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从何而来 终于何方——获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混搭双雄”

作者:陈永伟 2018-10-10 18:09  

今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五十周年,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获奖人的组合会如此奇怪呢?其实细思之下,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深意。

(图片来源:Nobel Media)      

陈永伟/文                                         

混搭双雄   

当地时间10月8日上午11点45分,2018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Romer)因他们对“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的研究而分享了这一奖项。

两人获奖的消息一公布,就有不少人大呼奇怪。倒不是说大家对两位新科得主的学术水平有所怀疑,而是说两人的“混搭”让人不太看得懂。按照惯例,同一年份的诺奖一般会由在同一领域有过合作,或者说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学者共同获得,但这次的经济学诺奖却没有遵循这一套路。

从研究领域看,诺德豪斯侧重于环境经济问题,而罗默则更关注知识和创新问题,两人似乎并无交集。事实上,不仅旁观者对本次的获奖组合看不懂,就连两位得主本人也对此表示意外。据说,当诺德豪斯得知和自己分享今年诺奖的是罗默时,曾喃喃地说:“我没有想到会和他一起。”而罗默知道诺德豪斯和自己一起获奖后,也只是客套地表示了自己对此很荣幸,一直对对方的研究感兴趣。

今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五十周年,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获奖人的组合会如此奇怪呢?其实细思之下,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深意。尽管诺德豪斯和罗默的研究看起来相差很远,但究其根本,他们都是在从不同角度探究经济学的最古老主题——经济增长。所不同的是,罗默思考的是增长究竟从何而来,有什么方法可以促进增长;而诺德豪斯考虑的则是增长的限度在哪里,有什么方法可以去突破这个限度。换言之,一个关心的是“始”,一个关心的是“终”。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的背景下,通过将诺奖颁给这一“始”一“终”两位学者,可以引领整个学界重新思考增长问题,共同寻找相关全球性问题的破解之道——或许,这正是诺奖评委会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增长往事

1、索洛之前

根据教科书上的标准定义,经济增长指的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尽管在今天看来,每年百分之几的经济增长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到整个人类历史,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寻常之事。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曾对各国的历史GDP状况进行过估算和复原,结果发现从公元前后开始到十七世纪,整个世界的经济规模并没有发生过显著的变化。而从人均的层面上看,近两千年间的个人收入状况则更是处于停滞状况,始终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徘徊。换言之,如果一个罗马人穿越到文艺复兴时期,或者一个汉朝人穿越到明朝初年,他们并不会感觉到自己的境遇有太大的改善。

直到工业革命的发生,一切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蒸汽动力等新技术的协助下,人们终于打破了加在自己身上的魔咒。先是欧洲,然后是美洲和亚洲,世界各地陆续告别停滞,走上了持续增长的道路。

随着增长代替了停滞,人们开始对增长的奥秘产生了兴趣。增长是怎么开始的?为什么有的国家增长快、有的国家增长慢?增长到底会不会有终点?……一大批有志之士开始投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他们后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经济学家。事实上,经济学能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最初就是源于对增长和分配这两大主题的思考。

被誉为经济学创始人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是最早研究增长问题的代表之一,他的著作《国富论》全称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其对增长问题的关注。在这部不朽的名著中,斯密向人们详细阐释了他对经济增长的认识。他指出,市场的扩大导致了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促进的创新的发生和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收入的提高,而收入的提高又反过来促进了市场的扩大。在他看来,只要一个国家走上了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其经济就能获得持续的增长。显然,斯密的这番论述给人们画出了一张美好的图景。它让人们认识到,停滞不是必然的,增长也不是偶然的,通过良好的政策激活市场,增长就可能持续下去。

但在亚当·斯密之后不久,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就对增长给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看法。在他看来,经济增长会受到资源、环境的限制。随着经济增长,这种矛盾会不断加剧。最终,饥荒、瘟疫和战争会摧毁增长的成果,将人们的生活水平推回到仅够生存的境地。在思想史上,马尔萨斯的上述理论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显然,这套理论给人们展示的是一个灰色的未来。

经济增长的故事究竟是会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走上良性的循环,还是会最终落入马尔萨斯陷阱?这个问题几乎让古典经济学家们争论了大半个世纪。包括李嘉图、穆勒、马克思在内的一大批顶尖经济学家都曾卷入过这场讨论。直到随着“边际革命”的发生,经济学这个学科关注的焦点从宏观转向微观,相关的讨论才慢慢归于沉寂。

