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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眼中的华尔街
作者：庞溟 2018-07-23 13:05
何柔宛甚至发现，虽然许多在华尔街“后台”工作的行政人员经常自带午餐，但她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在“前台”工作的人这么做。“自带午餐不是一个向上流动的信号——这暴露了一种下层阶级（才会有）的对花费超支的担心，无法毫不在意地花钱。
庞溟/文
投行机密：一切都被标上了价格
“我的专业是人类学，我对了解动态的商业世界和华尔街的文化十分感兴趣，我认为我能够提供许多技能，比如像全球化、文化、美国经济价值观的理解。我向研究生院请了假，来探索这个世界，工作一段时间。工作结束后，我准备回到学校完成我的博士学位。”
1996年，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研究生何柔宛在一次次投资银行面试中重复上述说辞，终于获得信孚银行在纽约的一份内部管理咨询工作。戏剧化的是，六个月之后，她被裁员了。此后，她继续开展了一年半的田野调查，并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版了基于自己博士论文的《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
在这本书中，何柔宛希望通过深入调查分析华尔街的雇佣文化，探究金融精英们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企业的本质，以及背后的动机和原因。在过去数十年间，华尔街致力于将那些过去稳定的公司进行精简、重组和资产证券化，造成并加剧了企业的债务负担以及充满了社会经济不平等、不安全和危机的世界。
在这种特殊的利已主义文化下，本书书名中所谓的“清算”，指的就是所有的经济活动、社会关系和企业行为的目的都被化约为以资本市场为载体追求货币价值在短期内的最大化。换言之，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时，连一切不坚固的东西也都被标上了价格。从这个角度说，华尔街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形塑了世界；而分析华尔街丛林社会里这一整套话语、习俗、文化和操演实践，与传统人类学家扎根原始部落的学科实践并无二致。
聪明人游戏：“高盛是所有投资银行中的哈佛”
从一开始“卧底”华尔街时，何柔宛就发现这些金融精英一直在凸显并标榜自己的“聪明”，“这一词语似乎在华尔街的词典里非常重要”。所有受访者都深信在华尔街成功的三个要素是“聪明、努力和进取心”，深信自己置身于“最聪明和最富有雄心的人们”之中，深信自己将会与“世界上最聪明，拥有本世纪最伟大的头脑的人”一起工作，深信“聪明人聚集的地方总是有溢价的”，自己的“聪明”并将获得高薪作为回报。
华尔街对“聪明”的这种定义，以毕业院校为基础，具有小圈子的排他性。一方面，“如果计算投资银行招聘范围内的大学数量，不会超过15到20所”；另一方面，优秀学生们似乎也以进入华尔街投行作为自己聪颖过人、富有进取心和自信心的证据。根据哈佛大学职业服务办公室报告，在2005年，将近一半的学生通过“招聘流程去竞聘投资银行和咨询的工作”，“哲学专业（的学生）成为投行家，而曾经很有前途的小说家进人了华尔街”。
顶级华尔街投行最愿意招聘的目标院校是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并且“没有任何专业和学院的限制”。相比之下，连与之齐名的耶鲁大学在华尔街的口碑也远远落后，因为耶鲁大学被认为是更加具有“自由主义和‘艺术家气质’”，在某种程度上不迷信自由市场信念，从而让“投行家们感到敌意”。
这种将精英学校与投资银行、“完美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标榜出类拔萃的方法相当成功，以至于有身为哈佛大学毕业生的受访者坦言：“我真的很喜欢高盛……我认为高盛是所有投资银行中的哈佛，只因为他们都知道如何把他们自己很好地销售出去。”
而通过宣称“在高盛，我们有最充足的人才库”、“在摩根斯坦利，我们只有最优秀的”，投行让客户相信将会拥有“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来为你提供咨询”，相信投行比企业本身“更聪明、更有见识、更先进”，“于是我们对整个市场的观点就必须得到相信，我们设想的交易就必须被执行。
一位哈佛校友的嘲讽似乎不合时宜但也振聋发聩：“请记住，只有那些不能创造任何价值的企业才会通过雇佣最好的人才来显得充满活力和创新性，这样可以混淆事实，实际上他们只是在做一些无意义的工作。”
华尔街：一种生活方式
从表面看，华尔街的口头禅“金钱不歧视”反映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假设：技能、价值和教育是“经济成果”的唯一来源，种族、阶级、性别等外部性因素构成了有效市场交易的障碍，很可能在长期内被创造利润的迫切需求推翻。同样的想法也体现在投行内部将不同部门区分并隔离为“产品方”和“关系方”，产品方被想象成更加唯贤任用、更少依赖社会关系。
因此，华尔街鼓励“热爱金融并且忍耐痛苦”式的拼搏，并“依靠精英员工内化的、日复一日的过度工作实现”。“对努力工作和持续工作的迷恋支撑了市场需求和市场节奏所需要的超高效率和极速响应”：一名高盛投行的初级雇员说自己在一年的时间没有个人的生活，“我几乎没有洗衣服的时间”，最糟糕的一周工作长达155小时，留给自己的只有13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当何柔宛问一位投行经理的未婚妻要去哪里度蜜月时，她更是苦笑地说：“去任何一个黑莓手机不能正常工作的地方”。
但事实上，华尔街也存在着基于分工、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种种歧视、区隔与鸿沟。这种客观存在的等级制最直观的例子，就是按照银行对盈利贡献多少的“后台”、“中台”和“前台”业务线，规定了分别服务于低层、中层和高层的电梯，“在很多大厦中，首席执行官有个人专属的电梯”。
不需要社交活动、不需要“拍精英马屁”也被证明是一个谎言。正如一位身为投行董事总经理的受访者所说：“在职业生涯第二阶段，你就要处理好关系，从而促进交易。你能仅凭博学多才就得到生意吗？”
