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精灵人格

作者:章乐天 2018-06-11 16:58

熟悉她的作品,你就会发现她的游移和消解的癖好——一种精灵的属性,喜欢骚扰,不喜欢战斗或者捍卫。

好命不好命,一看作品便知。命不好的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写作往往是为了疗治自己——不能白白受了创伤啊!失恋,遗弃,虐待,欺骗,孤立,折磨,遵父母之命做各种违背意愿的事,这些体验得写出来,分享给别人,争取让分母增大,自己就轻松些。阿特伍德却不写这样的,她的很多一看就是自传体的小说,关心的是那些很内在的情绪。

在《道德困境》这部短篇集里,有一篇《无头骑士》很有代表性。其中说到她和妹妹的童年。这几句话,和《治疗者》里的那一段陈述相得益彰:

“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透明气球里,漂浮在世界之上而不与它发生任何真实的接触。我看待别人的角度和别人看待自己的角度很不一样,反过来也一样。我自以为老成,可在别人看来飘在气球上的我还稚嫩着呢。”

看,这就是好命人才会考虑的事情,她这么说的时候,心里是很踏实、甚至有点骄傲的。“可在别人看来飘在气球上的我还稚嫩着呢”,就如同说“当时的我做了多少傻事啊!”一样,说话人对自己的过去持完全的肯定态度。阿特伍德接着讲:“我迷上了在黑暗中游荡的感觉,作为某种不可见的、未知却潜藏威胁的存在,虽然大多数时候被拘羁在另一个无害、世俗、有责任感的自我之下。”这里也有一种优越感:威胁都不是现实的,需要出动内心的人马去想象,去制造一个仿佛到处都会杀出威胁的环境。

另一则短篇小说《在别处》里有着同样的“自寻烦恼”:

“我不是孤儿,我告诉自己;我还不够格当一个孤儿。我只是需要独处,这样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吃垃圾食物,通宵熬夜,穿不讨喜的衣服,和不相配的伴侣拍拖,脑中不再涌现出它们过去会激起的、充满焦虑的批评:你为什么住在这种狗窝里?你把时间都用在什么地方了?为什么你要和这个混球在一起?为什么你一事无成?不要睡这么少,不要毁掉自己的健康!少穿点黑衣服!”

“我还不够格当一个孤儿”,这种表述真是反映一个人的古灵精怪。她貌似叛逆,但叛逆是因为安全感很强,类似北美六十年代,一代“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对父辈的那种反叛一样,相反,一个安全感较差、自我薄弱的人,只要得到一点机会就会变得很守规矩,很依赖稳定的人际关系。在阿特伍德眼里,父母的责骂都属于可控的痛苦,在制造它的时候她就知道能够战而胜之——无视它们。

以同样的逻辑来观察她关于独身和孤独的议论:“为什么独身——究其本质——就活该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呢?但它就是。独身者——孤独者——是不可信赖的。怪异,扭曲,极有可能是精神病患者。他们家的冰箱里可能雪藏着几具尸体。他们不爱任何人,也没人爱他们。”真正受困于独身的人,恐怕没法如此雍容地展开想象。在写作纯属消遣时,所有的修辞法都是奢侈品,尤其是夸张。

如果现实中遇不到恶魔,可怕的人与事,人就会去故事里寻找,去想象。这是种很大的福气。阿特伍德并没有真正见过冻在冰箱里的尸体这么极端的画面,所以,她才擅长逮住一个话头往极端的方向联想。“女作家”是她最喜欢借题发挥的题目之一,自嘲得越狠,越表明她的满不在乎:

“我从非写作者变成写作者的转变发生在一瞬间,就像‘B’级电影里温顺的银行职员霎时变成青面獠牙的怪物。如果有旁观者看到,可能会以为我是接触了某种化学药剂或者宇宙辐射,就像使老鼠变成庞然大物,使正常人变成隐形人的那种。”

用一个戏剧导演喜欢说的词,这就是一种“平地抠饼”,在没有戏剧冲突的地方造出冲突,想象自己没有走过的道路上都埋着地雷,潜伏着各种无一命中的暗箭。这种自嘲偶一为之还挺不错,多了就会贫嘴,但她总也忍不住,先是调侃对女作家的刻板的、消极的认知,后来又给那些支持她当女作家的人敲了一棒子。在创作谈《与死者协商》中,她说到母亲的一个朋友曾告诉她“写作很好,至少可以在家里做”,她讽刺道:那位好心的阿姨有点无知,不知道女作家连家都不该奢望:“她们必须变成怪异老处女,或者过着肮脏淫乱的生活,或者自杀——总之都是受苦受难的事。”

