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瞒”的官场文化——李鸿章“西游记”之一

作者:雷颐 2018-05-05 12:58  1677

看李相的“答记者问”,不仅有趣,更能从中窥探他的内心世界,更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透过“他者”的眼光,我们看到了原来看不到的另一面,使这个复杂人物的“多面相”,在我们面前再多呈一面,对其研究距“全面”又会大进一步。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报 雷颐/文 由于观念和制度原因,在大门洞开、列强环伺的危局之中,清政府依然坚持“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迟迟不设外交部。但严酷的现实是,在不设专门的机构与人员负责对外交涉时,却几乎无日不对外交涉。清政府于是乎想出种种办法,设立一些机构、指定委派一些人员处理对外事务,“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便是这种最重要的奇葩设计之一。之所以说“重要”,是地方大臣参与甚至负责重要的对外交涉;之所以说“奇葩”,是中央政府的外交决策在相当程度上由“地方”处理、参与决策,甚至起一定的决定作用。外国要与中国“外交”,却只能与中国地方政府打交道,这种外交权下放的制度设计,满足了清廷自认为自己依然是“天朝上国”的幻象。

因缘际会,李鸿章于1870年末成为首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后28年,一直担任此职。这28年间,职务规定与个人识见、能力,举凡中外重要交涉,李鸿章无不参与其间,起了重要作用,在一些交涉中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一位英国外交官曾说,李鸿章是大清国事实上的外交部长。此说或有夸张,但确实说明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的分量之重。中国近代,西方政要、新闻记者最熟悉的中国高官,非李莫属,有关李的记载自然多多。尤应重视的是由于中国报业起步较晚,在那个时代更无记者采访政要,而西方杂志报纸的记者,对其采访甚多,有些采访、提问非常尖锐细致。看李相的“答记者问”,不仅有趣,更能从中窥探他的内心世界,更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国内关于李鸿章的史料,搜罗、发掘虽不能说“净尽”,但也“近尽”,西方报纸上的李鸿章,则为李鸿章研究突然另开一富矿,提供了大量新史料。透过“他者”的眼光,我们看到了原来看不到的另一面,使这个复杂人物的“多面相”,在我们面前再多呈一面,对其研究距“全面”又会大进一步。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一度投闲散置,但1896年5月他又时来运转,作为清廷“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来到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是表面的理由,实质是日本打败中国成为列强之一,改变了东亚格局,因俄国逼迫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使清政府产生“联俄制日”的战略构想,俄国则想趁机迅速扩大在中国东北的影响,抵制日本,这才是李鸿章访俄的实质内容。

欧美列强得悉他要访俄,生怕俄国独自得利,于是纷纷发出邀请。从1896年3月中旬到10月初,他先后访问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欧美八国,行程9万多里。他虽长期参与甚至负责外交,却只到过日本,但那是为了屈辱的谈判,而不是出访。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他的首次出国,也是晚清这个层级的大员首次出国。而且,还是在他仕途遇挫、赋闲之后才有此出访。清王朝的封闭,由此也可略窥一斑。他的此次出国,更值得重视和研究。

3月28日,李鸿章一行乘法国公司船只,从上海出发,穿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在埃及塞得港换乘俄国轮船,由地中海进入黑海,于4月27日到达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再乘专列前往彼德堡。

到彼德堡后,他与深受沙皇信赖、对俄国外交有实际影响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进行了一系列谈判,签订了“中俄密约”。当然,参加了沙皇的加冕仪式。尼古拉二世素喜铺张排场,所以此时俄国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大小集会,庆贺沙皇加冕。然而由于组织不周,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由于来人过多,混乱不堪,发生严重拥挤,造成近2000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回忆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向他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说:“当然要禀奏,而且我相信在这一惨祸发生以后已经立即禀奏了。”哪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对维特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然后李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的确,维特有理由为此骄傲。

平心而论,在同时代官员中,李鸿章相较而言还是少有的开明有识、敢于任事之人,而且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仅不认为隐瞒疫情不好,因此不仅没有极力掩盖这种谎报瞒报行为,反将此作为一种值得夸耀的经验对外人宣扬。连李鸿章尚且如此识见、如此行为,遑论他人!此事足以说明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无论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还是真心怕“圣上”心忧,隐瞒危情,已是当时官场普遍风气,实际是一种被认可甚至是被肯定的行为方式。久而久之,这种“官风”相沿成习,俨然成为中国官场的一种“文化”或曰一种官场秘籍,如果不掌握这种官场秘籍,官员可能就“玩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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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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