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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相将归巢
作者：付如初 2017-07-18 15:04
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大概是风的方向吧。”
【文学转角处】
羞涩的幸福感
每当看到回忆性的散文，尤其是把过去日子里的细节都记得分外清楚的，我都会忍不住感叹，这些作家真是生活的有心人。他们生活着，同时也在品咂着；他们回忆着，同时也在幸福着——是的，我总是倾向于把乐于回忆、并把回忆写出美感的文字跟幸福感联系在一起——尽管他们写的不一定全是幸福的事。
多年前，曾读到本雅明评价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文章，他说在普鲁斯特耐心细致地编织回忆，一块点心的口感都足以让他编织出整个生活的时候，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爆炸性的幸福意志”——不幸福的人哪有能力去体会饼干浸泡在茶里的美呢！由此，本雅明认为，世上的确有一种二元的幸福意志：一是赞歌形式，二是挽歌形式。前者容易辨认，但往往显得肤浅；而后者则往往被理解为苦役、患难和挫折的变体——人是多么可怜，总是不敢相信幸福可以在美的王国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普鲁斯特看来，正是幸福的挽歌观念，把生活变成了回忆的宝藏，把文学变成了对细节的孜孜不倦。
沈书枝的新书《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还有几年前的处女作《八九十枝花》，似乎印证了我的感受，也印证了本雅明的观念。虽然，沈书枝的书不是写幸福的小点心，相反，她甚至写的是世俗意义上的“苦难”。她来自安徽乡间，家里有五姐妹，父母勤谨持家，才得以让女儿们或上学，或进城务工。多年之后，父母随着离开家乡的女儿们奔波在城乡之间，姐妹们也成了第一代城市移民。曾经的田园诗意是有的，如今的物力维艰也是有的，但她的笔端流淌的，却往往是一种不为生活所奴役的美感，一种属于微末生命的细小的满足感。同时，她也仿佛知道这样的美感和满足感不足以昭告天下，所以她几乎是小心翼翼地、羞涩地描画着。
《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
作者：沈书枝
人民文学出版社
如果文字也是有声音的，那有的会高亢到震耳欲聋，有的会清晰到斩钉截铁，有的低沉到压抑窒息，有的含混到不知所云，有的气若游丝到让人闻到死亡的气息，有的安稳笃定到娓娓道来，而沈书枝的，则暖糯到近乎呢喃耳语，很像廊檐下燕子的啁啾。读着这些文字，心里会有莫名的温暖感和舒适感，会让人重拾原乡梦，甚至会让人忍不住要做“归乡之计”。她的双胞胎妹妹有鹿在给这本书写的序里面说，“燕子”也是乡下姑娘最常见的名字，沈书枝和有鹿，乳名就是大燕和小燕。然后她说，燕子飞起来非常迅捷，但却是最眷念故土的羽类。
写作者的乡土中国
然而，除了回到回忆，回到文字，我们早已回不去那个可用来审美的故乡。沈书枝出生在1984年，在第一本书《八九十枝花》里，她细致地写了自己记忆中的皖南的雨、植物、节气、人。那是城镇化进程尚未到来之前的中国，一切都还是青山绿水的样子，都还是载得动乡愁的样子。在新书《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里，这些都迅速地消失了，她开始多多地写人，景和物都变成了背景。她写三个姐姐，写自己，写妹妹，写父母，写家，写相濡以沫，写重男轻女，写爱。
其中的章节《姐姐》最为有名，获得了豆瓣征文的大奖。她从妈妈超生写起，写一家五姐妹在乡下也算稀奇。然后，写一家人的稼穑艰辛，写穷，写三个姐姐的上学、初恋，写她们给家带来的改变。大姐最像家长，二姐最要强，三姐最有趣仁厚。她们每个人都更像生活中的人，而不是文学人物。而《双子》一章，她写自己和有鹿的相伴成长，让人走进了双胞胎姐妹的世界。
写人，最亲近也能做到最忠实，最琐碎还能做到最可读，着实不容易。伟大的纳博科夫谈论文学的时候，一直强调“智慧的阅读”，强调读者若想探究作品的究竟，最好用的钥匙就是把握细节。
书里有太多的小细节，让人读之难忘。比如她写打稻，“最苦的不是在大太阳下奔波，而是抱稻铺子时，手腕很快会被稻叶和稻梗割出密密一片红丝。”比如她写大姐看到了男生写给自己的情书，教育她不要早恋，“我默默地听着，只是不说话，后来趁没有人的时候，偷偷把那封信撕了烧了。并非因为听话，只是觉得信被看到了，有一种微微的耻辱感罢了。很多事，若非自己亲身穿过那幽暗多歧的长路，是无论别人如何说也不会明白的吧”。
