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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中国 | 姚谦：人生需要思考如何“下台”？
作者：孟静 2018-01-24 16:02
“上台”跟“下台”之间，我们现在只考虑“上台”，所谓“下台”是如何让自己维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之下，把一个美好的事情继续延伸——必须跟它说再见，交给更好的下一代，更优秀的人才——这是要思考的。或是一个产业的结束，例如唱片，它接近于结束——虽然它不是真正的结束，它是音乐时段的一个阶段过去了——我们如何去面对“下台”这件事。
孟静/文
从萧亚轩、李玟、到刘若英，从《鲁冰花》到《味道》、《我愿意》，这些成功的流行音乐/音乐人背后，都有一个影子——姚谦——的存在。
在音乐业既是唱片公司老板，更堪称华语流行音乐大师级人物。但姚谦认为，他的创作量并不高，写词也很艰难，不像林夕那么高产，有段时间他一首歌的创作周期甚至需要一周——自嘲是“周期性的江郎才尽”。这些早年作词的创作灵感，很多来自他的大量阅读。
“早年作词也是在阅读之后，那个当下的结果。”在新书《如果这可以是首歌》里，姚谦讲到，“书和艺术品是记录我生命的重要物件”。家里的楼梯两边放着他每天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一边堆满书，一边挂满画”
访谈：
阅读与书写者的视角切换
经观书评：最近在看哪些书？近期在国外的旅行在看什么书呢？
姚谦：这次来北京是因为11月2号有一个读书分享会活动，作者早期有本小说《相约星期二》，我把它鉴定为一个好看的小说，当时就没有选择读。这次作者的新书《弗兰基的蓝色琴弦》出版，我被邀请做分享，正好我有一个七天的旅行，就带了两本书，这是其中一本。
另一本是凯文·凯利的《必然》，作者是70岁的老先生，讨论科技与未来。这本还没看完，而《弗兰基的蓝色琴弦》我倒是看得很享受。
经观书评：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书，或者书里的人物和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些你的个人阅读经历和感受？喜欢的作者或喜欢的书？
姚谦：喜欢的书或作者，都是会有一个时间性的，后来的喜好也都是记忆性的。
有许多作者、书名都在脑子里，但很难去比较。此刻我想到的是年轻时阅读的一些书，尤其是《三三集刊》的那些人，朱天文、朱天心、谢材俊（现名唐诺）等等。那时期他们的文章，都在书写着“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主题。年龄上他们就像我的大哥、大姐，而我下一步就会走到那个阶段，会用他们的角度看世界。
特别是朱天文，到现在我还是有很强烈的感受，虽然这些年来她特别低调，但每回她出的书，都让我看后有很强烈的想法，重新再检查这个世界。文笔好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有透彻、冷静地看世界的方法，那个方法对照人存在的价值，这是我非常喜欢的。
《荒人手记》是我现在还会记忆犹新的一本书。不是因为时间久了，而用美好、想念、怀念来对照自己已经逝去的心情、年纪、时光，不是从这个角度去记忆那本书，而是到现在还是会觉得，书里写的很多还是可以对照得上。
经观书评：从你个人角度来看，文学创作跟写词在创作手法上有什么相通和不同的？
姚谦：我不敢说我有文学创作的能力。
其实我一直想写小说，《脚趾上的星光》算是我第一次尝试，但是用书信体，而且不是很长。最近我在看《弗兰基的蓝色琴弦》，越发觉得小说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像一个电影一样。要写出精彩好看的小说，我可能还有很大的距离，而写些散文、随笔，可能还不好意思算是文学创作。
歌词创作是我写了很长时间的，要用我浅薄的文学书写与歌词创作对比的话，其中共同点是：当在书写时，必须变成一个书写者。即使是心里想说的话，当变成书写者的时候，就要维持一个书写者，甚至有点“小小的”三人称的视角去书写。这样所写出来的内容和表象——那些文字——才有被阅读的可能。而很多人的书写，比如写日记就是抒发，把心里所想写出来，但当书写变成一个创作的时候，要考虑的是有被阅读的可能，这就需要换位思考，不同程度的换位思考。
