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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来无恙，奥威尔
作者：章乐天 2018-04-11 14:37
这世上还有没有一个人，是你不能从其身上找出互相矛盾的品质来的呢？杀人如麻却忠肝义胆，正直坦率又凶残暴虐，小肚鸡肠又大大咧咧。而在看到这些之后，你又如何在你的世界里安放自我？
每当见到监控，方方的、帽檐突出的探头，小孔一样的隐形摄像头，就想着问候一声奥威尔。他一定被烦透了，只活了44岁，也许来到地下还咳个没完，可地上的人们依然时不时提他的名字，“奥威尔式生存”，“奥威尔式国度”，说得好像他是个什么灾星似的。
但奥威尔给我热血，鼓励我强大，是他告诉我，人越是强大就越会恐惧，因为他总能率先认出威胁自由的力量，他将被恐惧所保护，而大众则仰仗麻木的神经活着。《一九八四》，这阴郁而充满恐惧感、不给希望留一点点活口的小说，恰恰让人勇敢；奥威尔征收恐惧，熔炼成克服恐惧的力量。
我曾也是那个惧怕先知的人。我读的那本《一九八四》，字扁扁的，那情节也仿佛被到处压着一样，看得我憋气不已。怎么可能，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在一个无所不在的独裁者的无所不在的监视之下运转呢？怎么可能有像茱利亚那么积极的眼线，为了养肥一条大鱼好拿它去给主子邀功而主动送上身子呢？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我断定，奥威尔是在一种极端的心境下写的这本书，他要找个渠道把一肚子的负能量吐出去，还要吐成一个有模有样的造型。
我至今都这么认为，以至于每次接触到奥威尔的其他作品，就忍不住推荐给别人——它们为我消磁，消《一九八四》的磁，更消《动物农庄》的磁。我看透了《动物农庄》的恶毒，奥威尔将猪设定为独裁者——为什么不是马，不是狗，不是牛？还不是因为猪的形象最差，所以读者很容易接受书中的暗示，即独裁者就是些脑满肠肥、一肚子坏水的主儿。就这么简单吧，你最惧怕什么样的人，就会把现实中口碑最差、形象最差的生物安在他的头上。
可爱的奥威尔不在他“反乌托邦”时发生。可爱的奥威尔来自他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在《巴黎伦敦落魄记》里，他写了自己在伦敦收容所里被赶着检查身体的经过，细节毕现，夹着总是那么到位的议论：“我们赤身露体，战战兢兢地在走廊排好队。你想象不出我们看上去多么狼狈不堪，站在那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流浪汉的衣着很寒酸，但掩盖了更糟的事物。要了解他真实的、毫无掩饰的一面，你必须看到赤身露体的他。看着他那双平足、鼓胀的肚子、干瘪的胸膛和松弛的肌肉——各种孱弱的体格特征你都可以看到……有两个人绑着疝气带，至于那个七十五岁的木乃伊一样的老头，你不禁会怀疑他能不能每天赶路。”
他的“你”总是出现在恰到好处的地方：“你想象不出”，“你必须看到”，“你不禁会怀疑”。人称的转换不仅仅是为了拉拢读者——不仅仅是！他追求全面审视自己，所以总在以脚跟为立足做360旋转，以自身为对象作远远近近地审视：“你”来了，你看看我，再想想自己。难怪奥威尔不论是写别人还是写自己，都带着某种收容所式的无情，某种特别干燥的幽默感，剥下皮囊，露出原形，让人回归他原本的、也是十分可笑的样子。
毛姆说过：当你自谦时，你乐于看到别人的表情，但当别人把你自谦的话当真，你就要火冒三丈。我曾想，我是不是常常因为一个人过得很惨才开始喜欢他，我是不是太容易相信那个低微的奥威尔了？关于收容所经历，除《巴黎伦敦落魄记》外，我后来又在他的一篇随笔中重温了一下，我发现，让我喜欢他的并非惨状本身，而是他那种独特的文字输出。
那些文字，可不是一个仅仅在收容所里呆过一下的人能写的，也不是一个仅仅想揭露一个外人不了解的世界，或者仅仅想表示对穷苦人的同情的人会去写的。它们写现实，却凭着一副不经意的样子，夹枪带棒地把很多东西都给撂倒了。奥威尔冷酷无情，但又满怀深情，虽然他把人写得又滑稽又可怜，“一半人早就该进医院”，可看见“我脑海里永远抹不掉那两三个人的形象”时，我相信他动了感情。
