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人眼中的“大清帝国主义”

作者:尹敏志 2017-09-28 10:05  0

和二十世纪的中国同行相比,日本东洋史学家明显更热衷于通史写作,尤其是辽、金、元、清等“征服王朝”史。

(全景图片)

经济观察报 尹敏志/文  东洋史学家增井经夫曾差点成为日本最大汉学书店的第四代老板。1950年代初,东京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和长子田中乾郎相继因病去世,仅存的三子田中壮吉年龄太小,不足以继承家业。最后唯一的希望落在田中庆太郎的女婿增井肩上,但他在深思熟虑后,最终决定远赴金泽大学任教。几年后,为郭沫若、鲁迅、周作人出版过著作的百年老店关门歇业,世上也少了一个旧书店老板田中经夫。

增井出生于190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专治清史,著有《亚洲的历史与历史学家》、《中国的历史与民众》等书。《大清帝国》是他的遗作,十五年前在讲谈社出版。日本出版界素有“大众文化找讲谈社,高级文化找岩波”的说法,讲谈社的书籍一般通俗易懂,平衡专业性与可读性。至于增井个人的风格,山根幸夫评价是与主流考证史学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大量援引日本人在江户时期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献、图书等”,也就是说,此书是一部从域外史料看清帝国的通史。

和二十世纪的中国同行相比,日本东洋史学家明显更热衷于通史写作,尤其是辽、金、元、清等“征服王朝”史——学术往往离不开政治,增井指出,这一风气是因为“伴随着日本军队的全面侵华,他们想讨论自入侵过中原腹地的匈奴人以来的少数民族统治历史,以为日本统治者提供参考”,并认为这些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人马为主所做的研究,最大的缺憾是“始终没能得出不要谋图统治中国这一简单结论”。

在“征服王朝”史谱系之中,蒙元史、满清史又是重中之重。就后者而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方面,仅有萧一山《清代通史》、孟森《清史讲义》等少量几部;日本方面,自从1914年稻叶岩吉(内藤湖南的学生)《清朝全史》发轫以来,还有内藤湖南、冈田英弘、石桥崇雄、山田信等几代学者写的各种版本。在这种情况下,单纯政治史的写作已经很难推陈出新,故增井有意规避了这一窠臼,“以社会发展为主要课题,将探究社会矛盾当做解释历史的关键。”

从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原则出发,社会史写作必须要寻找社会史史料。增井选择的是《华夷变态》《崎港通说》《通航一览》《清俗纪闻》等“唐船风说书”,这些都是在闭关锁国的德川时代,江户官员在唯一的通商港口长崎搜集的大陆情报。其中最著名的《华夷变态》,是幕府命儒官林春斋及其子林凤冈,将1644-1724年间的海外消息收集、编纂而成的一部中国逸闻集。

在编纂完成后,《华夷变态》近三百年都没有付梓,仅以抄本形式存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笔者所知最早的一部印刷本,是一百年前东京秀光社的铅印本,由持反满皇汉立场的留日中国学生所编,其版权页上骇然写着出版时间是“黄帝纪元4604”,即1916年。这本小册子大约只选了原书篇幅的十分之一不到,都是当时国内罕见、最耸人听闻的篇目,如《郑芝龙请援兵疏》、《吴三桂反清檄文》等,总体而言政治意味大于学术意味。

1958至1959年间,浦廉一教授花毕生精力整理出《华夷变态》全本,由东洋文库出版,计三大册。因为后来没有再重印过,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已经非常高昂,国内图书馆收藏的也少。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大清帝国》的中文译者在翻译该书1674年序言的时候,没有按照惯例查找原文,而是采用了意译法,虽然不影响理解,却损失了不少风味。其实林凤冈作的这篇著名序言并不难找,因为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版)卷二十二已经全文抄录,为订正译文,现迻录如下。

序言开门见山云:“崇祯宾天,弘光陷虏,唐、鲁仅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促灭朱明,盗窃神器,是君天下者夷也,非华也;变也,非常也。”一语道破在日本人心目中,此次明清易代不是普通的王朝更迭,而是更严重的华夷之变,用顾炎武的话说,不仅是亡国,还是亡天下。

小林叟接着说道,江户初年,日本的中国情报并不那么灵通:“吾国与唐土仅隔一衣带水,而交通不甚频繁,遂若云海渺茫,不能详其始末,如《剿闯小说》、《中兴伟略》、《明季遗闻》等书,亦只记其概略而已,阅者多遗恨焉。”故编纂此书的意义在于:“按朱氏失鹿,当我正保年中,尔来已历三十年,福漳商船,来往长崎,其所传说,有达江府者,其中闻于公廷之事,吾家皆得与闻其草案,今得之乱纸堆中,恐其独饱蠹鱼,故叙略次第,录为一帙,爰命名曰《华夷变态》,以作有明亡国一段实录,庶春秋大义,得以昭兹来许,区区之心,如是焉耳。”

虽为一介日本儒生,小林却期待见到反清复明的那一天:“顷闻郑氏传檄各省,有恢复之举,虽其将来成败,不能预知,而其精诚足以格天地而泣鬼神,苟得遂初心,使沉州复陆,则异邦人闻之,不亦快乎!”这里的“郑氏”是指郑成功、郑经父子,译者在此处横插入“吴三桂”,与原文不符。因为近松门左卫门创作的《国姓爷合战》,海外孤忠郑成功的故事在日本家喻户晓,以至于清末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日本人还是以“明清合战”来解释这场农民起义。

