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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默获诺奖谈无形资产的重要性
作者：吴晨 2018-10-12 17:20
诺德豪斯教授为如何量化绿色经济学作出了杰出贡献，罗默教授的内生增长理论则第一次把知识和创意列为推动经济发展重要要素之一。
（图片来源：全景图片）
经济观察报 吴晨/文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和纽约大学的保罗?罗默两位教授获得,以奖励他们在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创新领域中经济学研究的贡献。诺德豪斯教授为如何量化绿色经济学作出了杰出贡献，罗默教授的内生增长理论则第一次把知识和创意列为推动经济发展重要要素之一。
两位获奖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涉及到“外部性”这样一个常见的经济学概念。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带来了负的外部性，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要想“青山绿水”，就必须建立一个机制来让全社会共同承担这种负面的外部性，碳排放税就是一种制度设计。知识和创意带来正的外部性，知识是一种公共品，具有非竞争和非排他的特点，知识的分享会让更多人获益。罗默教授提出，恰恰是知识和创意拥有外部性的特点，它和资本或者劳动这样的要素相比，才有着规模效益递增的效果，也就是更多知识的边际贡献更高，而不是像资本那样边际效益递减。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去理解知识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知识与创意，引申而言，就是不同于机器、厂房这些有形资产的无形资产。罗默提出的四要素增长理论，在传统的两大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体力劳动）之外，又增加了人力资本（以教育年限衡量）和新思想（以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而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也都可以被认为是无形资产。
什么是无形资产？《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这本书中给出了定义。具体而言，无形资产的表现形式可能是专利、品牌、商业机密、专有技术，也可能是企业的特定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比如星巴克的门店管理特点或者沃尔玛整合物流的能力，也涵盖社会资本和制度设计，当然也包括对员工的培训。
发达市场正在经历从后工业时代向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让无形资产变得愈发重要。软件、数据库、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都是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无形资产。在二十世纪70年代，全球80%的资产仍然是有形资产，而现在80%的资产已经变成了无形资产。这是全球经济经历的最大改变。
无形资产与固定资产有着本质的不同，理解这些不同，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去驱动未来的经济发展。
无形资产的四个特点
相对于有型资产，无形资产具有四方面的特点：可扩展性、沉没成本、溢出性和协同性，可扩展性是推动数字经济和IT巨头快速规模化发展背后最重要的推手，溢出性和协同性是为什么罗默认为知识与创意具备推动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益递增的属性，沉没成本则是是在保护和鼓励无形资产投资需要注意的问题。
先来谈可扩展性。无形资产的可扩展性是因为知识的“非竞争、非排他”的属性，知识并不会只被一个人占有，知识也不会因为一个人使用之后另一个人就无法获益，知识天生就是可以被分享被传播的，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任何以数字形态存在的知识，无论是软件还是视频，都可以被无限制地拷贝。