此后,随着萧条和战争的接踵而来,经济学的关注焦点则更是转向了对经济周期和危机的解释,增长问题变得少有人问津。尽管在这段时间内,也有一些学者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产生了诸如拉姆齐模型(Ramsey Model)、哈罗德-多玛模型(Harrod-Domar Model)、冯·诺依曼模型(von Neumann Model)等重要的理论成果,但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研究话题却并不受到重视。

2、索洛的贡献

增长问题重新成为经济学关注的焦点是“二战”之后的事情。在“二战”后,西方的主要国家迎来了一段空前的发展时期,经济繁荣、就业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再次开始对增长问题好奇,希望找出增长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想知道经济增长到底会不会有极限。

在这个时期的众多理论工作中,最需要提及的是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研究。尽管在索洛之前,已经有大量经济学家从各自的角度谈到了对增长问题的见解,但都没有形成一套公认的基本研究框架。直到索洛模型,这个工作才得以完成。

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索洛将经济增长这个宏大的故事用一个十分简单的模型表达了出来。在这个模型中,经济体可以通过储蓄部分产出来实现资本的积累。这些积累的资本会有两个用途:一方面它会被用于资本的“广化”,即为新增的人口提供资本;另一方面它则会促进资本的深化,即让经济中的人均资本存量得到提升。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所以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会运行到一个均衡:资本的深化正好等于0,新的储蓄全部被用于资本的广化。在均衡状态,经济体中的人均资本,以及对应的人均产出都会保持固定不变,经济体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保持不变。而整个经济体的产出就由这个人均产出水平和人口决定。

那么,什么决定了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产出呢?在索洛模型中,它取决于几个因素: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人口增长率越高,就需要有更多的资本用于“广化”,因此它会让均衡资本存量降低;更高的储蓄率则会带来更高的资本积累,因此会让均衡的资本存量更高;更高的技术水平可以用同等资本投入得到更多产出,从而产生更多积累,因此也会让均衡的资本存量更高。

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一旦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这些因素给定,无论经济体的起点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人均资本水平和人均产出都会向均衡水平收敛。由于从经验上看,经济体的人口增长率和储蓄率通常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不变,因此最终决定经济体均衡发展水平的变量就只有一个——技术,或者更确切地说,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

索洛模型虽然简单,但却抓住了增长问题的要害——TFP。后来的很多实证研究都证明,TFP是决定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状况的最本质因素。例如,由霍尔和琼斯进行的一项跨国比较研究表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组和最贫穷的国家组的人均收入相差32倍,但如果排除了TFP的差异,这种差距就会缩小到4倍,TFP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索洛模型也并非完美无缺:一方面,索洛虽然让人们认识到了TFP在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它是怎样决定的——事实上,在索洛模型中它完全是一个外生变量。由于人们并不确知TFP究竟由什么决定,用什么方法可以提升TFP,更不知道TFP的增长能否抵消资源的约束,因此对于增长的可持续性依然充满了怀疑。例如,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就认为技术的革新将最终不敌资源的短缺,增长最终将达到极限。

另一方面,一些经验结论也和索洛模型的预言存在冲突。例如,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各国的经济水平应该向稳态收敛,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收入应该会趋同。但实际上,不少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一直在持续增长,而穷国和富国之间的趋同似乎也并不明显。

应该肯定,索洛的工作是重要的,他为研究增长问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他并没有指明增长究竟从哪里来,也没有说明经济增长究竟会去到哪儿。而这两个问题,正是罗默和诺德豪斯分别要回答的。

增长之“始”:罗默与内生增长模型

在经济学圈中,罗默是个出了名的“坏孩子”。他于1955年出生于美国丹佛市,是七个孩子中的老二。他的父亲是一名做过农民、经过商、搞过研究院的政治家。罗默自小就很淘气、叛逆,在中学的表现很差。在申请大学时,只有一所大学——芝加哥大学愿意录取他。

入学时,罗默选的专业是数学和物理,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对这两门学科并没有兴趣,于是决定转学法律。为了进入法学院,他需要修一些“文科”课程作为准备,其中当然也包括经济学课程。就在这个时候,罗默遇到了改变他整个职业路径的萨姆·佩尔茨曼(Sam Peltzman)教授。佩尔茨曼的授课内容和风格深深打动了罗默,他很快意识到相比于成为一名法学家,他可能更适合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于是,他就转入了经济学的学习,并先后在麻省理工、加拿大女王大学等多所名校辗转求学。1983年,罗默最终在其本科母校——芝加哥大学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大约在1980年前后,罗默开始对增长问题着迷,并开始研究怎么敲开索洛模型中那个TFP的黑箱——当时,他正从女王大学回到芝加哥大学,开启在那儿的博士研究生生涯。经过了数年的思考,他对增长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些思考后来被写成论文《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于1986年发表在顶级的经济学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上。