最为可贵的，她写这一切的时候，没有文青腔，没有那种虚假的感伤主义，没有那种用知识美化劳动和苦难的腔调。贫穷和卑微，在沈书枝这里，不是浪漫主义的代名词。她本分、诚恳、素面朝天，她不怕暴露自己来自农村的“胎记”，她甚至不惜让自己的写作看上去更像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所以，她的小离合，小悲欢，小感动，小忧伤才会吸引人，打动人。所以，她才会让人辨识出她是一个善于感知幸福的人。
读沈书枝，她的白描功夫，她透过文字体现出来的审美趣味，她对人生的看法，往往会让人想到沈从文，想到汪曾祺，想到周作人，想到林语堂，想到废名。总之，都是那些带有些许出世情怀的，颇有闲适之风的文字。曾经，大时代里的文学被划分为战斗的风格、穷愁的风格和闲适的风格。除了战斗的之外，其他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否定。而实际上，文脉传承却往往不以时代的意志或者主流的意志为转移。审美的意志，或者说属于写作本身的道德，往往会更倔强地、更曲折地保存下来。
如今的乡土中国到底该怎么写呢？该写成问题文学，还是该写成遁世文学？该写成代表落后、需要抛别的过去，还是该写成寄寓中国梦的未来？或许这都是伪问题，唯有面对自己的、诚恳的写作，唯有不断拓展眼界和视野的写作，唯有不丢弃审美格调的写作，或许才是值得期待的，无论其立意宏大还是微小。乡土中国就是老百姓过日子的中国，若能回到这个价值支点，不知道会不会产生别样的文学观念和社会认知。
事实上，我们一直试图从文学中寻找现实的路标，但文学毕竟只是文学，如果摈弃对人性的探究，对审美的认知，单纯从不成熟的社会学，甚至强硬的意识形态角度去评判文学，就动摇了这个艺术门类存在的根基。提醒这一点，仿佛任何时代、面对任何作品都不过时。
活着，用文字微笑
尽管写贫穷和卑微的时候非常克制，但其实书里也在一笔一画地写这些生活的阴影部分，只是，作者不愿意，或者不会自觉地去放大它罢了。写什么和怎么写，自然是有选择的，而作者的选择，往往体现了她对世界的态度，对生活的态度。《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的动人之处，显然包含着这些态度背后体现出来的作者的性情，一种温润坚韧、不怒不怨的性情。文字里的沈书枝似乎还未长大，温良恭俭都是她未被所谓的“成熟”污染的自在状态。
书里写，姐姐们先后离开家，到城里工作，结婚，定居，生子，谋生。然后妈妈也离开家，到网吧打工。她们租房子，找工作，想着法子租门脸赚钱。后来，爸爸回到乡下种田，姐妹们和妈妈依然留在南京。在这期间，二姐离婚了，独自带着孩子，买了房又卖房；三姐的丈夫英年早逝，然后又再婚。生活，就这么日复一日着；家，就这么风雨飘摇着；甚至，文字就这么“流水账”着。于卑微者而言，于普通的劳动者而言，于芸芸众生而言，活着就是活着而已，油盐酱醋，婚丧嫁娶，欢笑歌哭，抬头向前。
在书里，沈书枝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命运”这样的词，她说：“生活里沉重的、悲伤的那些东西，被小心地掩盖起来，好像漂落的沉滓，而我们已随流水向前。”卑微者的悲伤和沉重值得停留和咀嚼吗？
曾经，启蒙者说，如此这般浑浑噩噩，是麻木，是铁屋子里的沉睡，需要被呐喊唤醒；然后呢，终究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于是，庄子之通达又跃动出来，似乎亘古有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人在天地之间，生就操劳，老就清闲，死就安息——人事代谢，往来古今，循环往复，如此而已。
如果不是沈书枝记录，这一家人会跟很多人一样，淹没在城市中，淹没在所谓城镇化的大时代中。而同样是写“我生何为在穷谷？深夜起坐万感集”（杜甫诗句），沈书枝的文字却是会微笑的。
她有两段文字写到“偷”，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一段是在《八九十枝花》里，写小时候去邻居家还东西，正好赶上没有人，然后就看到了梳妆台上蘑菇形状的“孩儿面大王”，忍不住打开，太香了，浓郁的、香甜的香第一次让一个小孩儿的心颤抖，于是她“迅速地抠了一块儿，胡乱拓在脸上”，慌忙逃到无人的角落，“静静地闻着香气，心里却渐渐难过起来，天就要黑了”。没有一句写到“穷”与“辱”，却让人过目难忘，思之黯然。尤其是一句“天就要黑了”，深得中国文学“言有尽意无穷”的真味。
