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傍佳人襟袖行——梁祝创作60周年的回忆

作者:李大兴 2018-07-03 17:14  

曾经很熟悉的旋律,久违时候听来竟觉得相当陌生。感动依然,却不仅仅因为音乐。

 

夏夜,难得连续几天豪雨的北京,竟有些清凉的感觉。下水系统依然不怎么好,时不时可见一滩一滩的水洼。半醺归去,走在行人已经稀少的路上,忽然看见一个大屏幕放映世界杯,原来北京时间晚上11点的比赛已经开始。经过屏幕才发现是一个酒吧,里面坐满青年男女,人声鼎沸。老夫聊发少年狂,反正已经喝了不少,干脆再喝一杯。于是我进去坐下,要了一瓶卡罗纳啤酒,独自看足球。上一次在酒吧看世界杯,是二十年前在苏州竹辉饭店,当时是苏州最好的酒店之一,前年却听说即将被拆除,人非景亦非了。

我看了半场足球,然后散步回酒店。午夜时分,街上连车辆都不多了。两边高楼林立,灯火闪烁,都市的夜总是这样,有些冷漠也有些生动。在陌生的城市踽踽独行,便有些旅人的感觉,然而经过的路名,却提示我这里是曾经度过少年的地方。

手机突然响了,我听到一个遥远的声音,有点沙哑,有点沧桑:“你能听出我是谁吗?”并没有什么理由,我耳边忽然响起化蝶的旋律。其实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听过梁祝了,然而记忆正是那些埋藏得很深,轻易不会想起的乐句。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的一个晚上,在七号大院红砖楼外沿着院墙的平房北头,一间窗帘紧闭的小屋里25度灯泡灯光昏暗,一个留分头,身材瘦小,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微弯下腰,将用中指和大拇指托着的一张黑胶唱片小心地放在唱机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黄标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黑胶,是一张十寸的小唱片。

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俞丽拿的名字,第一次知道女小提琴家这样特殊的存在。世上的事情经常如此,因为遥远,就更加美好动人。我家本与音乐无缘,虽然曾经有一台老式手摇唱机,有一些黑胶唱片,但大多是戏曲民乐一类。然而对音乐的喜爱部分是与生俱来的,我对小提琴音乐的感觉也是天生的。好的小提琴声,兼具柔情与激情,非常女性化,又十分决绝。

从越剧采风的梁祝,优美凄绝,受古典主义时期影响的配器和江南的温柔却也契合,而爱情悲剧本身自来有震撼的力度。中国音乐本以旋律为主,和声、交响都是晚近从西方传入的。中国人对音乐的欣赏也主要在于旋律,其余则不甚了了。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恰恰胜在旋律,一流出就流到人的心里。

音乐并不长,感觉上却漫长而悲伤。维克目光一直注视着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女孩,女孩眼睛低垂。在七号大院的小屋里,挤着五六个少男少女,我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从小跟着比我年纪大的孩子们混,习惯被忽视,习惯看别人。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娜娜,听说原来叫安娜,文革一起来就改了名,不过改得也不彻底,没有改成卫红、卫东那样具有时代特色的名字。在我们心目中,娜娜是能镇住七号大院和周围一带的美女,虽然长大以后发现那多少也是孩子式的夸大。有一点是真实的,她从小拉小提琴,不到17岁就考上了部队文工团。因为小时候要花许多时间练琴,娜娜在大院里和别的孩子一起玩的时间不多,难免让人觉得有些神秘,有些高傲。

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相似,梁祝也是一个传说中的故事,历史上有,但是发生的年代与地点至今莫衷一是,以至于有不少地方都希冀这一文化遗产落地,还修缮了不少有待考证的古迹。晚唐诗人罗邺的《蛱蝶》是现存最早吟咏这一故事的古诗:

