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食、享乐与权力:欧亚皇室狩猎的长时段历史

作者:蔡伟杰 2018-02-28 21:28  1009

本书梳理了欧亚历史上受到忽视的一个领域,不仅在时间跨度上暗合于近几年来欧美史学界对于回归长时段历史写作的呼吁,同时也与近来的环境史与动物史转向能够有所对话。推荐本书给所有对于人类狩猎、动物与自然环境历史有兴趣的读者。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2016年一部由英国记者贝尔(Otto Bell)所执导的纪录片《女猎鹰人》(The Eagle Huntress),在欧美与世界各地引起了注意。该片叙述的是一名蒙古国13岁哈萨克族少女艾肖丽潘(Aisholpan Nurgaiv)跟着父亲学习成为家族中第一位女猎鹰人的故事。而过去该家族12代以来皆以此为业,而且这项技艺原本只传男不传女。这个挑战性别分工壁垒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也对此作了报道。2017年11月9日,蒙古国总理呼日勒苏赫也特别接见了艾肖丽潘,并且称赞她所主演的纪录片使全世界进一步了解蒙古国。然而如果我们将这种鹰猎习俗放在历史当中考察,就会发现这种习惯也流行于过去欧亚帝国的皇室当中,蔚为风尚。。

然而过去少有作品能够利用各种欧亚语言的原始材料与二手文献,撰写一部综合性的专著来探讨这个主题。一直要等到托玛斯·爱尔森于2006年出版了《欧亚皇家狩猎史》(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一书,我们才有了一部从理论建构到实例研究都堪称完备的研究专著。

作者托玛斯·爱尔森为美国新泽西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为著名蒙元史与中世纪史家。过去著有《蒙古帝国主义》、《蒙古帝国的商品与交换》和《蒙古欧亚的文化和征服》等书,基本上关注的是政治、商业与文化史领域。因此本书算是他立基于政治史,而转向环境史与动物史的力著。2017年9月,本书的简体中文版得以发行,让广大中文读者有机会接触到本书所探讨的悠久欧亚狩猎文化传统。

本书源自于作者对蒙古的皇室狩猎及其背景的研究,所讨论的时间从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与中国文明开始到19世纪前半叶,时间跨度长达将近四千年,在研究上也类似费尔南·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研究。而在地域上,皇室狩猎情结的特征则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伊朗、印度北部与突厥斯坦等核心地区发展起来的,并且也影响了古代中国与朝鲜等地。本书探讨了狩猎对于欧亚皇室的政治意义。作者主张,在欧亚历史上,政治权威的运作、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文化融合彼此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作者在书中将人类狩猎的目的分为三类,即追寻蛋白质、追逐利润与权力。作者指出,虽然狩猎可以出于经济目的或政治目的,但是这两种类型也常常会混合。而本书探讨的皇室狩猎的影响范围,也基本上随着时间和地域有些微变化。例如,狩猎在古典时期的希腊罗马就不具备政治与军事功能,这与当时欧洲环境缺乏大型猎物以及重视步兵而非骑兵也许有关系。而欧亚皇室狩猎的场所通常都是受人为管理的“荒野”,而时间则从三周到三个月不等,捕猎方式多半是骑马或驾驶马车进行围猎,动员人数多半在一万人左右。而皇室狩猎的两种狩猎场所:一是公开的乡间区域,二是安全的人造狩猎园或狩猎场。而狩猎场作为皇室狩猎与享乐的私人区域,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里面囊括了统治者所掌控的各种自然资源。

作者介绍了皇室狩猎时的许多动物搭档,其中包括了猎犬、鹰隼、大象与猎豹等等。同时也说明了人类是如何驯化这些动物的,例如驯鹰师会将猎鹰的眼睑封起来,以便让它适应人的存在,而且在这段时间只能由驯鹰师给它提供食物。等到它习惯人类之后,才开始训练它狩猎。而照料与训练这些狩猎动物的人并非卑贱的仆役,而是地位尊贵的侍从与官员。为了猎场永续经营,皇室也会保护猎场的生态环境,这包括限制平民进入皇家猎场狩猎以及对猎场内部自然生态的保护。战争与宗教在这种保护中也起了重要作用。而农业开垦对于猎场的生态保护危害最大。