在这篇经典的论文中,罗默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概念来对持续的增长进行解释。在传统的经济学中,投入要素的规模报酬通常被假定为是递减的。例如,资本或劳动力投入越多,其在边际上的产出就会越低。这样的特征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过程最后只能导致人均产出的均衡,而不会出现持续增长。但如果有某个要素的规模报酬是递增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它的积累将会导致持续增长的产生。

那么,这样的投入要素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这种要素就是知识。

从经济学角度看,知识是一种公共品(Public Goods),是非竞争(Nonrivalry)、非排他的(Nonexcludability)——一个人使用知识,并不妨碍别人使用知识,同时每个人也无权排除他人使用和自己一样的知识。当这种要素被作为投入品用于生产时,它就会产生强大的正外部性,从而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出现。一旦有了规模报酬递增,持续的增长也就成为了可能。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可能会导致知识生产过低的次优结果。因此,从政策角度看,就需要政府对科研、教育增加投入,从而保证有足够的知识被生产出来。

在1990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内生技术变迁》中,罗默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在这篇论文中,他构造了三个经济部门: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研发部门,以及生产中间品的部门。研发部门负责生产知识或创意(idea),并将其卖给中间产品部门,而中间产品部门则产出耐用资本设备并将其租给最终品生产部门以获得租金,最终品生产部门负责生产经济体中的最终产品。很显然,要让经济体的增长顺利进行,就要合理安排在三个部门中投入的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在这个框架下,就可以讨论很多政策性问题。举例来说,在这个模型中,研发部门生产的知识是具有外部性的,其社会收益和其给研发部门带来的私人收益并不一致。在罗默看来,为了鼓励研发的进行,就需要尽可能消除这种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值,因此引入专利、版权等一些激励手段就是十分必要的。

以上两篇论文的思路,主要是从知识(knowledge)和创意(idea)的外部性角度来看待规模报酬递增,并用它来解释长期增长。在1987年的另一篇短文《由专业化引起的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的增长》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规模报酬的产生。对于专业化的强调,其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述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斯密就曾用制针厂的例子来说明分工和专业化的重要性。但在很长时期内,这一重要思想却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或许杨格、舒尔茨是少数的例外)。在这篇短文中,罗默在一个垄断竞争的框架下对这个重要的思想进行了重要的表述。利用数学模型,他向人展示,如果生产的专业化(表现为经济中中间产品的增多)会导致规模经济的出现,进而让持续增长变为可能。尽管这篇论文只有短短几页,但其中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既然专业化可以导致规模报酬,从而造成持续增长,那么国与国之间通过专业化,然后进行贸易,就有可能造成各国之间的共同繁荣,这一观点为从国际贸易理论去思考增长问题奠定了基础。

尽管在今天看来,罗默的很多结论是十分显然的,但在当时,这种打开TFP黑箱的尝试却是具有革命性的。对于习惯了传统经济学思维的人来说,罗默的这几篇论文无疑是对增长现象的“疯狂解释”(Crazy Explanation)。不过,也有一些人很快认识到了罗默这些工作的价值,并加入到他的阵营当中来。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罗默的博士导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从国际贸易角度研究增长的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以及继承了熊彼特创新思想的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霍伊特(Peter Howitt)。和罗默一样,这些人都试图从各个角度去对增长的动力给出“内生化”的解释。尽管这些人的工作各有侧重,但由于其“内生化”增长动力的共同特点,人们通常把他们的理论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遗憾的是,正当内生增长理论方兴未艾时,罗默“坏孩子”的本性却显露了——作为这一领域开创者的罗默竟从学术界消失了!此后二十多年,他再也没有发表过重量级的论文。到底是他江郎才尽了,还是上帝不想通过罗默告诉我们更多增长的知识?关于这点,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罗默淡出学界的日子里,他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很精彩。在这段时间里,他创过业、搞过“宪政城市”实验,还在2016年出任了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不过,由于他鲜明的个性,很快又离开了这个外人看起来显赫异常的位置。

有人说,根据罗默的贡献,如果他乖一点,恐怕早就获诺奖了。我想,这一点应该是确切的。不过,与洒脱地生活相比,早拿诺奖真的那么重要吗?谁知道呢!