草色花光小院明,

短墙飞过势便轻。

红枝袅袅如无力,

粉蝶高高别有情。

俗说义妻衣化状,

书称傲吏梦彰名。

四时羡尔寻芳去,

长傍佳人襟袖行。

由此可知,梁祝的发生远在晚唐之前,至于究竟是东晋还是东汉其实不可考。史学的另一层要义是厘清什么是不可确知的,传说毕竟就是传说。“化蝶”的传说出现在罗邺的诗后,应该是受到诗意的启发,而“彩蝶双双久徘徊”则是现代人的想象。其实彩蝶是不会成双的,蝶恋花的蛱蝶和花朵都是孤独的,一如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死亡来分隔从而完成。

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诞生在1958年,这一年音乐界主流已经是一片铿锵有力的革命歌声,不过前一年苏联小提琴大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访华,毛刘周朱等领导人都出席了由他独奏的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音乐会,他的巡演后来被录成唱片发行,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古典音乐浪潮。这时还不似文革时,古典音乐还没有蒙上资产阶级文化的污名,但是音乐人被要求为人民群众演出,深入工农。他们演奏的莫扎特、贝多芬经常被反映听不懂,自行创作的机运由此而生。经过反右后的大跃进时期,权威不再,学生受到鼓励。在北大,有中文系学生共同编纂《中国文学史》,在上海音乐学院,便有何占豪、陈钢等学生共同创作的梁祝。这一年集体创作的作品大多数是急就章,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即便不是唯一,也绝对是格外罕见,一登场便惊艳,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这一幸运首先要归因于创作者的才华:何占豪、陈钢,还有出力而未署名的丁芷诺(钢琴家、作曲家丁善德之女,其子为当今指挥家余隆),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尖子学生,同样重要的是,当时除了革命性这一向度,还有民族性与之并列,而音乐有时确实可以用这个说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奥伊斯特拉赫谦和温厚,接者如沐春风。据说他对中国小提琴手个人演奏评价颇高并给予鼓励,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水准,虽然还没有人获得过国际大奖,虽然从留下来的黑胶唱片听,为奥伊斯特拉赫伴奏的乐队与欧美相比差距还比较大。小提琴音乐最讲究旋律,如泣如诉处最令人感动,俞丽拿也确实很出色,所以梁祝倾倒了无数人。在七号大院的小屋里,娜娜带来的唱片让我们都听呆了。这一群少年里,只有维克家有电唱机,还有为数不多的几张黑胶,比如《命运》、《英雄》一类的交响乐。维克说家里以前有更多唱片,去五七干校之前都当废品卖了。

维克的父亲比儿子看上去更加弱不禁风,下干校不久就病故了。他的母亲早就不见了,有人说是离婚,有人说是进了监狱。他的哥哥姐姐都去插队,只有他幸运碰上留城,不到16岁就被分配到一家小百货店里卖布。他家去干校以后,原来房子上交,只给他另分了一间平房。

和大多数北京男孩子不同,维克安静、整洁,他的小屋虽然堆了不少家里没卖掉的物件,柜顶上面立着箱子,一直顶到天花板,却没有太逼仄的感觉。由于位置比较偏,一般不被人注意,也不会影响别人,维克的小屋就成了大院孩子们的据点之一。不过来这里的不是那些闹腾的或者淘气的,成员相对固定,他们在这里有时听音乐、有时交换书籍,有时就是聊会天,偶尔抽一支烟。这里的男孩子多半不大起眼,在大院主流之外,维克更干脆被认为有点女气。

女孩子来的并不多,娜娜只是偶尔出现,她不怎么说话,眼睛也不怎么抬起来,大多时候静静坐着。有那么几次,她背着琴盒来,有人请她,她就会拉一两首曲子。梁祝自不待言,我最爱听的是马斯涅的冥想曲。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沉静中的波动,有留白有节制的审美,也许来自天性。那时衣服式样整齐划一,颜色素到没有性别,娜娜总是雪白的衬衫、深蓝色裤子,干干净净,与众不同的是,她把自己的衬衫做了掐腰,凸显身材的曲线。娜娜看上去娇小玲珑,她人又很白,眉毛细细弯弯,在灰暗的时代和街道令人感觉眼前一亮的清新。