何柔宛甚至发现，虽然许多在华尔街“后台”工作的行政人员经常自带午餐，但她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在“前台”工作的人这么做。“自带午餐不是一个向上流动的信号——这暴露了一种下层阶级（才会有）的对花费超支的担心，无法毫不在意地花钱。这是一种反社会行为的信号：优先考虑节俭而不是和同事一起出门买午餐”。因此，午饭吃什么——或者更重要地，午饭和谁一起吃——是一种深刻的阶级划分标志。
金融精英：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
对大部分财富500强里的美国企业来说，一般十年内会有两到三次大规模的裁员。世界著名的休闲食品公司纳贝斯克（Nabisco）因为规模庞大的杠杆收购引发裁员狂潮时，公司外面停好了救护车，“因为他们不能确定哪些中年经理们能够承受得了这一新闻”。
与此相比，投行面临着更加动荡和残酷的业界生态——每年至少要有两轮的裁员，既包括小规模的裁减，也包括大规模的、“毫不留情”的裁员。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华尔街投行在作者开展田野调查的1996-1999年间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信孚银行买下了精品投行亚历克斯·布朗公司后，就被德意志银行收购并退出市场；旅行家集团买下了美邦公司，然后在收购了大型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后组成了所罗门美邦，最后又和花旗公司合并形成花旗集团……“金融家们，全美大型企业重组的煽动者们，他们自身也被裁员了”。
所有受访者都提到了市场的变幻无常、经济波动与周期变化。但有趣的是，他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心并未动摇，坚信从1980年代开始，精益求精的华尔街、强大的美国企业以及上涨的股市共同带来了蓬勃发展的经济，使资本各得其所，“成为利润和个人财产两者结合的神圣化身”。更诡异的是，所有受访者都淡然接受了职场的不确定性和工作的不安全感，认为在华尔街工作大抵是风险和收益的“平等交换”——“裁员和工作不稳定，是投行的组成部分。接受投行工作的前提就是承认你已经在风险方面获得了‘补偿’”。
何柔宛意识到，“华尔街的薪酬策略允许灵活的雇佣形式……能够使得投行在大规模裁员、持续不断的清理后立刻雇用新的员工并组建部门，从而创造出了一种‘没有战略的战略’”。这种灵活性抹掉了“转型”的必要性，却需要投行“必须有意愿并能够立刻裁撤那些今天不起作用的业务”。
正因为华尔街的绩效奖金制度将投行利润和个人收入挂钩，也因为自己时刻笼罩在被裁员的危险之中，金融精英会竭尽全力为他们的企业客户达成更多交易和业务，哪怕它们其实并非必要。何柔宛指出，在投行这种独有的、短视的文化、战略和世界观影响下，金融危机和萧条并不是一种自然周期，而是被华尔街的日常实践和意识形态所建构：华尔街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中对繁荣的渴望和追求，已经通过自我规训和话语霸权，渗透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伴随着全球化而进一步扩展蔓延，却最终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动荡与全球经济的衰败。只有在市场崩溃、繁荣终止、泡沫消灭时，关于华尔街的一切神话才会破产。
局外人、梦里人与镜中人
从访谈对象上看，或许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或者是为自己所在社会群体发声的考虑，本书的受访者中少数族裔、女性、非商科背景从业人员所占比例可谓畸高，幸好作者自身的社会网络保证了受访者大多毕业自华尔街投行优先招聘延揽的目标院校。从研究设计来说，作者在非顶尖投行的非核心业务部门开始自己的田野调查，不同等级投行间的巨大差异、投资银行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冰冷区隔，也大大削弱了研究的说服力和代表性。
对金融业内人士来说，此书的论述虽然感觉隔靴搔痒、着力点欠佳，毕竟试图提供某种跳脱出行业刻板成见之外的视角与总结。只是可惜作者辜负了自己在致谢中雄心勃勃地声称的“本书源于一种知识分子对经济和社会的正义感”。正义感并不必然意味着对研究对象的透彻了解，却有可能凭借跨学科研究之名，出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预设立场，将一个有趣味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变成糅合了俏皮话、耍聪明和猎奇谈资的四不像。
对外行普通读者而言，此书则具有更大的阅读难度，但这更多地来自于本书的翻译难度。坦率地说，本书的译笔称不上流畅易懂——这不仅仅源于作为“行话”的学科与行业话语体系的不同，还来自于文化、国别、语言等各方面差异而导致的失真和误读。正如本书作者在此书初版十年后再重新撰写一篇中文版序言对自我进行梳理，我建议本书的四位年轻译者也能在若干年后回头校译一次这个版本的译稿，在信、达、雅各方面予以提升，至少也应当避免将属于专业常识的“交易（估值）倍数”（trading multiples）译为“多元化交易”，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Arthur Andersen）译为“亚瑟·安立信”。
但我不会苛责作者与译者们在书中体现出的努力，即：努力消除学术写作与一般读者之间的区隔、人文社科类研究者与商业金融类研究对象之间的区隔、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区隔。我们需要更多的有心人来打破这些区隔，并对金融行业和“市场”观念的图腾进行除魅。
更进一步地说，我们不应满足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将金融与道德、正义、福祉、伦理等相对立加以应景的批判。正如齐美尔在《货币哲学》里的忠告：“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无法栖居在桥上”。当货币本该作为最纯粹的工具、手段、制度、习俗却被异化为目的时，当人与人在以经济活动为主导的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联系互动通过比对、掂量、估测、计算的方式来完成时，人际交往、社会交换、生活世界和意义空间不但不能扩展与丰富，反而让个人自由选择的空间变得受限，让人重新被嵌入各种刻板的依附关系中。本书或为局外人言，却当惊醒梦里人，更应为镜中人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