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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前夜的日本
作者：尹敏志 2018-04-09 15:34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彻底暴露了德川幕府的虚弱无能，触发了倒幕运动、明治维新。另一方面，因为没有真正“挨打”过，也没有丧失国土，重新确立了天皇制的日本没有产生像中国那种强烈的屈辱感，后来的现代化得以顺畅进行。
尹敏志/文
神奈川县横须贺市海滩上，矗立着“北美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玄色石碑高四五米，正面由曾担任过首相的伊藤博文手书，毛笔字遒劲有力。“伯理”（Matthew C. Per-ry）是从荷兰文转译过来的名字，中国学界则译为“佩里”。几年前我来到佩里公园，仰望石碑，心想以这样隆重的方式纪念一位“外国侵略者”的，恐怕只有日本了。
三谷博《黑船来航》日文版于2003年问世，距佩里第一次来日本刚好相隔一个半世纪。三谷博士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国史学科，师从伊藤隆、佐藤诚三郎两位先生，从他的师承和著作来看，应是一位偏保守派历史学家。日本保守派大多对美国抱有一定好感，肯定其十九、二十世纪的两次再造之功，所以在这本书中，几乎读不到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弥漫的丧权辱国之感。
虽然名叫《黑船来航》，该书近一半的篇幅都在描述开国前夜日本政界、知识界的情况。和鸦片战争不同，当年佩里所率的美国海军和德川幕府其实没有发生大规模正面交火，几乎是在美国人炫耀了一番军威后，日本就决定投降了。在三谷看来，貌似仓促的决定背后是漫长的准备期：“佩里的到来并非突发事件。日本政府官员、民间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的日本人在那之前的六十多年就已经担心着这一天的到来。”
使日本人认识到与西方国家的军事与技术差距的，最早不是遥远的美国而是近邻俄国。1804年，俄国皇帝的特使列扎诺夫来到长崎，要求前往江户向将军提交国书，请求通商。德川幕府拒绝了这一请求，特使本人也在回国时病死途中。1806至1807年，列扎诺夫的部下袭击了库页岛及附近的日本警备所，这是江户时代两国的首次冲突。由于北方诸岛与俄国领土直接接壤，接下来几十年里双方摩擦不断，这引起了日本知识分子的注意。
近代以前，日本儒生与中国儒生书写同一种汉字，阅读一样的经典，但两者的精神气质却迥异。由于德川幕府不举办科举考试，日本儒生只能以行医、著书、开办私塾谋生，少数参与高层政事如荻生徂徕、林鵞峰者，也不过是担任将军的顾问而已。在长达两百六十多年的江户时代，真正的权力始终掌握在世袭的京都贵族和各地大名手中。总体而言，日本儒生的体制化程度远不及中国，他们更接近于商人和平民阶层，其思想也往往“离经叛道”。
这就导致在江户末年，很多儒生将西力东渐视作一种机遇，有人甚至认为应该故意引起日本与西方船只的冲突，以此刺激幕府，达到重整军备、改革国家的目的，这就是发源于水户藩的“尊皇攘夷论”。水户家与尾张家、纪伊家并列为“德川御三家”，是德川将军的直系亲属，自家内部居然滋生出要革自家命的思想学说，这说明当时“将军家与德川家系之间，以及德川直系各家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
三谷博进一步阐述道，日本近世国家实际上是以德川家族为盟主，以拥戴天皇为统一象征的“大名联合政体”。德川幕府的权威没有绝对保障，而是通过调动大名履行军事、劳役义务来巩固和维持。但在黑船来航前，不但幕府将军对于各大名的管制趋于松懈，连德川家族内部的联合也在弱化。
同时，随着知识阶层对于日本历史、神话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始有学者提出京都的朝廷才是真正的王权，德川幕府是窃国者，应该正本清源，即所谓的“王政复古”。反幕府的力量对于西方既恐惧，又期待，黑船出现在江户湾前就已经积极在做准备。
根据锁国体制，官员无特殊情况也不允许出国，除清国、朝鲜外，欧洲国家只有荷兰可以在长崎开展贸易。因此几百年来，“荷兰风说书”一直是日本了解欧洲的唯一来源。风说书原是极秘文件，但各地大名、知识分子却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复本。1809年，荷兰人德乌夫警告德川幕府，欧洲已经出现了和平，俄国、英国即将把触角伸向日本。鸦片战争结束后，荷兰国王又建议日本不要重蹈大清国的覆辙，最好主动与西洋各国通商，幕府对之置若罔闻。
