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中央:乌纳穆诺,一九三六

作者:汪天艾 2018-07-23 13:43  

1936年的最后一天,乌纳穆诺的话没有讲完,绞索就勒紧了,可千百万还留在世上的人,要如何续完结局?

汪天艾/文

他是西班牙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有“九八年代”知识分子最坚定的眼眸和最洪亮的声音,然而,1936年,堂·米格尔·乌纳穆诺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风暴骤起。

1936年7月19日:

我宁愿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1936年7月的西班牙,积蓄已久的矛盾和危机终究演变成地动山摇的崩塌,佛朗哥即将在北非率兵发动政变,第二共和国岌岌可危。不过在距离首都马德里200公里外的古老大学城萨拉曼卡,那年七月的前两周与往常没什么区别。那些天里,更让萨拉曼卡人感兴趣的是正在建造的市立游泳馆和体育场,自行车运动爱好者则通过电台和报纸时刻追踪着正在进行的“环法”自行车赛。哪怕是7月19日清早,人们从广播里听到前一天佛朗哥宣读政变声明的消息,也没有格外打破大家过一个普通周日的生活。那天早上八点,百来个孩子参加了当地日报《前进》组织的踏板车比赛,藉以抗议城市缺少儿童公园。与此同时,加西亚·阿尔瓦雷斯将军已经接到萨克特将军从巴拉多利德打来的电话,通知他率领军队服从佛朗哥的命令。到了十一点,萨拉曼卡人一如既往地步行去大教堂做礼拜,路过马约尔广场的时候,才吃惊地发现广场集结了整整一个骑兵大队。

骑兵大队的队长当即宣读了战时状态的限制条令:“注意!从现在开始萨拉曼卡和整个西班牙都进入战时状态。第一条,禁止在公共道路上出现三人以上的聚集!任何违反规定者都将立刻被武力解散!……”宣读结束时队长高呼“西班牙万岁!”却听得围观的人群中有零星的声音在喊“共和国万岁!”广场柱廊后面随即传来枪声,士兵立刻朝人群开枪,四个男人和一个小女孩当场遇害,马约尔广场瞬间跑空,街上也没了人影。与西班牙的许多城市不同,在市民的不解与困惑中,驻扎萨拉曼卡的军队没费什么力气就控制了城里的战略要地:市政府、邮局、电话局、广播电台、火车站……这座古城几乎从7月19日当天就顺理成章地变为佛朗哥一方国民军辖下的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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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一天,在马约尔广场荒无人烟的柱廊下面,不少目击者看见乌纳穆诺坐在他常去的“诺维提”咖啡馆的露台上。这样置身事外的姿态被许多人理解为他心属叛军一方,不少口诛笔伐接踵而至,可对这位老自由派知识分子而言,那一刻他只是在可怖的群体政治热情面前停在了原地。民众,这是一个乌纳穆诺已经很久无法理解的现象,民众作为群体的不可控性让他觉得危险。前一年夏天,在评论梅斯塔纳足球场举行的巨型“人民运动”集会的文章中,乌纳穆诺写道:“让水流动起来看起来很好,但是一旦水管破裂,就没有办法引导水流了。民众也是一样。搅动民众是危险的,因为没人能预料他们最后到底会走到哪里。”后来西班牙内战的走向验证了他的担忧,以至于他的后辈诗人塞尔努达经历内战与流亡后在致友人书中表达了十分相似的慨叹:“对我而言,佛朗哥的造反不仅让成千上万西班牙人死去,佛朗哥分子也应为他们间接挑起的内战另一方犯下的所有罪行负责。众所周知,民众盲目而残酷,所以不应该给他们展现盲目的机会,不应该挑起他们的残酷。”

不过在内战的暴力与民众的残酷都尚未完全展开的最初一个月,萨拉曼卡的局面和整个西班牙一样令人困惑又不安。7月21日加西亚·阿尔瓦雷斯将军在《地区》报上通告市民继续正常生活,鼓励商店继续营业,工人接着上班,希望大家不要被“压迫整个国家的可悲进程”影响。刚开始几个星期市政府前面的旗杆上甚至还悬挂着共和国的三色旗,直到八月中旬才换成国民军的红黄旗。与此同时,整座城市又完全被军事化控制,每天都有比前一天更加荒诞的消息传来。乌纳穆诺越来越不能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了。这位西班牙二十世纪以来第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始终相信有一种内在的历史延续性凌驾于一切现实的变化动荡之上,他总想在众人的群情激荡之中保持理智的头脑,脱离当下的限制,以旁观者的姿态重新审视他所生活的时代和国家。