可扩展性的特点在数字经济时代催生出了“网络效应”，推动大型平台型的高科技企业获得飞速的发展。网络效应可以理解为一种规模效益递增的表现形式，简单解释就是当一项产品和服务用的人越多，下一个使用者使用它就会变得更方便更便捷也可能更便宜（如果这项服务不是免费的话）。比如使用微信的人越多，下一个使用微信的人就会更方便，因为他能跟更多的人联系，而且微信生态圈里的产品创新也更丰富。
溢出性，顾名思义，就是知识和创意很容易被效仿，投资一个点子，别人抄袭很容易。竞争对手可以通过反向设计研究来了解一家公司的新技术，即使有知识产权保护，竞争对手仍然有可能钻孔子，变相抄袭。
恰恰由于无形资产具有溢出性，就更需要制度设计来保护。有型资产的产权保护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两河流域的汉谟拉比法典，相比之下，无形资产比如说专利的保护历史只有500年，没有强大的习惯法来支撑，而且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差别也非常大。
协同性则是无形资产最具创造性的属性，因为知识和创意在碰撞和跨界的过程中最容易产生新的火花。举一个不大为人知的案例。最早发明CT（医用计算机断层扫描仪）的公司并不是什么大的制药公司，而是百代唱片公司（EMI）。在上世纪60年代唱片业最繁荣的时代，现金流充沛的百代公司开始多元化发展，生产商用电脑、彩色电视摄像机、录音机等等，它为此创建了自己的研发团队，把拥有计算机、图像技术和电子工程背景的人才熔于一炉，CT就是这个跨界团队很偶然的发明。
《理性乐观派》的作者科技记者里德利（Matt Ridley）就有这么一句名言：创新与发明，产生于思想的杂交。言下之意，要鼓励创新与发明，就需要让背景和专业不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聚集在一起，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百代的案例也凸显出，对无形资产的投资如果能够把不同领域的创意和想法合并起来的话，效果和投资回报都会激增。
溢出性和协同性让无形资产给无形资产的管理提出了一个需要不断去权衡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有足够强的制度设计来保护和鼓励无形资产的创造者。罗默就提出，因为研发部门的知识具有外部性，很容易被仿效被抄袭，它的私人收益可能大大小于社会收益，因此需要版权和专利来激励和保护。但是另一方面，恰恰因为无形资产在协作过程中可能挖掘出巨大的潜力，无形资产的保护不应该过度，而且应该有足够好的“思想市场”鼓励无形资产的交换、协作与交易。
无形资产的最后一个特点是沉没成本。作为行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决策者常常被提醒，在决策的时候不要考虑沉没成本。为什么说无形资产是沉没成本呢？因为与有形资产相比，无形资产中有很大比例只对创造无形资产的企业有用，对其他企业没有太多用处，比如说一个企业的品牌，还有那些不可以用专利保护的无形资产，比如说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和管理经验。此外，相对于发达的有形资产市场，无形资产缺乏交易的市场，也缺乏有效的定价机制，即使是专利也不是那么容易定价。
无形资产的这一系列特性，让构建“思想的市场”变得特别重要，一方面要防止“网络效应”所带来的高科技企业潜在的寡头支配地位，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效挖掘知识和创意的协同效应。
如何构建“思想的市场”
相对于有形资产的市场，无形资产的市场要弱小地多。我把这种鼓励无形资产交换和交流的市场比喻为“思想的市场”，它的作用有两点，一方面鼓励开放式创新，让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思想和创意有相互碰撞和激发的机会，另一方面鼓励对无形资产产权的保护，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挖掘无形资产的价格，通过交易给予无形资产创造者以足够的激励。
越来越多高科技企业已经意识到无形资产交流的重要性。知识碰撞产生的合力是开放与合作的最大动力，也能避免企业固步自封或者画地为牢。特斯拉开放无人驾驶平台与谷歌对安卓平台的开源就是很好的例子，两者都有意识地放弃了对特定知识产权的保护，换取开放式地创新。
恰恰因为无形资产的溢出性，与其过度保护特定的无形资产，不如站在更大的生态圈里去收割创新的果实。谷歌和特斯拉都意识到了，围绕特定开源技术构建一个拥有合力生机勃勃的产业集群，比单纯收割特定技术的版税要划算得多，也是对公司专注的领域最好的保护。能够持续推动开放式创新的企业一定是能够有计划地链接起公司外部的思想与创意，并从中受益。恰如太阳微系统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乔伊（Bill Joy）所言，“无论你是谁，大多数最聪明的人都为其他人工作。”
