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转向

作者:丁力 2018-05-08 16:35  165

诗人选择安睡,也许在梦中能见到他的神。可是,他却听到一个声音,要他在黑夜中孤独地走遍大地,也许是为了传播火种——很有些“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精神。

【魔法师荣格】

海德格尔的“精神”

维特根斯坦有一位同龄人: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他们都出生于1889年。海德格尔的世俗名声主要来自他和汉娜·阿伦特的恋情,以及他的纳粹历史。当然,他首先是一位哲学家。

海德格尔出生在德国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在中学时对布伦塔诺的博士论文《论亚里士多德以来存在者的多重含义》发生兴趣。海德格尔在1909年进入弗赖堡大学修习神学,两年后转向哲学。海德格尔的博士论文是《心理主义的判断学说》。他在1916年第一次见到胡塞尔,1919年担任胡塞尔的助理。1928年,胡塞尔退休,海德格尔接任他的弗莱堡大学哲学讲座教授职务。胡塞尔是数学博士,受过严格的数学训练。海德格尔的教育背景则不同。他走向了另外一条路,一条非严格理性的路,可能与此背景差别有一定的关系。1933年纳粹上台后,海德格尔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犹太人胡塞尔受到这位学生的迫害。

作为一个纳粹党员,海德格尔发表《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一个人担任大学校长之职,就有义务从精神上领导这所高校。作为校长的追随者,教师和学生惟有真正并且共同扎根于德国大学的本质,才能苏醒过来,获得力量。然而,只有当追随者的领导者首先并且时刻追随那个不可动摇的精神使命时,德国大学的本质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清晰、等级和力量,也正是这项精神使命给德国民族的命运打下这个民族的历史烙印。”

海德格尔强调德国大学的特色。他认为,教师和学生应该是他的追随者,而他代表了“精神”。当然,在他之上,还有更高的精神——由官位更高的纳粹党人代表。海德格尔的“精神”是对黑格尔等德国哲学家的继承,不是精神分析学中的“精神”。在西方语言中,这两个“精神”是两个不同的字,内涵也有不同。心理学家对海德格尔追随“精神”的“精神”做过深入分析,如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1895年)——这本书对弗洛伊德有过影响。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也写过社会心理分析著作《群众与权力》(1960年)。这本书的思想源头在《迷惑》(1935年),卡内蒂基于当时德国现实(海德格尔拥抱的现实)而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迷惑》为卡内蒂赢得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但他的声誉主要建立在《群众与权力》之上。

海德格尔在追随精神的同时反对自由。他说:“德国大学必须清除那种备受歌颂的‘学术自由’;这种自由仅仅是否定性的,所以并不真实。这种自由主要是漠不关心,意图和倾向任意武断,行动和受命毫无约束。今天,德国学生的自由概念正在重返自己的真理。德国学生的义务和服务,必将从这种自由之中发展出来。”他把(对纳粹的)义务和服务当作自由。不过,他把自由与(纳粹的)“真理”对立起来,倒是符合实际的。

海德格尔说:“德国学生的义务和服务,必将从这种自由之中发展出来。”他列出三项义务:第一项义务是民族共同体的纽带;第二项义务维系着这个民族在其他民族中间所独有的荣誉、天命;第三项义务将使学生同德国民族的精神使命联结在一起。海德格尔强调“民族”。纳粹的全称是民族社会主义(又译为国家社会主义)。他迫害老师胡塞尔,是为了维护德意志民族“独有的荣誉、天命”。

在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之前,海德格尔已经出版他的最重要著作《存在与时间》(1927年)。他的政治选择和哲学理念之间是否有联系,学者还有争论。在欧洲传统的形而上学中,死亡是对存在的否定,发生在存在的终点。海德格尔在这本书中提出“向死的存在”,把死亡引入存在的过程。他说:“作为此在的终结,死亡存在于这一存在者向其终结的存在之中。”“此在”是人的存在。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把死亡作为本能嵌入存在的人,而海德格尔的“死亡”则是存在的伴随者。海德格尔批判传统的自由,提出“向死的自由”。他加入纳粹是否为了追求这种“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在死亡中获得的,而是死亡之前存在的种种可能性,承担他的存在。因此,海德格尔被当作存在主义的祖师。

