石峁文化中，这一套组合就被解构了，因为代表神权的琮出局了，原以为石峁文化没有玉琮，后来发现有一把长条形玉铲，两边有等距离阴刻线，系由玉琮改制而成，原有玉琮，却改为玉铲，显然是对玉琮所谓神权的颠覆，看来良渚人的宗教信仰，在农牧分界线上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看“良渚化世界”，除了看国家的文明样式——城市，看国家的制度化标志——玉，还要看那代表农耕文明的重器——犁。犁常见于良渚文化里，它出现在农牧分界线上，可以说是农耕文明的胜利，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都属于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区，都是以农业为主导以牧业为辅助的的文化。
何以中国先民追求“合众国为一国”的理想，还要不远千里跑到农牧分界线上来？那是因为只有在农牧分界线上，才能实现两种生产方式和两个文化形态的大融合，也只有在这样的大合唱中，能为“合众国为一国”建立共同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前提，有了这样的基础和前提，“合众国”方才开启。
（作者近著《回到古典世界》，中信出版社）
刘刚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