作者也讨论了不同的狩猎活动中所体现的文化、种族与社会身份。以狩猎为生的人被认为是低贱的。例如《蒙古秘史》中记载,“成吉思汗”铁木真年幼落魄时,也曾被迫以狩猎采集为生。然而出于游乐与彰显权力的狩猎,则被认为是王公贵族的专属事业。在狩猎中某些动物本身被认为具有超凡的力量,并且与神秘力量相结合。例如,白象在南亚与东南亚就被认为是一种政治动物。莫卧儿帝国的阿克巴大帝意图控制白象,以彰显其对自然力量的控制力。而皇帝对动物的关注与控制,也和由来已久的宇宙王权概念有关。这种皇帝透过狩猎建立的权威,也会渗透到一般大众当中。例如,皇帝每次狩猎的安然归来象征着他被神灵所眷顾,以及他具有控制荒野自然的能力。但是大众对于皇家狩猎活动的态度则带有矛盾之处,一方面它造成了人民的负担,但也控制了有害动物的数量。

作者也探讨了外出狩猎本身作为一种巡查的功能与意义。皇帝一般在野外都居住在豪华的宫帐之中,例如在莫卧儿帝国的阿克巴大帝统治时期,每座宫帐都需要配备“100头大象、500匹骆驼、400辆马车、100名脚夫、500名士兵和1830名侍从”。然而,皇帝出猎也是政敌发动政变的好时机。

此外狩猎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在古代,猎手在军队中都是优秀的士兵。而游牧民族由于保留了狩猎传统,因此也具备较优越的武力。而每次的出猎都被视为是一次小型的军事演习,甚至也有名为出猎、实为战争的情形。

皇家狩猎在欧亚大陆的普及表现在各国之间透过在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进贡或馈赠等等。各国皇室间彼此交换动物,其中包括狮子、长颈鹿、猎犬、猎鹰、大象与猎豹等。此外各国也彼此交换驯兽师,而且交流训练技术。

最后,作者从宏观历史与深层历史的角度来看皇室狩猎。作者认为,皇室狩猎在欧亚大陆上的传布与流行,实际上更早于“哥伦布交换”的发生,也是最初的全球化现象。而这种皇室狩猎的国际标准之形成,除了前述的人员与动物交换以外,还包括各种艺术媒介与视觉表述,并成为上层社会的共同话题。而皇家狩猎活动在进入19世纪后,随着国际关系与战争活动的新标准出现,其功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最终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在解释欧亚皇家狩猎之所以能持续如此长久的原因时,归因为这个活动本身的意义多样性。因为皇家狩猎具有许多目的,不仅能提供娱乐消遣,还能让人逃避使人不快的社会情况。参加皇家狩猎是社会地位的标志,也可以作为军事演习,并且宣示统治合法性。不过,作者没有提到的一种功能是,它也可以作为帝王逃难的托词。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皇帝自圆明园仓皇逃亡热河。但是为了维持体面,对外发布的说法仍是仿效先祖行木兰秋狝(清帝在承德地区的秋季狩猎活动)之俗。隔年咸丰皇帝也在避暑山庄中驾崩,与其祖父嘉庆皇帝同样在“皇家狩猎”过程中过世。

回到文章一开始所提到的鹰猎习俗,其实从古至今,鹰隼就是许多游牧帝国统治者出猎的好搭档。在1280年刘贯道所绘的《元世祖出猎图》中,就可以见到忽必烈的随从带着白海青和鹰隼随行打猎,另外还有猎豹踞坐在马背上,随时可以被放出去追逐猎物。地上还有猎犬。画中忽必烈与其后妃、随从在塞外游猎,有随扈弯弓搭箭瞄准猎物,蓄势待发。有的随扈马上已挂着猎物,成果丰硕。有的随扈则执矛在旁警戒。虽说是出猎,但人人分工有序,各得其所,亦得寓战于猎之真意。