海德格尔的哲学挣脱了胡塞尔等人试图为哲学套上的逻辑缰索,转向一种人生哲学。为此,海德格尔从诗歌和东方哲学汲取灵感。1946年,纳粹被打败后,海德格尔摆脱了党务工作,和中国学者一起把《老子》翻译为德文。他在晚年读铃木大拙写的禅宗的书,非常认同禅宗哲学。当然,海德格尔也没有忽视德国的传统——非严密理性的哲学传统,在1961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尼采》。

荷尔德林的“诗与远方”

海德格尔把诗人荷尔德林看作伟大的哲学家,在1944年出版《荷尔德林诗的阐释》。这本书的最初部分是他在10年前的研讨班讲课内容。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lderlin,1770-1843)在世时并不很出名,到20世纪才被重新发现,虽然荷尔德林在世的时候,诗人克莱门斯·布伦塔诺(1778-1842)已称荷尔德林为“天才”,并说:“大概从未有人将高尚、凝思的悲伤这样出色地表达过。”这位诗人布伦塔诺是心理学家布伦塔诺的伯父。文学需要时间的检验,不是因为同时代人的鉴赏能力不足,而是在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之后,文学作品才获得厚重。

在荷尔德林去世半个多世纪之后,他的诗歌被当作20世纪德语世界的时代精神。他的《时代精神》表现了反抗的意愿:“太久了你统御于我的头颅之上,/你这晦暗云层中的,你这时代的神明!/四下太过野蛮,太过可怖,而我/放眼所在,满目皆是崩圮,皆是动荡。”他在《自由颂》中期待:“自由神圣的目标也在向我招手!/在那里,与你们,你们神圣的星辰,/弹奏我的琴弦欢庆!”这种抗拒时代精神的精神是海德格尔缺乏的。

海德格尔尤其赞赏荷尔德林的《人,诗意地栖居》:“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我真想证明,/就连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人被称作神明的形象。/大地之上可有尺规?绝无。”人是神明的形象,在大地上并无衡量人的尺度。荷尔德林在《远景》中又写:“当人的栖居生活通向远方”。他在《许贝利翁的命运之歌》哀叹“我们失去了栖息的家园”。这里的“远方”和“家园”并不在大地上。

这些诗大约是中国当下流行的“诗和远方”的出处吧。不过,“诗和远方”只是对荷尔德林的诗的字面上的模仿,实际上是“生活在别处”的另一种说法,而生活在此处不可得,在别处也不可得。我们或许有诗,却毫无诗意;有很近的“远方”,却不能久留。“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的表现就在这里。

荷尔德林不仅是诗人,他更是德国诗人。这样说,并不是赞同海德格尔所谓的德意志民族的天命,但哲学和文学确实具有民族的特征。在德国,学术往往从哲学出发,文学也有哲学的印迹。荷尔德林曾经深刻影响到黑格尔的哲学形成,被认为比黑格尔更有哲学天赋。

对“绝对”的执迷

1795年1月,荷尔德林在给黑格尔的一封回信中回顾了他与席勒、歌德、赫尔德的交往,然后又对费希特的哲学提出批评。荷尔德林说:“迄今为止,许多形而上学家都愿凌驾于世界的此时此地的存在(das Dasein)之上。他的绝对自我(=斯宾诺莎的实体)包含着全部实在性,它就是一切,在它之外尽皆虚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做这绝对自我的客体,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包含全部实在性了。没有客体的意识是不可设想的,如果我自身就是这个客体,那么我作为我就必然有局限性,也就只能存在于时间之中,也就不是绝对的了。由于在绝对自我中不能设想意识,作为绝对自我,我不具意识,并且既然我不具意识,既然我(对我来说)是虚无,所以绝对自我(对我来说)也是虚无。”荷尔德林在信中告诉黑格尔:“费希特对我表示首肯。”