增长之“终”:诺德豪斯、环境与奇点

与罗默的天马行空相比,诺德豪斯的人生要平淡得多。他于1941年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早年曾在法国求学,并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回美国后就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在耶鲁时,他选修了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的课程,并受其影响爱上了经济学。从耶鲁毕业后,他继续进入麻省理工深造。当时,他的导师正是索洛教授。从麻省毕业后,他回到了母校耶鲁,并一直执教至今。

在耶鲁的几十年里,诺德豪斯可谓成就无数:他获得了学院最高的教授头衔——斯特林讲席教授,成为了萨缪尔森经典教科书《经济学》的钦定合作者,教出了著名的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但众多成就并没有改变他的谦逊和低调。即使当他获诺奖的消息传来,校方要为其举行庆祝时,他也因正在上课而要求推迟仪式。

或许是受导师索洛的影响,诺德豪斯一直对增长问题抱有极大的兴趣。在职业生涯的最初几年,他就发表了多篇关于增长问题的论文。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出版,将马尔萨斯关于人们能否突破资源限制、获得持久增长的问题重新摆到了人们面前,引发了很大的争论。自然,这场争论也吸引了诺德豪斯的关注。

在《增长的极限》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有限的资源必将导致增长的停滞,尤其是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耗尽后,将会对经济带来致命的打击。对这个观点,诺德豪斯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反驳。虽然资源数量表面上是有限的,但科技潜力能提供近乎无限的能源。在1974年的一篇论文中,诺德豪斯进行了一项测算:根据测算,虽然当时的化石能源仅能够使用520年,但如果开发使用核燃料,现有的资源储量就足够使用530亿年。而如果进一步开发太阳能,可用的能源则更是无穷无尽的。如果套用索洛的框架,那就是只要TFP增长足够快,即使是资源有限制也不怕。

尽管诺德豪斯并不赞同罗马俱乐部对于增长的悲观观点,但他对于潜在的增长障碍一直充满了警惕。而在这些潜在的障碍中,气候变化显然是最需要引起关注的。为了搞明白气候变化可能对增长带来的威胁,他尝试着把气候这个因素纳入到传统的增长模型当中。他的做法很简单:影响气候的二氧化碳等气体的排放可以被作为一种影响产出的“存量”纳入现有的增长模型,而人类活动的进行则会产生“流量”。随着“流量”的逐渐引入,这些“存量”将会产生变动,进而会引起环境的变化。应用这套思路,就可以在人类活动、环境存量、环境变化及其产生的经济效应之间建立起一套因果关系。而一旦建立起了这套关系,就可以利用简单的边际分析法来考察温室气体的最优排放了。

在构筑了理论模型后,诺德豪斯教授及其合作者历时多年,在大量的资料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两个分析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可计算模型”——RICE模型和DICE模型。利用这两个模型,诺德豪斯等人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工作为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分析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诺德豪斯教授以对气候变化的研究著称,但在政策主张上,他并不像很多同行学者那样激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和尼古拉斯·斯特恩教授(Nicholas Stern)的争论。在气候变化的研究领域,斯特恩教授以著名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闻名。根据这份报告,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阻断气候变暖的进程。对于《斯特恩报告》,诺德豪斯提出了尖锐了批评,认为斯特恩选择了明显过低的社会贴现率水平,因此大大高估了气候变化的可能威胁。在他看来,气候变暖固然可能带来危害,但其影响要远远低于斯特恩的估计,因此采取激进措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显然是因噎废食。相比之下,采用开征碳税、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等市场化的手段,则可能在增长和环保之间建立更好的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作为索洛的得意门生,诺德豪斯一直坚信技术的进步、TFP的增进足以抵消资源和环境的限制,从而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进行,但他并不是一名盲目的技术狂热者。对于技术究竟能达到什么,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一种与“增长停滞论”截然相反的“经济奇点论”开始盛行。一些人认为,拜先进技术所赐,在不久的将来经济的年均增长将可以持续达到20%以上。对于如此乐观的观点,多数学者选择了一笑了之,而诺德豪斯则选择了用数字来验证这个观点。2015年,诺德豪斯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正在接近经济奇点吗?》的工作论文,在文中,他从七个角度考察了“经济奇点”到底会不会来。结果表明,大部分的经济指标都不支持“奇点即将来临”的判断。

结语

罗默和诺德豪斯分别研究了增长的“始”与“终”,但增长之谜并没有彻底被解开,还有太多的奥秘等待人们去挖掘。可以想象,这次诺奖垂青诺德豪斯和罗默,将会重新激活人们对于这一激动人心的领域的关注,也必将激发新的学术成果的产生,而这一切本身也将成为增长故事的一部分。

未来的增长会怎样?是走向亚当·斯密所言的持续增长,还是跌入“马尔萨斯陷阱”,抑或是突破“奇点”?对这一切的思考实在太迷人,也太烧脑。正如1995年的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曾感叹的:“这一问题(指经济增长)是如此有趣,以至于人们一旦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便很难再去想其他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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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伟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比较》研究部主管,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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