一个波澜不惊的童年是最值得也最适合拿来自嘲的。每当阿特伍德说到自己的妈妈,她就会把她列入到一组有点滑稽的长辈群像里,这代长辈因为赶上了战争,变得特别拘谨,身上散发着苟安、怕惹事的气质。她曾说,她妈妈记不清究竟是在1939年11月18日的哪个时辰生了她,因为“那个年代分娩的妈妈们通常都会被乙醚熏得昏睡过去——者让须多此后为我占星算命的人很失望”。此外,11月18日那天有一场非常重要的足球赛,医生们都开着收音机,指望着宫缩能在球赛结束后启动——他们如愿以偿。

二战之后到五十年代,阿特伍德印象里最值得批判的社会问题,看上去是那么的不值一提:相对于男性,女性在生活中必须遵从更多的清规戒律,而随着女权运动的影响扩大,到了1960年代,“我们已经忘了在这个大洲,特别是北纬49度以北的地区,曾经有过需要解开的紧身胸衣,曾经有过因为性情怯懦而被经验诊断为疯癫的女人。”

她的不少作品都基于这种敏感而写,故而也被视为一个女权主义作家。不过,她那股任性的精灵气,总在抵抗这种狭隘的归类。自嘲是一个特别好的手段,虽然自嘲的题材总是单调,一半都集中到了16岁立志当作家这回事上:“到这个年纪,我已经决定要成为一名坚定不移的小说家,连带作家常有的肺病、不幸的恋情、酗酒以及紧随其后的英年早逝。”(随笔集《好奇的追寻》自序)等到大学里尝试创作,她又说自己是“假装文学爱好者”的人之一。

根本而言,是因为没有经历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创伤。为了让冲突发生,她经常得在明明不痒的情况下使劲抠几下,指着血印子说“瞧,受伤了吧·”到学校里,她最深的控诉指向了刻板的教学规章复制出一批跟父母辈一样拘谨、一样怯懦的年轻人。她还说,女同学们都是些“假正经”、“势利眼”,是一些喜欢在背后嘀嘀咕咕串闲话的人,虽然这的确很讨人厌,但好像也仅仅是讨厌而已,像放学后被堵在角落里狠揍一顿这种事,就从未落到好命的阿特伍德的头上。

加拿大籍作家梅韦丝·迦兰是阿特伍德的前辈,比她大17岁,二战时期阿特伍德还是个蒙童,迦兰则已被征调入政府部门,当个坐办公室的临时工。她在自传体小说《多彩的流放》中写下了当年的见闻:

“男人们在那里静静地腐烂,直到领退休金的那一天。他们保持着一种英国人在执行公务时特有的慢吞吞的调子……加拿大实业巨头们的维多利亚、爱德华、乔治早期风格的油彩肖像画,一张张胖嘟嘟的海盗脸,装点着楼梯和走廊——时刻提醒着我们世上有两类人,一类是践踏别人生活的人,另一类是被践踏者。”

阿特伍德从没写过“践踏”这种严厉的词汇。相差17岁,迦兰和阿特伍德似乎站在了现代和后现代的两边。前者的写作散发着逃脱既有秩序的强烈欲求,后者则始终掺杂着那么一点游戏心态,并不曾真正与什么事情闹过决裂,因为那样会很不好玩。在迦兰的记忆里,男人是在“腐烂”的,不管是上不了前线还是从前线退下来,男人都长了一张事事与己无关的冷漠脸;偌大的国家是他们的世袭财产,他们即将接管它,而女人无非繁殖工具,平时则干脆可以忽略。机关是囚笼,在里面,人只有机械地活着。所以迦兰很早就移居欧洲,到处旅行,靠着给《纽约客》之类的高级媒体写作赚钱维生。相比于阿特伍德,迦兰是绝不会如此热衷于调侃写作、调侃当女作家这回事的。

加拿大文坛有“四朵金花”:除漂泊在外的迦兰外,还有1931年生的艾丽丝·门罗,1935年生的卡罗尔·希尔兹,她们三人都比阿特伍德年长。门罗名气大,兹不赘言,希尔兹生于美国,1960年代才同丈夫带孩子一起移居多伦多,2003年病逝,因为拥有双重国籍,她拿过美加两国最高的文学荣誉:普利策奖和总督文学奖。在一篇纪念希尔兹的短文中,阿特伍德再次重复了她屡屡重申的一个事实:如果按照“时代灌输的观念”去生长,她就应该像希尔兹那样,首先安安稳稳地做好主妇,然后再去考虑做作家。