当中国本土渐渐接受了辫发易服,习惯了清政府的统治之后,周边国家却没有忘记大明。《李朝实录》也记载,朝鲜方面直到南明灭亡多年后,还是记下所有的反满情报,坚信满清终将灭亡。朝鲜各地的汉文碑刻,甚至有的到了康熙年间还固执地用“后崇祯”年号者。带着历史后见之明的我们,没有资格嘲笑林凤冈、近松门左卫门和朝鲜实录编纂官。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言论也说明,清取代明带给东亚诸国的巨大震撼,它们戚惶不安,迟迟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

在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后,清帝国的根基已经巩固,开始向西扩张。增井经夫写这本书的时候,美国“新清史”虽未如日中天,但也已初试啼声,不过对于将清帝国比附为西欧式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的说法,增井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欧洲势力的东渐,属于帝国主义的先导;而清朝的西征,则是康熙皇帝的丰功伟业。有人将二者理解为有着同样历史特征的事例,是因为他们未对两者进行一般化的理解。”

也就是说,西方帝国主义的最根本动力——资本的对外扩张,无止境地追求利润,商人阶层的广泛参与,在清政府的对外扩张中是不存在的。正如濮德培(Peter Perdue)《中国西征》(China Marches West)一书所说,征服新疆后,最早进入该地的人依次是:满洲八旗兵、汉族绿营兵、流放至此的犯人、汉人居民、南疆穆斯林。这一扩张过程的先导及主力是屯垦部队,而不是商人和探险家。

更何况这些西北地区的军事活动,一开始还不是出自康熙的征服欲,而是三藩之乱期间北方守备松弛,蒙古、俄国蠢蠢欲动,不得不对此有所回应。清政府站稳脚跟后,因为自身地位的改变,迅速从游牧民族式的“向南进攻”思维,转换到“向北防御”的中原王朝思维,从这种意义上说,其“汉化”进程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快:“清朝持续的时间是蒙古族政权的近三倍,其背后还有一个原因是满族被汉族同化了。”

不但不能与西欧类比,清朝在本质上也不能和元朝相提并论。顾诚在《南明史》中指出,在与南明残余势力作战的后半阶段,跟随努尔哈赤起兵的八旗精锐早已非死即衰,每次战斗,冲在最前面的是洪承畴、孔有德等人率领的汉人降军,满洲骑兵往往垫后起威慑作用,只到迫不得已时才会发起进攻。同样,与元军席卷四方,一度兵临东欧不同,清军在击退蒙古、俄国势力后,就自己停了下了脚步。蒙古人的自信有两大来源,一是与伊斯兰各国交往形成的宽阔视野,二是征服过许多外族的事实,“而这在满人身上是没有的”。

增井经夫对于清朝武功的评价不高,他暗示清朝的成功多少是拜天时和汉人的民族性所赐:“中国人能迅速看出哪一方面能够实现统一,并据此对其主义、理想等作出相应调整,他们准确地收集、判断信息,慎重地开展行动,尽管并非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如此,但大家都像政治家一样已经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大部分人意识到,只有与满族统治者步调一致,才最有可能实现统一和稳定。

但反满情绪始终存在,犹如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朱子素《嘉定屠城记略》和王秀楚《扬州十日记》两部书的出版史,最能说明这一点。因为涉及清军最严重的屠杀平民事件,两部书在中国被列为禁书,仅以抄本形式流传。文政年间(1818-1830),斋藤南溟在日本将其刊刻,加上和式训点,在天保年间(1830-1843,译者误写作“天宝”)被日本民众所广泛阅读。直到明治维新之后,它们才经留日学生之手带回中国,之后又被革命党利用,抽出单行,以宣传革命。

在阅读《嘉定屠城纪略》和《扬州十日记》时,日本人联想到的是当时造访的美国船和俄国船,两百年前中国平民的悲惨遭遇,使他们对于外族入侵的恐惧感变得更加强烈,同时加剧的,还有对于德川幕府统治即将灭亡的不安心理。另一方面,清政府这样的野蛮政权最后竟也能站稳脚跟,享有天下两百多年,这让日本人心头涌起对“以夷变夏”中国的蔑视。

1820年代,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来到马六甲传教,在当地华人圈中发展信徒,其中有位叫梁阿发的排版工人,后来用中文写了一本名为《初学便用劝世良言》的基督教入门书。这本书传到了广州,1836年被参加科举落第的洪秀全读到,从此有了后来的天平天国运动。

日本很关注这场清帝国内部的叛乱,1853年太平军攻下南京后,滞留长崎的中国商人带来了《海外异说》、《清国骚乱话》等题材的风闻,《和兰陀风说书》也传了进来。此后由这些书改编的故事,先在江户、京都、大阪等大都市出现,后来流传到日本全国,有趣的是“日本当初传闻这是一场反清复明的运动,完全没有提及该运动关乎基督教义。”可见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还隐隐期待中国能率先发生某种改变,虽然这最终没有出现。

为什么清末没有发生幕末那样的社会变革?在书末,增井经夫做了回答,他认为:“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官僚为了自身而创造出来的产物,自古以来一直如此”,清代市民文化本质上与官僚文化沆瀣一气,不可能形成从外部摧毁官僚组织、变革社会的力量。再加上官僚阶层没有贵族阶层那样的稳定性,“所以官僚们通常都尽全力保全自己,并未热心于社会改良”,增井认为,能改变这一切的,在当时唯有西方列强从外部施加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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