第二段是在《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里面，写奶奶重男轻女，她们时常受到轻慢鄙薄，于是“我”和妹妹就趁奶奶出门抹小牌的时候去她家里“偷”。轻手轻脚地翻抽屉，慌慌张张地望风，实在找不到可吃的，就去抓玻璃罐子里的白糖。抓一把，“风一样跑出去，躲到村子里哪家的屋子拐角去偷吃，手心被口水和糖分浸得蒙糊糊的。终于都吃掉了，心还急得‘咚咚’跳’”。没有一句抱怨和记恨，大家庭中的人情冷暖和小人儿内心的“报复”却在纸上摇曳不断。
她分明很敏感，分明不健忘，不然如何写得出那么多细节，那么多感受，那么多忧伤；然而，她就是不想用文字难过，不想用文字宣泄，更不想用文字复仇。她内心没有这些——谁说卑微者就一定要变成生活的斗士呢？谁说贫穷者就一定会被物质污染了心灵呢？一部散文集的动人之处，绝不仅仅在内容和文字本身，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作者的性情和人格，更内在，也更本质。
卑微者的未来
姐姐们都有了孩子之后，她们会惊异于父母怎么把她们五个带大的。妈妈却轻描淡写：“还能怎么带呢？在家里也带着，到田里也带着，大的带小的，拉拉扯扯长大的呗。”沈书枝写道：是啊，乡下小孩，割稻、打稻、放牛、放鸭、洗衣、煮饭，滚着爬着，跑着打着，随着穿堂风一年年吹过去，自己就飞快地长大了。然而，她又分明记得小学四年级妈妈就离家打工了，她和妹妹随着爸爸在贫困里挣扎，永远饥肠辘辘的青春期，逐渐发育却耻于面对的身体，直到被嘲笑才意识到该穿内衣的年纪，来了例假只能把脏秋裤偷偷藏起来的日子，最冷的日子也穿着单鞋……好在，她说：
“当我在初中、高中、大学毕业后，直到念硕士，才终于走出那灰暗而无所止归的、漫长的青春与后青春期，变得稍微开朗，觉得自己所做的事不再是完全的糟糕。我才终于能深吸一口气，去看那如同结了蛛网的角落般的过往。”
跟所有寒门子弟一样，教育给了沈书枝一个未来。更为让人欣慰的是，写作给了她另一个未来，属于心灵的、生命充盈的未来。而且，从已有的文字中可以看到，这个未来极为可期——只要她尝试着走出小天地，不断地尝试自觉写作。
让人惊喜的是，学建筑的妹妹有鹿除了给她的书画了漂亮的插图，也写作，而且比姐姐更早。她出版的《我二十九岁的夏天》，在豆瓣网也颇有人气。如果沈书枝的文字更像初发芙蓉，更似乖乖女的小心绪；那有鹿的，就有点错彩镂金，有点儿“假小子”的大气和笃定。她也忧伤，也有愁绪，但她总是显得更倔强，更坚强。她在一篇《直到世界的尽头》里写：
“这些年，一直也努力过的。不是说那种拼命冲刺挤到人前的努力，自己还是做不到那样。一直也是个畏畏缩缩的人来着，但也是在暗处用力发着光。即便是这样，好像连自身也没有照亮。漆黑一团的自身。有时候怀疑，自己所处的地方，已经是世界的尽头，而乌鸦盘旋其中。再怎么奔跑，再怎么满怀着期望，也并没有真正的未来可以到达。我的生活就是我的世界尽头。”
不知为什么，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心酸比沈书枝写到回望过往更甚。曾经的自己，还有现在的多少年轻人，都这么努力着，又这么灰暗着。
当年韩寒、郭敬明作为青年成长的现象被关注的时候，讨论青年精神世界的声音就不绝如缕——青年该背负关心社会的使命还是该一往直前地去获取“成功”？“和大时代脱节，在小时代逍遥”，也曾经作为标签贴在他们身上。后来，90后来了，有意思的是，有关他们的话题居然有一个是“90后的中年危机”——生活日益信息化之后，世界也日益变得抽象化；社会流动性增加之后，社会阶层反而更加固化，于是无力感和迷茫感深深地困扰着一代年轻人。这种困扰的最直接的特征之一就是行动力的缺失。于是有媒体提出了“青年再造”的计划，想通过激发行动力、重建价值体系，再造一代活力青年。
我不知道这样的再造计划是不是可行，我也知道有更多的青年已经走在行动的路上。美国电影《革命之路》中说：“在面对日常的烦恼中，梦和梦想日益重要”，他们想以梦和梦想化解中产阶级的婚姻危机。然而，即便是面对青年，未来远未展开的青年，尤其是作为卑微者的青年，我似乎都没有胆气说梦和梦想依旧闪闪发亮。我耳边老是回荡着昆德拉的提醒，不要跟未来调情，那是最卑劣的随波逐流，也是最响亮的马屁。尽管，未来比现在有力，也终将判定我们。
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大概是风的方向吧。”有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