希尔兹在成名之后说过,她从年轻时起就不认识什么作家——压根不在乎这个身份。写作是她的业余爱好。然而阿特伍德赞扬她的作品,说她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能够谈论那些关于女性的、但之前不被接受的话题。那么阿特伍德如何定位自己呢?这实在比较困难。熟悉她的作品,你就会发现她的游移和消解的癖好——一种精灵的属性,喜欢骚扰,不喜欢战斗或者捍卫。

早年她画过一幅漫画,取名为《一位年轻塞佛(Young Cipher)—艺术家的肖像》,戏仿了詹姆斯·乔伊斯《一位年轻人(Young Man)—艺术家的肖像》。“塞佛”意为“密码”,她置换“Man”为“Cipher”,暗含着“女人是个未解之谜”的意思。画面里的内容,是她作为一年级新生于1957年在多伦多入读大学时的感受:布洛尔大道上的公园饭店森森矗立,抬头望不到顶;加拿大批评大师诺思洛普·弗莱在自己的宅第里劈劈啪啪地打字;而她的老师——学者和抒情诗人杰伊·麦克弗森行色匆匆……在一个个“大”人物,一栋栋“大”建筑面前,卷发的小丫头被深深震惊了。

然而,虽然画出了自己的渺小、惊骇、无助,画面本身的调子却是欢畅的。小,意味着灵活,如同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当年的获誉“像蝴蝶一般舞,像蜜蜂一般刺”。谁也夺不走一个精灵的自由,无法济困扶危不构成心情沉重的理由。经常的,阿特伍德将这种感觉托付予加拿大,它虽然大,却很弱(相对于美国),虽然弱,却又被安全地忽略。它在美国的身边睡着。在伏尔泰轻蔑地把加拿大定性为“一大片雪地”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听到它名字的人们都会抱以茫然:这是哪里?    2003年小布什总统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阿特伍德写了一封《致美国的信》,这本该是一则有力的檄文,然而她太喜欢自嘲、也太喜欢使用她所钟情的文化母题——例如巫术了:

“你们不只是我们的邻居:在很多情况下——比如说我的情况——你们是我们的血亲、同事和私人朋友。可是尽管我们离你们很近,在北纬49度以北的我们从未完全了解你们。我们像是罗马化的高卢人——长得像罗马人,穿得像罗马人,却不是罗马人——窥伺着墙那边真正的罗马人。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他们现在在做什么?肠卜师为什么一直打量羊肝?占卜者为什么要卖那么多咒符?”

自嘲中透出一股浓浓的骚扰的感觉。真是精灵的性格,似乎根本就不在乎被她声讨和骚扰的那个人恼羞成怒;她的思路太跳跃,当人家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啥?你想说啥?”的时候,她便飘然而去。如果一心想要触怒别人,她大概会觉得自己的境界不够高端了。

而这也是阿特伍德赖以超然于一切纷争之外的本事:你看不到她真正受创时的样子,因为她甚至连自己能收获什么都不在乎!在一篇题为《耻辱》的短文中,她讲了三次自己曾经蒙受的耻辱:一次是29岁,出版第一本小说时签售会上无人问津,一次是七十年代上一个电视访谈节目,结果前一个节目是关于结肠造口术的,把主题完全带偏,第三次是上墨西哥的一个节目,遭到主持人——一个“直男癌”患者赤裸裸的侮辱。起码第三次遭遇是十分恶心人的,然而阿特伍德的结论是“有些耻辱乃咎由自取”:我为什么答应参加这些活动呢?不作死就不会死。

现在,在接近八十岁的年龄上,她也许真正达到了世俗意义上的“人生巅峰”:不是像之前十年赌博公司预计的那样得到诺贝尔奖,而是因为一本早期作品——《使女的故事》被改编成系列剧而走红。这本书被誉为“反乌托邦”,但写它的动机仍然不脱骚扰,她在一篇谈奥威尔的文章里说,《使女的故事》不过就是调换了一下视角而已,从男人换作女人,“在其他方面,我所描述的专制和真正的专制以及大多数想象的专制并无不同,”她淡淡地写道,“最上层有一小组人控制着,或者企图控制其他所有人,并攫取了绝大部分好处。”

只要渴望荣耀,渴望别人的承认,你就会堕入嫉妒、亏欠、追逐、失落的纷扰之中,为了活得自由,只有“不食人间烟火”。但这需要难得的运气,从童年起,就要免于匮乏,免于种种来自外界的切肤的伤害。就我所见,阿特伍德从不曾谈论过这些;作为妖精,作为精灵,她享受着属于一个好命者的闻达和平静。

 

相关热门新闻

请点击添加到主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