在第十二章“国际化”讨论国际猎犬的交换网络中,作者谈到1720年俄罗斯帝国曾经赠送给清朝皇帝24只猎犬。然而皇帝不仅喜欢搜集各地的猎犬,甚至还会进行比较。例如在清代《宫中档康熙朝奏折》中就收录了一件满文奏折。其内容是,有关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曾派千总李岩去台湾觅寻善跑的麻达番子一事。这些麻达番子的作用应当类似元代宫廷中的贵赤或贵由赤,以健走善跑参与打猎。不过在这过程中还找到了四只台湾的猎犬。而且留下了“试看犬时,虽然跑得不快,但咬物尚有力”的记录。最后他选了四只咬物有力的狗与七名番子一併交付千总李岩带往京城,进呈康熙皇帝御览。然而等到康熙皇帝试看过后,却对它们不甚满意。

在觉罗满保进贡清单中,康熙皇帝特别在最后一样贡物“台狗肆隻”之下批示“不及京里好狗”。康熙皇帝日理万机,却还能拨空试看台湾猎犬的狩猎能力,也算是展示了他热爱狩猎活动的一个侧面。

作者认为,狮子在中国一向是强权的象徵,如武则天陵即有一对石狮守卫,一方面是受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皇帝的威严。然而,狮子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朝代曾获得权力象征。陈怀宇在他的《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一书中,就曾经与作者商榷,并认为在汉唐之际的中古中国,其实猛虎才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威与权力象徵。这一方面是自商代以来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虎的名号与形象在王权礼仪和装饰物中频繁出现。猛虎在中国观念中作为众兽之王,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被称为山兽之君,其实相当于狮子在印度的地位。北朝时期南下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首领以虎为名号亦所在多有,如羯胡的石虎与铁弗的刘虎等等。这些人名中的虎字,很可能并非名字,而是代表首领的官号。而自汉魏以来,虎贲在作为皇权最高象征的九锡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与猛虎之间也具有紧密关联。另外旌旗上的猛虎装饰,

以及虎皮作为太子、公主等皇室成员纳采礼物等等。

另外作者没有讨论到的一点是,对于来自内亚的统治者而言,狩猎还是他们传统文化与民族认同中的一部分。作者在第五章分析中国士大夫批评皇家狩猎活动的庞大开销,还有大型猎场剥夺了民众使用森林与徵收农业用地。这种非汉族的狩猎传统与定居农业利益对立的情况在征服王朝中更加明显。

欧立德(MarkC.Elliott)与贾宁合著的“清朝的木兰秋狝”一文就探讨了这种冲突以及清朝皇帝对于木兰秋狝的态度。康熙皇帝曾训谕其后裔,要尊重木兰秋狝的讲武传统。乾隆皇帝也曾经表示木兰秋狝是“祖制”、“家法”。但这种作法也招来了朝中大臣的批评,认为皇帝此举乃浪费钱财、耽于游乐之举。嘉庆皇帝于1807年在木兰围场所立的《木兰记碑》中不仅重申先祖的讲武思想,而且还对自己的出猎行为加以辩护:“夫射猎为本朝家法,绥远实国家大纲”;“每岁秋狝,不逾二旬,驻营莅政、阅本、接见臣工,一如宫中,不致稍旷庶事。岂耽於盘游,贻五子之讥哉!”这也提醒我们,在评价狩猎行为上所彰显之清代满洲统治者与汉人朝臣之间的差异。

本书充满各种动物学名与各种欧亚语文的名词转写,译者马特将本书迻译为中文,想必花了不少心血。不过有些翻译仍有可以商榷之处。第6页,Carpini本书译为卡尔皮尼,一般译为柏朗嘉宾。第33页,deercalling本书译为喊鹿,译为哨鹿较佳。第67页,孛罗·阿洽(BoladAqa)应译为孛罗·阿合。第351页,1712年清朝使节图里琛所出使的是位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蒙古(Qalmaq),而非喀尔喀蒙古。

总结而言,本书梳理了欧亚历史上受到忽视的一个领域,不仅在时间跨度上暗合于近几年来欧美史学界对于回归长时段历史写作的呼吁,同时也与近来的环境史与动物史转向能够有所对话。推荐本书给所有对于人类狩猎、动物与自然环境历史有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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