梁祝的故事素来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媲美,由此可见,至少爱情是东西方共通的。不仅故事本身,而且二者都是来自有历史依据的传说,只是具体史实被时光淹没,留下来的是后人的美好想象。历史的边界是文学开始的地方,何况直到近代史学确立之前,文史之间并没有那么严格的区分。文学虽然更多是虚构,从中却也可以看到历史的面影。隔断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是两个家族的世仇;而梁山伯与祝英台不能走到一起的原因,却似乎在于出身的不般配。东汉也好、东晋也好,门阀氏族等级森严,高门与寒族极少通婚。男权社会里,灰姑娘可以存在,富家女下嫁穷小子的故事多半是一厢情愿的想象。所以梁山伯要去博取功名,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好赢得美人归,无奈寿禄不永,遂成悲剧。与充满一见钟情、决斗等浪漫元素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相比,梁山伯与祝英台更为含蓄,更接近人生真相。在动人悲剧背后,现实是骨感的,命运是无法抗争的。不仅爱情如此,美好的事大抵是不堪一击的。

在大院的流言八卦里,早就传说维克和娜娜是一对。维克喜欢娜娜是谁都看得出来的,一见到她就会目不转睛,原本苍白的脸,也常常兴奋得红起来。不过大院里喜欢娜娜的小伙子至少有一个排,就连剃小平头、三白眼、练三头肌的根子,见到在走路的娜娜,也会从自行车上跳下,彬彬有礼地向她打招呼。我看到娜娜和他有说有笑,多少有点不协调的感觉。大院里的男孩子都有点怕根子,他不仅看上去比较凶,而且打起架来不要命,局子进去过不止一次。幸亏他出身工人家庭,老妈还是大院街道委员会骨干,每次都很快就被放出来。

根子从来不掩饰对维克那一拨男孩子的鄙视:“你还和那些小鸡子们混在一起吗?”

娜娜抿嘴微笑,“说话注意点,他们比你强多了。”

听说娜娜曾经得了一场病,咳嗽了大半年,然后嗓子就哑了。她说话声音像男孩子一样粗嘎,和她的外貌成鲜明对比。她又不多说话,一开口就更让人印象深刻。娜娜自己对这一点也很清楚,有一次在维克的小屋里,她拉了一段梁祝,然后有一个男孩子说:“娜娜,你真美!”那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娜娜显得情绪不是很好,“我会变老的,也许很快就会。”她停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只有我的琴声不会变,说话的声音也不会变。”

四十年后发小相聚,关于七号大院的回忆自然成为最大公约数,一群不乏已经当上爷爷奶奶的老人,在一起悲欣交集,感慨万千。很多人已经死去,很多事模糊不清,究竟发生过什么往往变得可疑。维克已经不在,娜娜不知所踪,他们便成了经久不衰的话题。有好几个人言之凿凿地说他们曾经看见维克和娜娜在一起,但是他们的说法互相矛盾,仔细询问,原来都是一己记忆所及,并没有什么凭证,未必经得起深究。不过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城市早已不再,除却记忆多半找不到什么凭证了。

在我的记忆里,有维克很柔和地对娜娜说话的样子。娜娜很少主动和男孩子说话,如今想来,她无论对谁都看上去若即若离,究竟是因为性格还是由于内心感觉则不得而知。八卦了半天,其实谁都没有看见过维克和娜娜成双结对。像娜娜这样的女儿自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管得也就比较多。据说娜娜的父母早就不许她去维克的小屋,可以想象,他们不想让女儿和一群男孩子在一起玩。然而美女往往同性朋友不那么多,或者更愿意和仰慕者在一起,这本是超越时代的现象。想必她会用说去某个女友家为由,然后金蝉脱壳到了小屋。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的年代,父母一般是无从查证的。我小时候经常说去小伙伴家玩,最后一身泥土从野地归来,免不了被训斥一番。