不同之处很多，很大的不同是我的文学创作水平还不够，文学写作有更多的工作是书写前的规划；而歌词因为字数少，这个设定的区别就像是我在豆瓣的写词课。我录了几堂课到最后觉得内容其实差不多了，心中曾经想说的都说完了。而特别是长篇小说等等，可能需要考量思考的时间会更多。
故乡与心照万物
经观书评：书里第一篇《美好的原点》讲台湾，故乡、家乡，但是最后结尾“我也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了。”这跟大多数写故乡的视角不一样，大家可能都是在说“回不去的地方”，你的视角是自己，以外的人事物都是一个观照自己内心的参照物吗？
姚谦：这要回到我的语言里，我写文章常说“对照”两个字。
包括关于歌词创作，就是我最常说的“对照”——“美好原点”，自己跟故乡其实也是内心的对照。因为世界不停地改变，而改变的不只是世界，世界的构成因素——除了我们所站立的土地、风景，还有我们的肉身和我们的思考——也在变化中，才造成这个世界的改变。所以不只是外观改变，我们的内心改变也造成对于世界的阅读，对世界的改变的阅读不一样。一个总结论，我们不停地在对照。
我总是这么觉得——倒不是要说服大家——所谓的安身立命，比如要融入这个世界，自在一点，能够不浪费人生的时间，因为我有不停地对照和思考，就不会造成生命的浪费，“对照”是一个需要做的事。“美好的原点”是表象的名字，表象是初心，其实对照的是一种精神状态。事实上因为我们看到一切变化的节奏、速度和状态，所以我们才能对照着当时心里想的，对照着结果，取其精华、纯粹的部分，去参照，提取自己。
经观书评：此前你在书里写过“人对于孤独的追求，有时候是不容易的，是得付出相对成本的。”你也曾在媒体采访中讲过，“越是做的愉快的事情，结束的时候越是果断的让他结束，千万不要回头。因为所有的回头，只是让你的明天变得不好而已。”你是一个孤独的人吗？你怎么理解孤独？
姚谦：我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
有些事情结束的时候，果断地结束是好的。否则，那一件美好的事情，因为结尾的原因，而造成当时的美好都消失殆尽。
前一阵子我看了一篇龙应台女士的文章，关于现在，特别是在国内，大家因为美国股票上市等等一些原因而得到什么，比如建了一个美术馆，或做了一件什么事。然而一个成熟的思考——我认为的成熟的思考——我非常认同这个说法，我可以理解这其中的兴奋：通过努力而得到一个辉煌的开始。但是，我们要考虑如何“下台”（退场）。“上台”跟“下台”之间，我们现在只考虑“上台”，所谓“下台”是如何让自己维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之下，把一个美好的事情继续延伸——必须跟它说再见，交给更好的下一代，更优秀的人才——这是要思考的。或是一个产业的结束，例如唱片，它接近于结束——虽然它不是真正的结束，它是音乐时段的一个阶段过去了——我们如何去面对“下台”这件事。
生命是有限的，这个世界是相对无限存在的，需要相承相传，这时候真的要思考的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把我们生命中“主观的”位置拿掉，而是用一个大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这个对照在我的艺术品收藏中我比较常想到。比如唱片时代的结束，过程其实有很多的感伤和无奈，甚至到最后那些结束都不是那么地愉快，拉得过长，反而造成一些曾经美好的事，心里的印象和分数都拉低了。
关于我们可以如何“上台”？我可以开一个公司，我可以开一个美术馆，我可以做到美国股票上市，但是我如何交接给下一个有能力的人，或是如果这个时代时不我与，不适合这个产业，我如何让它善终？例如当一个公司结束，如何让员工安全离开？我记得在唱片时代，我最后离开国际唱片公司。那时候我也在观察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做大的转型，所以等歌手约满、员工拿到离职金离开，之后我最后一个离开公司，当时的确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
对照生活，个人的生活里有很多的经验，比如写一篇文章，常常写着写着，觉得在某个时间点上，似乎有另一个声音说，该结束了，不要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其实常常会让自己陷入无法往前走的状态，一些让生活、心情苦涩、灰暗的原因，都是念念不忘。
经观书评：近些年意识到“初老未老”对你来说有哪些不变和改变的？
姚谦：当然有，意识到“初老未老”其实是已经进入所谓的“人生大悟”的时候。