1936年7月19日那一天独坐咖啡馆露台的乌纳穆诺,他的姿态不是对眼前西班牙大地之震颤的无动于衷,更不是对突如其来的军队占领的依附,沉思中的长者看到这样滋养群体性盲目与癫狂的政治环境又一次牺牲了他终生捍卫的个体价值与独立意义。早在1897年,乌纳穆诺就在给阿索林的信中写道:“现在西班牙民众需要的是重建对自己的信心,学会自己思考,学会自己去感知、去体会,而不是被别人代表,西班牙人要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理想,无论是关于生命还是关于生命的价值。”无论是早年为了抗议里维拉将军的独裁自我流放到加纳利群岛,还是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他对政府许多行为的批判,乌纳穆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独立思考与发声的立场从未因时局改变。正如他1932年在文学协会发表的演讲《今日西班牙的政治时刻》中所说:“我知道它(第二共和国)的成功运转意味着自由主义的失败,意味着我从1898年开始一直推崇的个体权利的失败。缺少了个体的价值,这样的政权不能令我满意。相比独裁者,我宁愿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1936年10月12日:

历史是一条没有左右的直线

后来被载入史册的1936年萨拉曼卡大学开学典礼其实不是真正的“开学”,毕竟这座欧洲第三古老的大学已经被国民军和长枪党推崇为所谓“国家主义西班牙的圣殿”,一切教学活动均宣告停止,因为“最好的学生都在为国民军战斗”。相比之下,10月12日那一天的典礼,更像是佛朗哥一方又一次政治宣传的舞台。作为校长,乌纳穆诺没有出席那天首先在萨拉曼卡大教堂举行的宗教仪式,没有听到主持仪式的神父是如何谴责他的“九八年代”对国家的悲观,如何控诉他们在报纸、戏剧、文学等诸多渠道浇灭了西班牙的希望。

正午十二点,乌纳穆诺在开学典礼上简短介绍了发言嘉宾,自己并没打算说话。然而来宾的发言最终激怒了他。他们大肆攻击共和国的“红色”西班牙一方是“反西班牙”的力量,将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斥为毒瘤,毫无节制地宣传所谓伟大西班牙的永恒价值,将知识与思考的意义踩到了泥土里。出席开学典礼的有佛朗哥的夫人、独臂将军米连-阿斯特赖、代表佛朗哥出席的迪亚斯·巴雷拉陆军上校等政要,围观人群中也多是高举手臂应和“西班牙万岁”的长枪党人。嘉宾的讲话引得山呼海啸的颂赞与掌声。乌纳穆诺决定即席发表讲话。那一天他口袋里只有一封来自恩里克塔·卡波内女士求他营救自己丈夫的信,于是老校长临场在这封信的反面草草写下发言提纲,其中几组对立的二元概念引人注意:“压服和心服;仇恨,毫无共情;反西班牙?凹与凸”。“压服和说服”即是后来那句为人熟知、振聋发聩的宣言:“你们能以力压服,却不能令人心服”的雏形,而另外两组概念也同样与乌纳穆诺信奉一生的主张与思考息息相关。

仇恨与嫉妒是乌纳穆诺对西班牙国民性思考的重要核心,多年以来,他始终将圣经中该隐与亚伯的典故视为西班牙国民性格中与生俱来的神话原型,在小说《亚伯·桑切斯,一个激情故事》中,他借主人公华金·蒙特内格罗之口说:“为什么我要生在这仇恨之地?好像这片土地的诫命是:你当恨人如己。这恐怖的西班牙国民麻风病。”暴力令他痛心,而更痛心的是看着仇恨如何占据人心,看着人们不计一切代价地寻找可以滋养仇恨的食粮,寻找可以仇恨的对象。他意识到“几乎所有人都被仇恨点燃;几乎没有人还怀有任何共情”。而在所有可被仇恨的对象中,最集中的靶子是知识。乌纳穆诺指出这种对知识的仇恨源自仇恨任何批判、任何不同的声音。在他上一次自我流放前一年的1923年,乌纳穆诺曾在发表于阿根廷《我们》杂志的公开信中写道:“西班牙可怕的癌症不是专制主义,而是嫉妒。嫉妒,嫉妒,对知识的仇恨。”里维拉将军治下,乌纳穆诺是极端反智主义最喜欢攻击的对象。1936年10月12日那一天,当萨拉曼卡作为西班牙人文学科的最高殿堂被昏庸的铁蹄践踏,当米连-阿斯特赖高呼“知识去死”“死亡万岁”,乌纳穆诺听见的只有“生命去死”。

“凹与凸”则是针对另一位发言的军人将领马尔东纳多批判内战另一方“反西班牙”的言论。就在10月12日的对峙发生前几周,他刚在文章中严辞反对两个敌对西班牙的区分论:“这不是一群西班牙人对抗另一群西班牙人,并不存在反西班牙,这是整个西班牙对抗它自己,是一场集体自杀。”的确,在内战爆发前一年的1935年,乌纳穆诺数次将“凹凸面”作为解释自己思考“西班牙内部斗争”的比喻。在巴黎的西班牙学院开幕的演讲上他提出:“从纯粹几何学的角度看,一个平面是没有凹凸之分的,我们所谓的凹面从另一面看就会变成凸面,就像一条直线没有左右一样。”乌纳穆诺始终反对这种把己方置于道德制高点、排他独占的爱国主义:“我要说,被他们叫做反西班牙的只是同一个西班牙的另一面,我们有着同样的缺点。”在他看来,所谓的“两个西班牙”之间的斗争只是西班牙的凹面与凸面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其实是一种共存,从历史的视角上看是一种自我斗争。然而内战爆发以来,种种残酷的事实让他幻灭地看到,互不相容取代了共存,此时此刻的西班牙,非要分出左右,分出凹凸。