荷尔德林指出了费希特“绝对自我”中的悖论,这与罗素的理发师悖论如出一辙。如果绝对自我包括全部实在性,就不能产生意识,因为意识需要对象;没有意识,也就没有自我。信中说到的Dasein(通译为“此在”)后来成为海德格尔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此在,海德格尔放弃了作为本体的自我,可以看作是他解决荷尔德林悖论的一个尝试。

荷尔德林与黑格尔同岁,都在1788年入图宾根大学新教神学院读书。比他们小四岁多的弗里德里希·谢林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晚入学两年,也同时在校。他们三人是同窗好友。有一份流传下来的《德国观念论最古老的体系纲领》(1795年),作者不详,可能是这三位同学好友中的一位,也可能是他们的共同作品,虽然执笔者可能只有一人。

这份《纲领》说:“哲学家必须拥有如诗人般的审美能力,不能把握美感的哲学家只是书呆子。关于心灵的哲学是一种审美的哲学。没有审美能力,人不可能对任何事情拥有丰富的见解,也不可能真正有见解地思考历史。”这是一般性陈述,但他们中间有一位诗人,具体而言是对荷尔德林的才华的褒扬。《纲领》把诗歌放在比哲学更高的位置:“诗歌因此获得了更高的尊严,它在最终就如同它在一开始那样,成为人类的老师;因为即使再也没有哲学或历史,诗歌艺术也能幸存于一切科学与艺术中。”

启蒙运动突出理性,反对宗教。这份《纲领》则要把哲学和神话统一起来,形成新的宗教:“在我们将诸理念审美化/美学化(也即神话化)之前,它们对于民众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而哲学家也必须为他们之前没能令神话理性化的行为而感到羞耻。因此,属于启蒙思潮的东西与不属于启蒙思潮的东西最终必须握手言和。神话必须哲学化;民众必须成为理性的;而为了使哲学家们更加感性,哲学也必须神话化。永恒的统一便会稳定下来。民众也便不再在他们的智者和教士面前面露鄙夷或是胆战心惊。由此我们才能期待一切不论是属于个体或是集体的能力都得到均等的发展。再没有什么能力将会被压迫,那么一切心灵的普遍自由与平等将会到来!一位从天而降的更高的心灵,必将带给我们这一新的宗教,这一新宗教将会是人类最后的、最伟大的成就。”

从他们后来的思想发展看,这份《纲领》的作者更可能是谢林。谢林的父亲是图宾根大学新教神学院的牧师、东方文化教授。谢林认识到费希特的绝对自我不能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他设置的自我也是绝对的,不过这个绝对的基础是神明,包含全部实在性的神明。荷尔德林诗歌中的神明也应当如此,虽然他没有做出哲学的解释。因为谢林的神秘主义倾向,被认为是唯物主义者的费尔巴哈说他的哲学是“一场迎神的闹剧”。

谢林在早年追随费希特。黑格尔的第一本哲学著作是《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1801年),反对他们所谓的“独特性”。黑格尔说:“对于独特性来说,哲学的本质恰恰是没有地基的。”“发现意识被拘禁于许多独特性之中的理性,唯有通过如下的途径才会成为哲学的思辨:即它将自己提高到自己本身,唯有信赖自己与同时又是其对象的那个绝对物本身。理性在那里所冒的险,无非是意识的有限性。”黑格尔认识到理性也是有限的。他没有脱离费希特、谢林对“绝对”的执迷,并影响到德国19世纪的革命家。

通过揭示无意识,弗洛伊德和荣格突破了“意识的有限性”。尽管他们的突破仍然是有限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比他们做出更大的贡献。

黑格尔和谢林的哲学走向不同,分别是理性与生命的道路。他们彼此轻视,有各自的支持者和批评者。歌德、德国浪漫派诗人都赞扬谢林的哲学才华。后来的叔本华则蔑视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斥责他们胡扯和剽窃。海德格尔轻视黑格尔,推崇谢林。

