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产要素三元论”反驳美国排华政策

作者:雷颐 2018-07-04 15:07  

1896年这篇短短的演讲,李鸿章谈到了自由市场、世界市场、劳动力自由流动、商品的流动他国廉价劳动力与廉价产品的冲击,这些依然是美国今日面临的重要问题。

李鸿章西游记 之六

城南旧事

李鸿章一行于1896年8月28日抵达美国纽约,开始对美访问。在美国访问时,无论是与政要会谈还是接受媒体采访,他都多次谈到华工问题,维护华工权益。

除了1882年的“排华法案”外,美国在1892年又通过了歧视在美华人的“格力法”。“格力法”是美国加州民主党参议员托玛斯·格力(Thoms J.Geary)提出,参众两院在1894年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在美华人不得申请保释;必须在该法案通过一年之内重新申请居留证;一年以后未获得居留证的华人将被逮捕并驱逐出境;持伪造居留证者将罚款1000美元或判5年以下徒刑。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1896年9月3日的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对李鸿章在纽约会见纽约报业代表时的演讲作了报道,李鸿章以当时最经典、前沿的经济学知识,批驳了美国的华工政策。

一位记者问道:“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李回答说:“我知道,你们又将举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力法》的言论,我只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力法》进行较大的修改。”

文章还写道,李鸿章这时“不大的眼睛闪射出灼人的光芒”、“有点激动”地继续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力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看成大清国的什么高官,而要看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作达官贵人,而要当作大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的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到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

“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村干活。”

他进一步指出:“在工艺技术和产品品质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至于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劳力动。”

“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有记者问他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的情况,李鸿章反应很快地回答说:“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大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大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自由来华投资。”(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下),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339-340页)

这些言论、观点和态度,与已经符号化的“李鸿章”大相庭径。更值得注意的是,、垄断、价格、市场的行政干预等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些依然是困扰各国的问题,1896年这篇短短的演讲,李鸿章谈到了自由市场、世界市场、劳动力自由流动、商品的流动他国廉价劳动力与廉价产品的冲击,依然是美国今日面临的重要问题。

这篇短短的演讲表明,李鸿章当时能如此深刻地提出问题、看待问题,得益于他使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这是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全要素理论。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的观点。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二元论”,但实际上他已经将土地和劳动作为生产的两个要素。在此之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又将资本列为生产要素之一,并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提出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的价格归根结底都分解成为这三个部分(即劳动、资本和土地),形成了“生产要素三元论”。李鸿章所根据的,正是这种“生产要素三元论”。而且,李鸿章以商品的自由流通,劳工、劳动市场的自由作为废除排华法案的根据,这些概念与基本理论框架也都来自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今日称之为“古典经济学”,当时却是最“现代”的经济学理论。

亚当·斯密的《原富》是严复从1896年10月起到1901年元月末翻译完毕,出版于1901-1902年。在严复开始翻译《原富》之前,为何李鸿章即能用亚当·斯密的理论分析、解释当时中美关系中的自由贸易、劳工移民实即劳动力市场的自由问题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他的这种最现代的经济学理论知识来源于他的英文秘书罗丰禄。

罗丰禄与严复同为福建人,二人一同毕业福州船政学堂,又于1877年一同到英国留学,又基本同时(相差半年)回国。罗回国后入李鸿章幕,兼任李的英文秘书、外事顾问和翻译。1889年1月27日的《匹兹堡电讯》报道说,记者在等李鸿章接见前与罗闲谈,他对罗的评论是:“罗丰禄是总督的秘书,同时也是天津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我发现他是一位博学的人物,所知甚多。在等候的时间里,他同我讨论了一些斯宾塞的哲学,并告诉我,他是如何地相信赫胥黎和达尔文的理论。至于后者,他说,他相信适者生存说,而不是物种起源说。”

还有一些外国人的报道、回忆也表明,外国政要、新闻记者在与李鸿章会谈前后,不少会与罗闲谈,他们也都发现罗能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对达尔文主义、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等都有相当了解。如此推断,应是罗丰禄将西方经济学经典内容告诉了李鸿章,使其用此理论作为反驳美国当时的“排华”浪潮,达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有力效果,罗氏功莫大焉。

与理学大家曾国藩不同,李鸿章甚少“理论著述”,访美期间,却难得谈了一次儒学与基督教的关系。

1896年9月18日《夏威夷公报》(THE HAWAIIAN GAZETTE)报道,在美国传教士协会(American Missionary Society)的欢迎会上,他将基督教与儒家相提并论:“就我个人感受而言,从哲学角度来看,基督教和儒家并没有太大差别。一个是以积极的方式表达着黄金法则(Golden Rule),另一个是对这些原则用消极的方式加以表达。逻辑地说,这两种表达形式是否传达了同样的真理和同样的基础,这个留给那些拥有更好的哲学品位的人来考察。目前可以说的是,就根基而言,这两种伟大的学说并没有太大差别,在同一根基上两个道德系统被建立起来。”

所谓“黄金法则”,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两段话:“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用“积极的方式”表达待人之道,他所说的“消极的方式”,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准则。他巧妙地避开了信仰问题,而从哲学角度,更确切地说是从伦理角度力明二者“并没有太大差别”,是在同一根基上建立起来的两个道德系统。不知道他对基督教、对《圣经》究竟有多少了解,但为了这次出访欧美,他是做了一些功课的。当然,少不了罗丰禄的功劳。

李鸿章对政治、机械、工程、舰船、建筑……的性能、制作过程、价格等等兴趣深厚,不停发问,这一特点也被美国记者注意到。

在从英国到美国的邮轮上,他与同船游客交谈时,向一位美国议员详细询问美国总统制、各级机构管理方式、选举办法、不同部门领导的筛选、整个政府的架构以及可能有的分歧的处理方法;在与一位企业家交谈时,详询造船的各种问题,他的投资状况和美国经济问题。(1896年8月29日 《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THEINDIANAPOLISJOURNAL)

在纽约他们乘船经过横跨纽约东河、连接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布鲁克林大桥时,船只靠近大桥,包括李鸿章在内,一行人全都激动起来。这座大桥在1883的5月正式交付使用,全长1800多米,桥身由上万根钢索吊离水面40多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也是世界上首次以钢材建造的大桥,落成时被夸赞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此时布鲁克林尚未划归纽约,还是单独一市,美方陪同人员向李鸿章详细介绍解释了桥梁的高度、长度、结构、成本、利润、电缆系统和人行道设计等等。听说花费2500多万美元,李鸿章立即问何时才能收回成本。制造方法与成本控制,李鸿章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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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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