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第一页，奥威尔描写一名意大利民兵，同样是这种锋锐毕现的风格，让人感到，他之所以难忘此人，是因为他看到了他的全貌：“他干得出杀人的事情，为朋友愿意两肋插刀”，“既正直坦率，又凶残暴虐”。接下来，奥威尔用同样狠辣的标准对待自己：同民兵握手后，他感叹“对一个陌生人你会感受到那股情谊，真是太奇怪了！似乎在那一瞬间我和他的心灵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结为了亲密伙伴。我对他颇有好感，希望他也对我有好感。”紧跟着理性登场：“我知道，如果我要保留对他的好感，我就不能再和他接触。”
这种内心戏，忠实地、一点一滴地勾勒内心所有变化的笔法，简直太残酷了，哪里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让我彻底迷上了奥威尔，他那洞察一切并述说一切的雄心令我激动不已，这个“一切”既包含别人又包含自己，既包含现在，又不放过哪怕仅仅一秒钟前的过去。在他这里，没有一种情绪是可以豁免于反省的，相反，立场和倾向性降低到了零。在巴塞罗那，佛朗哥的军队占领了全城，奥威尔看到这些“敌人”训练有素，军容远比乌合之众的共和军齐整，便“忍不住喜欢上了他们的样貌”。这就是一种完全不受左右的、沉迷于自身的视角。他脑子里未必有“客观中立”这四个字，可他自觉地对一个东西作远近高低的观察，因此，每一次作为当局者讲述了现场后，他还要去想象在场的其他人：
“当我回首往事，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是当时无意间接触的一些人，是我突然间向那些没有参加战斗的人投去匆匆一瞥——对他们而言，整件事情只是无意义的骚乱……”
别来无恙，奥威尔。你的记忆有没有过载？这世上还有没有一个人，是你不能从其身上找出互相矛盾的品质来的呢？杀人如麻却忠肝义胆，正直坦率又凶残暴虐，小肚鸡肠又大大咧咧。而在看到这些之后，你又如何在你的世界里安放自我？
自我浮现了，在散文名篇《射象》里：“在下缅甸的毛淡棉，我遭到很多人的憎恨——在我一生之中，我居然这么引起重视，也就仅此一遭而已”。——第一句话就是奥威尔式的“卖惨”。“一生”，“仅此一遭”，别人使出这种夸张的表述手法，我就抹头不看了，心知此人有问题，要么心智要么表达，两者至少居其一，可为什么奥威尔总能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振奋？
总是在书写个人惨境——包括内心那抑扬不定、反复纠结的感情——的时候，其貌不扬的奥威尔变成了一个魅力四射的人。“惨”就搁在那里，但是，他不卖，仅供参观与体会。从他的传记里，我看到他短短的一辈子里没有多少真正快乐的体验，而个人条件也不允许他快乐：身体羸弱，住房局促，手头拮据。早年的另一部小说《让叶兰继续飘扬》，被提及率应是比较低的，书中的主角，戈登，深味出身贫寒之苦，性格被严重扭曲：
“一个大人是很难想象当一个孩子懂得贫穷的含义后，势利会对他的心灵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在那些日子里，特别是在读预科学校的时候，戈登的生活就是在不停地伪装，骗别人他的父母很有钱……戈登最担心的就是父母来探望他。那时候戈登还是个信徒，总是祈祷父母不要到学校来，尤其是他的父亲，他是那种让你无法不觉得害臊的男人，面容苍白沮丧，弓腰耸肩，穿着寒酸过时的衣服，看上去就是个忧郁无聊的失败者。”
有些人一旦写作，就借助“字遁”，与他所描述的对象脱开了关系，仿佛所写的都与己无关；可是奥威尔不管用第几人称写作，述说的都是自己最诚实的所想，这种诚实的彻底性经过了个人的反复核验，经得住内与外审视，容不下半点乡愿和半点欲言又止的保留。