政府的顽固不化，不能阻碍知识阶层刊行“预示自己未来的著作”。水户藩士会泽正志斋1801年出版《新论》，主张通过改革国内体制以加强海防。山村才助根据荷兰文书籍撰成《订正增译采览异言》，各种手抄本在民间流传，很多人第一次了解海外的情况。间宫林藏旅行至库页岛和清国东北边境，绘制《北虾夷岛地图》，并著有《北夷分解余话》和《东鞑地方纪行》，近藤重藏《东西边要分界图考》、伊能忠敬《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也是同类性质的地图。
有趣的是同时期甚至更早，清国内部也出现了研究边疆历史地理的学术风气。最早是投身军旅或被发配新疆的知识分子，如范昭达、方承观、张寅等。道光年间，京师出现了一批“言西北”的学人，如龚自珍、祁韵士、姚莹等，最终集大成的是徐松《西域水道记》和张穆《蒙古游牧记》。但正如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清代学者的研究总体还是在传统舆地之学的框架内，他们一般不重视外语，也没有引入西方制图学的意识。
被叩开国门前，清国的危机感来源于陆上，日本的危机感则来源于海上。中国被外敌入侵的例子史不绝书，几乎习以为常。而二十世纪前，日本本土从来没被外国占领过，最大危机是元朝忽必烈统治时的两次“蒙古袭来”，此后五六百年，海面上出现的野蛮人船队一直是岛民的终极梦魇。
因为不同的历史经验，十九世纪中叶日本被触发危机感的阈值远低于清国。鸦片战争对清国而言只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很多士大夫主张以传统的“以夷制夷”加以应对，就是这种思维惯性的体现。但三谷博指出，当大清国败北的消息传到日本时，“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冲击。在这以后，日本人对外界的危机非常敏感。”他们意识到西洋人要是提出相同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那日本也会遭到军事侵略，而且自己根本没有胜算。
于是在1842年，德川幕府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强化海防，引进推广西洋军事技术等。随后的几年里权力斗争激烈，幕府内部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方主张继续锁国，强化海防；另一方主张开国，避免与列强发生战争。掌权的阿部正弘倾向于锁国，他试图通过让各地大名分担海防责任的方法，化解两派之间的分歧，不想此举恰好打开了各大名参与政治之门，实际上加速了德川幕府体制的瓦解。
很多日本知识分子不顾禁令，脱离藩国，在日本各地游历、串联，相互交换情报和看法，但他们的意见也不统一。为了回应内外危机，幕府试着做出了一些改变，包括不再驱逐外国船只，为海难漂流船提供补给，但这明显不够。1843年，俄国沙皇给天皇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求日本仿照《南京条约》的规定通商，随后法国、英国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留给日本的时间已经不多，但出人意料的是完成最后一击的竟然是美国。
1853年5月佩里舰队到达琉球，将那霸作为基地，与幕府展开交涉。由于两广的太平军逼近上海，当地美国人向军队寻求保护，佩里最终决定闯入江户湾向日本施加压力。7月14日双方交换国书，但仪式很仓促，仅持续了二三十分钟，日方代表甚至都没发言。佩里离开前留下一句话：若日方不回复，那么明年四五月他将率领更大规模的军队到来。
由此看出，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日本从锁国体制向开国体制的转变有充足的时间，搜集情报、高层官员讨论、知识分子发声的过程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当敌人真正来到面前时，谈判时间又被人为地拉长了。
黑船来航的全过程中，日本有很多次即将与美国发生正面战争。在1853年幕府将军德川家庆病逝，大老中阿部正弘起用德川齐诏时，危机到达了临界点。但最终，日本“在千钧一发之际成功地摆脱了困境，捕捉住了避免遭到毁灭的最后机会。”这一影响国运的关键妥协很大程度上是之前大量情报工作的效果。荷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固然至关重要，三谷博还提到了曾漂流到美国的渔民滨万次郎，“他关于美国信息的陈述是非常准确的。”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彻底暴露了德川幕府的虚弱无能，触发了倒幕运动、明治维新。另一方面，因为没有真正“挨打”过，也没有丧失国土，重新确立了天皇制的日本没有产生像中国那种强烈的屈辱感，后来的现代化得以顺畅进行。那位年近花甲、暮气沉沉、对于叩关日本没有太大兴趣的佩里将军，无意间成了现代日本君主立宪制的开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