一个不属于诗人的时代

谢林与荣格的方向有点类似。荣格走得更远,虽然不是沿着哲学的道路。谢林是他们三位朋友中在世最久的,于1854年去世。荣格在21年后出生,与《纲领》不在同一个时代。可是,他们确实处于同一个潮流。荣格的心理学回应了《纲领》作者的展望,虽然他很可能没有读过《纲领》。荣格把神话引入心理学,寻找人类的共同心理。那时人类学家已经把世界各地的神话和传说广泛地介绍到欧洲,为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荣格的神秘主义为他赢得众多拥趸。批评者因此说,他通过心理学创造了一个宗教。可是,《纲领》的作者会认为这是极大的赞扬。

1796年8月,黑格尔写了一首诗:《埃琉西斯——致荷尔德林》。他期待再次见到大学好友:“你的音容,亲爱的,浮现眼前,/还有那往日的欢趣;而旋即它又/让位给重逢的更为甜蜜的希望。”他也表明友谊的条件:“往日的纽带,对旧谊的忠贞,更为牢固更成熟,/那是不用盟誓作保证的纽带,/这纽带只服从自由选择的真理,永不,/永不接受那禁锢言论和感情的律条。”

埃琉西斯(Eleusis)是雅典西北的一个城镇、古希腊的宗教中心,每年都举行盛大的神秘仪式,崇拜丰收和农业女神德墨忒尔。德墨忒尔和众神之神宙斯生下女儿珀耳塞福涅。珀耳塞福涅被冥王哈德斯绑架,成为冥后。宙斯又与珀耳塞福涅生狄俄尼索斯,古希腊的酒神。黑格尔以这样一个地名给这首诗命名。

在这首诗中,黑格尔仰望星空,“自我意识渐渐消失,/我融入这大千世界,”“离而返回的思想感到陌生,/因渺无际涯而惊恐,惊异中/不能领会这直观的深意。/想象使神智接近那永恒,/赋予它形象——欢迎你们,/崇高的精灵,高大的影子,/你们的额头放射完美的光华!”黑格尔早期的诗歌《埃琉西斯》折射了《纲领》的要旨(即使黑格尔未必是《纲领》的作者)。

荷尔德林在诗歌中把哲学推向更远方。他在《面包和美酒》第七节感叹:“啊,朋友!我们来得太迟。/神祗生命犹存,这是真的。/可他们在天上;在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忙碌永生,那么专心致志,/对我们的生存似乎漠然置之。/一叶危舟岂能承载诸神,/人们仅能偶尔领受神圣的丰裕。/生活就是神祗的梦,只有疯狂能/有所裨益,像沉睡一样,/填满黑夜和渴欲。/待至英雄们在铁铸的摇篮中长成,/勇敢的心像从前一样,/去造访万能的神祗。/在这之前,我却常感到,/与其孤身独涉,不如安然沉睡。/何苦如此等待,哑然无语,茫然失措。/可这贫困的时代,诗人有什么用场?/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我们来得太迟”——荷尔德林的精神属于古典时期,却生活在启蒙之后的时代,一个不属于诗人的时代。生不逢时是这位诗人常见的感慨。在这首诗中,“一叶危舟”德语原文是容器,在诗中指代人的肉体,翻译似乎未得其意。荷尔德林认为,肉体不能通神;与神的交往需要英雄的心或他们的精神。英雄生活在古代的神话世界里,所以,“我们来得太迟。”新的英雄成长在“铁铸的摇篮”,也就是牢笼。没有人知道,英雄什么时候能够长成。英雄被认为是疯狂的。人只有在疯狂中才可以进入到神的梦中。理性的时代是“贫困的时代”,诗人在这个时代是无用的(在拜金、拜权的时代,诗人更被认为是有害的)。酒神不出场,作为酒神祭司的诗人也就无用。诗人的酒神也是尼采的酒神。诗人选择安睡,也许在梦中能见到他的神。可是,他却听到一个声音,要他在黑夜中孤独地走遍大地,也许是为了传播火种——很有些“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精神。

荷尔德林来得太迟,也早了一些。他在身后声誉日隆。弗洛伊德开启了意识的新时代,荣格继续拓宽这个时代的视野,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欣赏荷尔德林那样的诗人,而且受益的文学家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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