他一生的致命伤，就是没钱。钱这种东西最可恶的地方就在于，你必须拥有很多钱，才能蔑视它，否则你就是在自欺欺人：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愣说自己视金钱如粪土，谁信呢？而权力就不同，你不必先拥有权力再蔑视它。权力的名声一向很臭，蔑视权力，有时甚至可以成为人自我提升的手段。我觉得，正是当奥威尔在金钱、物质等方面长期困窘，他才释放出了有毒的想象力去讽刺政治，作为一种迁怒和发泄。
可爱的奥威尔和令我敬而远之的奥威尔，哪一个更接近真实的他？为什么《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总在为普遍人性感到悲悯的他，到了《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时，却开始“站队”，采取了某种阵营立场？过去，我也受俗见的影响，以为“反乌托邦”不过就是站在“自由世界”的一边反苏罢了，因此，我拒绝承认书中所写的那些事情有可能成真或者已经成真，甚至觉得，他在1944年写出的《一九八四》，未必是基于极权引起的愤怒，反倒是书出之后，没准其中的想象还启发了极权的手段。
然而，拒绝承认，并不能阻止我想起它。虽然“老大哥”不太可能存在，但那些企图控制人的力量从未缺席，而且还越来越被我所感知到。控制总是以安全的名义进行的，似乎无可辩驳，可是，当我们的社会因为电子化、互联网化而催生种种新的便利的时候，一种随处都有“后台操作”的感觉就越来越强烈了：需求是人制造的，选项是人提供的，舆论是人影响的，让你知道什么和不让你知道什么，统统依某些人的意愿为转移。在这种控制中，没有具象的独裁者，也没有肉体折磨的胁迫，温斯顿们不再遭到非人的折磨，而是自愿接受改造。
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阅历，才能和奥威尔重逢，需要不被任何宠辱所驯服的热血，才能在重逢的时候说一声：“奥威尔，别来无恙。”倘若说“愤怒”一词有点文青兮兮，有点虚张声势，那就改成“恐惧”吧——每个人都该学会恐惧，认出那些挤入我们日常的工具、设施、制度、机构的足以令人警惕的本质。
《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反对的其实是控制人的企图，尤其是前者，当注意到农场里的动物是在推翻了人类的统治后开始建设自己的新社会时，我觉得，我终于明白作家究竟为什么心如死灰了：他看到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控制欲，在每一个社会形态里都恒常如新。而《一九八四》的缘起，则跟奥威尔在战时接受的洗脑训练有关：1941年8月8日起，他当了一名BBC海外节目的助理播音员，为此读了不少战时宣传册，不用说，从头到尾都是颠倒黑白、玩弄词藻、引导舆论的内容。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那种让我激动不已的公平意识——对每一个阵营保持同等力度的批判，对每一种宣传保持同级别的蔑视——是奥威尔血液里流着的东西。他为英国效力，却同等地唾弃一切利用权力来行洗脑之事的行为。在他的《日记》的弁言中，编著者戴维森指出，《一九八四》里折磨温斯顿的“101房”，其原型并不是某个苏联的劳动营，而正是BBC海外东方部的会议室。这可是“自由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处在战时的特殊情境里，但奥威尔却据此想象出了一个可怕的未来社会，写这样的小说，对其个人而言，只会致郁，根本没有借此发泄、报复的可能。
这两本书都没有得到激赏，尤其《动物农庄》，英国读者很不高兴，他们觉得天然的优越感被毫无理由地打击了。果然是先知的命运，活着的时候没几个人爱他，多数人都嫌他总发惊悚之论，不愿去看到事情的“积极面”。这个不快乐的人也很知趣，匆匆地过完了不快乐的一生，就此闭口不语，让后人从他留下的文字里找寻启迪，获得内心强大所需的养料。我就是这些后人中的一个，经历了一个从不理解、排斥到深深感激的过程，感激他带给我恐惧的能力，然后，通过看清每一个被监视和被宰制的时刻而向着强大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