开学典礼的对峙结束后,乌纳穆诺去他常去的“卡西诺”咖啡馆小坐,他是这里的会员,以往与友人的谈笑常在这里进行,然而那一天,咖啡馆里坐着一些他不认识的军人。乌纳穆诺甫一露面,就有几个顾客开始辱骂他“赤色分子!”“叛徒!”,高喊“滚出去!”,旁边还有人鼓起掌来。乌纳穆诺的儿子拉斐尔听说消息立刻赶来护送父亲离开,他原本想让父亲走咖啡馆的侧门,但是乌纳穆诺坚持要从他进来的门离开。那是乌纳穆诺最后一次在“卡西诺”出现。

第二天,萨拉曼卡市决定取消乌纳穆诺荣誉市长的称号,罪名是“不符合集体道德标准,被虚荣心冲昏头脑,作出反爱国主义的举动”。因为忧心祖国命运而上下求索的“九八年代”的旗帜人物最后落得不道德、不爱国的罪名,这几乎和那个时代一样荒唐可笑。第三天,萨拉曼卡大学董事会一致提出革除乌纳穆诺的校长职务,因为“萨拉曼卡大学应该清楚地表达对光辉的国民革命的支持与合作”。10月23日,萨拉曼卡的两大报纸刊登了佛朗哥将军签署的文件,乌纳穆诺不再是萨拉曼卡大学的校长。

1936年12月31日:

我将睁着双眼死去

一夜之间,乌纳穆诺与他生活了四十五年的萨拉曼卡、与他热爱并为之奔走一生的西班牙人民之间的信任与珍贵连结彻底断裂了。他只想在家闭门不出,远离这个与他互不理解的世界:“我不想出门。外面的人对我来说已经不像以前了,他们不再是我虚构的人物,他们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人——尤其是血,他们突然冲进了我永恒的理想。”11月的信件中他表示自己好像战犯:“您要知道,虽然我看似可以在这座我曾经当过大学校长的城市里自由行动,其实我一直能看见有一个便衣警察在跟踪我,他负责监视我,监视所有来看望我的人。我觉得我就像个人质。我不知道为了什么。”

他持续地写作,将“九八年代”标志性的质疑精神付诸纸面,在作品中虚构这样的对话:“——阁下对西班牙有信心吗?——对哪个西班牙?那些喊着“西班牙起来吧!”的人的西班牙?不,我不相信。——那您相信哪个西班牙呢?您自己的西班牙吗?——我自己的?我的西班牙跟我一起完蛋了。我只相信我留在自己作品里的那个西班牙;也是塞万提斯留在他的作品里的西班牙。”如同塞尔努达曾经满怀深情描摹过的那个象征永恒的动作: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堂吉诃德》,打开,阅读:“这才是西班牙。墨水写就的西班牙。”

他持续地阅读,在钟爱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寻求慰藉,反复读着《李尔王》中“不要让我发疯!我不想发疯!”,用莎翁笔下主角的疯狂与盲目抵挡战争带来的伤痛。还有《暴风雨》中的卡列班,是怪物也是囚徒,他读到普洛斯佩洛用鸦片和酒精麻痹他,在自己的笔记中写下:“西班牙人民投身于自杀。可是又保留着求生和繁衍的动物本能——所以就投身于让自己变蠢,把自己交给鸦片和酒精。还有,在杀人的过程中死去的快感。”最后的冬天,最后的十二月,内战双方信仰不同的政治主张,却在野蛮的行径、在犯罪、迫害与谋杀上出奇得相似,暴力的飓风就要摧毁他的祖国。

1936年12月31日,乌纳穆诺在家中溘然长逝。他曾在诗中写道:“我将睁着双眼死去/眼里留存你清明的山脉/我梦中的西班牙!”,他曾渴望“有一天这片西班牙土地,是摇篮也是坟墓,将用死亡那最后的母亲般的怀抱拥住我”,然而最终,他爱得如此深沉的西班牙土地已被鲜血与仇恨浸透,最后的几封信里他说“此时此刻,在西班牙做一个流亡的西班牙人,让我觉得恶心”,而写作也不再能解决什么:“我为什么要写作?解药吗?不是的。只是为了认识恶。既然一个人要死了,至少要知道死于什么。”

七十二岁的乌纳穆诺不会知道,自己作为一个毕生虔信独立思考和个体价值的知识分子会在死后被内战双方按照各自的立场宣传利用,不会听闻自己的巴斯克故乡被德军的轰炸机夷为平地,不会经历同代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翻山跃岭、死在途中的漫漫流亡路,不会遭遇战后抹平一整代知识分子的“大清洗”迫害,不会像另一位同代作家阿索林那样,因为被动地被战后独裁政权推崇为“国民作家”而众叛亲离,也不会看到西班牙的自由在佛朗哥的独裁下被埋葬近四十年之久,遭受最残酷的噤声时代。

1936年的最后一天,乌纳穆诺的话没有讲完,绞索就勒紧了,可千百万还留在世上的人,要如何续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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