大约是1976年春天,突然一天有人看见根子骑自行车载着娜娜,兴奋得眼珠子都鼓出来了。然后娜娜就从大院里消失了,然后维克的小屋就关门了,不久他去了外地。据和娜娜家住在一个单元的孩子说,他听见娜娜和父母大声争吵,还有东西摔碎的声音,第二天娜娜就离家出走,住到团里的集体宿舍去了。

娜娜的母亲我只见过一次,和女儿的疏影暗香恰好相反,她人高马大,大眼睛炯炯有神,年轻时想必是引人注目的大号美女。据说她有白俄血统,曾经是文工团歌舞剧主角,娜娜的父亲是野战军军官,后来辗转到七号大院做党务工作,是一位腰杆笔直的帅哥,有点像电影《南征北战》里的张军长。他们健康自信的气度是大院里许多有历史问题或者挨过整的知识分子所不具有的,维克的父亲是摘帽右派份子,更是走路都不抬头的。

“你怎么会有我的电话号码?”

如果在街上碰见,我绝对认不出安娜,这是她现在的名字,也是她出生时的名字,娜娜已经不复存在。安娜居住在邻州一个小镇上,已经退休,当上了祖母,过着每日周而复始的平静生活。我的一个朋友搬家,成了她的隔壁,他听我讲过七号大院的故事。

“我一听他说起就知道是你,你从小就是个文学青年。”

我不知道安娜的印象从何而来,若说文学青年非维克莫属,“他给你写过很多诗,对吗?”

安娜如今依然很白,不过富态了不少,戴着黑框眼镜。提到维克,镜片后面的目光变得更柔和,含着笑意:“是的,那时我很喜欢,可惜后来出国以后都不知哪里去了。”

安娜告诉我她早就不拉小提琴了,嫁给一个留美学生陪读到东海岸后,她选择最普通最接地气的道路,把自己脱胎换骨变成了一名电脑编程员。早年的生活随着职业与环境的变化,渐渐成为另一世界的往事。我本来想告诉她,她的声音其实也变了不少,我能够在电话里听出是她,完全是难以解释的灵光一闪。

我告诉安娜我一直想收集一张俞丽拿最早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和你那张一模一样的,那样我一听就能把当年情景全想起来。”

“我几十年都没有听过梁祝,大概也不会再去听了。”

安娜说得很平静,我却从她的话中听懂,她其实一切都记得,只是不愿再去回忆。不过我还是没有忍住:“有一个情景,我一直不确知究竟是我自己的想象还是真的发生过。有一天晚上快11点,我不记得为什么去那间小屋,看见你从屋里悄悄出来,小跑着离开。过了没两天你和维克就都消失了。”

“你的记忆是对的,那是我和维克最后一次在一起。”有那么一瞬间,安娜在眼镜后面的眼睛似乎有一点湿润,虽然这也可能是咖啡馆灯光带来的幻觉。“他让我很失望:家里介绍老首长的儿子和我交往,我去找他,他却不敢爱我。”

我们都小心翼翼地不谈维克的死,也许这是因为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1976年发生了太多历史上的大事,以至于个人的故事仿佛微不足道,维克的消失不久就没有人再提起。那间小屋门上挂了一把大铁锁,随着风吹雨打,铁锁锈迹斑斑。时光流过,听说娜娜已经结婚,我也上了大学,离开了北京。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小屋的灯突然亮了。听说维克在外地考上大学,但最终因病退学;听说他回来了,但他不和任何人来往,也没有几个人见过他。不知道过了多久,小屋又上了锁,这一次似乎主人真的不在人世了。

和安娜道别后,我破了自己不在网上听音乐的例,在优酷上听了一遍吕思清演奏的梁祝,应该是很久前他还年轻时的录像。曾经很熟悉的旋律,久违时候听来竟觉得相当陌生。感动依然,却不仅仅因为音乐。爱与死,无论以怎样的形式,都是永恒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爱总是要死的,活着的是日常的人生。维克曾经说过,化蝶那一段应该就是一段长长的独奏,爱情应该就是化为一只蝴蝶,追随在爱人身边。他说这话时,应该没有读过罗邺的诗句:

四时羡尔寻芳去,

长傍佳人襟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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