如果将人生分成青少年、壮年、老年，到“初老未老”阶段，首先必须要面对的是生命进入倒数了，当知道生命进入倒数的时候，对很多事情的判断一定有不一样的看法。假设你告诉自己还有5年可活，我应该怎么样？这跟你觉得现在人生正开始兴起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个世界，对于自己，对于身边的人事物的看法都会改变。
经观书评：这么多年旅居各地，台北、北京双城定居生活，你如何定义台北、北京这两个城市在你心里的印象？和最初的印象相比有什么不变的吗？
姚谦：台北跟北京，我当时没有特别强烈对比。
几乎所有台湾人，包括李宗盛，那时候大家都选择去上海，去北京很少，除非被公司、外企派来北京。当时我就是站在一个对照的思考角度，上海太像香港或台北这些我很熟悉的城市，而北京不太像。
而当时北京“大眷村”的概念，让我对这里充满了各种的想象，既怀念童年的一些对照，又有一种深入到看似熟悉但完全陌生的，包括气候、温湿度都陌生的世界里，而这里的人却又那么地吸引我。我一直觉得台北是一个安逸的地方，北京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地方。这14年就这样交错，近15年的时间居住下来观察，到今天为止，依然感觉北京在不停地改变中，而台北看似安逸不变，其实某种程度是停滞和说不出来的消沉感。这是我现在很强烈的对照。一个是在过渡期，一个是安静到有些往下坠落的感觉，无声的往下坠落。
加入乐视以及对影音产业的观察
经观书评：2016年3月是怎样的契机，让你选择加入乐视音乐？我看到新书里有一篇写到关于女儿给爸爸带来的变化，提到你选择一家公司的隐秘原因是，那位年轻有理想的创始人刚有了两个女儿，是指贾跃亭？
姚谦：对，我说的就是贾跃亭。
我到现在还是相信贾跃亭是努力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其实这些年来，整个大陆都出现心灵鸡汤似的激励，造成我们很容易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亢奋，在青年、壮年时，这是对于理想的充实。如果是一个身边的朋友，应该有人可以给出理性客观的支持，来对抗自己的过于感性、不够理性。
当时我选择乐视最大的原因其实还不是贾跃亭，是尹亮，乐视音乐的CEO，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观察者。我那时候也一直在思考，音乐好像是可以在平台上找到一些方法，而这些方法应该怎么找，也许参加乐视是一个观察的机会，一个观察者从事音乐产业，正好可以互补。尹亮说服了我，让我进入乐视，类似顾问的角色，不用上班，只要有事情，就会开会讨论。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乐视音乐里有非常多非常优秀的人。虽然乐视现在看起来不是很乐观，但是我觉得所有产业都有高潮有低潮。也许乐视音乐会转型，我还是相信这些人，他们可能会继续积存力量，或者散开在音乐产业。
经观书评：你如何看现在的音乐生态，出现很多新兴的科技、模式，包括电视音乐节目，当下的音乐产业你觉得是良性向上发展的吗？音乐产业，包括艺术文创产业，你近些年的观察是怎样的？
姚谦：大陆这些年，整个产业都已经开放了。
而且越来越在实体与网络之间，投资者与创作之间在寻找平衡。这个平衡是要思考的，否则电影院或视频节目，观众选择几乎很单一化。比如今年推理戏的兴起，并不是贫瘠乏味的穿越剧不好，而是我们有多元的需求。
关于视频，这些视频的管理者做的都非常好，很辛苦。我也接触过一些，他们的阅读量和广度都有，但没有吸引到投资者，因为需要做数据汇报。为了最后的数据好看，即使他们有意愿支持一些更独立的、文艺的创作，但投资者参与过度，影响力过度。这些都是要短时间回收投资的心态，业绩压力造成的。
这些困境反而在音乐平台上慢慢疏解，独立音乐人开始有一些渠道可以出来。这也是我支持豆瓣的原因，豆瓣一直有很多的音乐、电影爱好者在上面书写阅读，造成另外一个力量去监督投资者、电影院线。比如前不久的《相爱相亲》、《嘉年华》这样的电影作品等，会有好多类似作品，得了金马奖，但院线没有很好的排期，最后通过豆瓣获得了大量关注者的支持。
这就是大陆的视频文创产业现在面临的问题，如何平衡业绩投资者的压力，这一关过得了还是过不了？这是我们下一阶段要思考的。到目前为止，很多有钱的财主、土豪声音很大，甚至被各种流量、公关、形象包装鼓励，这两年已经到巅峰时段了。有没有可能过度了？这是我们要一起面对和思考的。整个文化产业在未来，在中国的能量值有多大？我相信未来会有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