思想市场的另一面则是作为思想交易的市场。狭义上讲，类似的市场已经出现，比如版权交易市场，再比如大数据交易市场。广义而言，更多人开始从有形资产交易的市场中汲取构建思想市场的灵感。
罗默就提出，既然经济分工的专业化带来了大规模生产的效率，以及全球化进程中外包与贸易带来的低成本与高效率，在思想领域分工的专业化也应该带来同样的规模递增效应。MIT斯隆商学院教授马龙（Thomas Malone）更是提出了超级专业化（Hyperspecialization）的概念，认为脑力劳动也可以像体力劳动那样更细分。这种细分在共享经济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共享经济的目标就是创造更多更有效的机会去使用每个人的富裕时间。
马龙在新书《超级大脑》（Superminds）里把超级专业化的概念又朝前推进了一步。他提出，既然供应链网络推动了全球化的外包和贸易大发展，为什么不能借用供应链的思路创建一个他称之为竞赛网络（contest web）的平台来促进知识产品的交易。
汽车行业是供应链网络的经典案例。每一家厂商虽然品牌不同，产品各异，但是都离不开汽车领域内一级和二级的供应商。供应商之间相互竞争，但是不同的供应商会为同一家车厂服务，因此它们之间又会有合作的关系。车厂通过在供应链网络里的采购来支付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不同层级的供应商也有明确的细分，有的专注于解决特定的问题，比如电动车电池的研发与生产，有的则是整合者，比如说电动车电池驱动系统的研发。
竞赛网络的思路也是如此，希望构建一个知识产品的市场，既鼓励竞争，又促进合作，让很多人能够同时考虑各种不同创意的搭配组合。马龙教授把竞赛网络应用在自己创建的气候合作实验室（Climate CoLab）里。实验室的不同参与者既可以选择去解决特定的小问题，比如减少火电发电厂碳排放的技术，也可以选择成为整合方案的提供者，比如说研究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火电厂碳排放交易平台。气候合作实验室会让不同的整合方案提供者相互竞争，但是这些方案提供者与专注于特定技术的团队又是合作的关系，会“采购”他们认为最好的技术。
竞赛网络与供应链网络作为同时鼓励竞争与合作的市场有相似性。在统一层级，比如技术层面或者整合方案层面，都会有不同的团队在竞争；但是在垂直领域，比如整合方案利用技术的领域，却会有大量的合作，而促进这种合作的方式是市场。实验室创建了一种名叫“太阳元”的数字货币，方便整合方案的团队采购特定的技术解决方案。
马龙设计的竞赛网络一个核心点就是用市场的方式，鼓励创建出可以在多种不同场景下重复使用的创意模块。罗默也曾经特别强调，恰恰因为市场有价格发现机制，思想的市场才能够蓬勃发展。
当然，思想市场要挖掘合力，也必须要遵守约定的标准和规范，其中既有技术规范，也有专业规范，还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共识，比如软件要能匹配——共同的标准，又比如个人隐私与公司使用个人数据之间需要有所平衡。而且，因为科技带来巨变影响巨大，所以需要有持续深入的公共讨论，比如说对隐私问题和个人数据使用问题就需要不断地讨论。
构建新的基础设施
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好的基础设施一样，支持思想市场发展的标准、规范和社会共识也是支持无形资产成长的基础设施。无形的基础设施与道路、电网、下水道这样的有形基础设施有很多类似性，它们都创建不易，持久耐用，而且有着公共和社会的属性，支持经济发展更有效率。
无形基础设施中最重要的一类无形资产是制度与管理。前者包括法律法规、保证市场公平效率的游戏规则，让经济平稳运行的流程、共识和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后者涵盖的面也很广，包括积累下来的知识、管理的思维与经验，对推动经济发展的认知等等。
历史的经验表明，关键科技带来的变革需要时间去消化去推广，改变社会习惯、改变管理方式、改变认知都需要时间。向无形资产为主的经济转型，因此更需要强化制度的建设和管理的创新。
无形资产的溢出性让聚合特定产业和多元人才的大都市变得日益重要，因为它们是收集企业溢出效应最好的地方。大都市的创业者可以抓住无形资产有溢出性的特点，搭便车或者套利，找到新点子碰撞的机会。当年，乔布斯如果没有机会去施乐在硅谷的研究中心（PARC）参访，看到友好的用户图形界面，就不可能启发他为麦金塔电脑配上图形界面和鼠标。而等到乔布斯看到微软的 Windows 系统之后指责盖茨从苹果剽窃时，盖茨却一脸冷漠地回答说说：“应该说我们都有一名叫施乐的有钱领居，我闯进他家里偷电视，却发现原来早就被你偷走了。”
无形资产变成主导也让吸引和保留人才变成重中之重，也对大都市的城市规划提出新思路。
新的都市规划一方面需要强调宜居，在创建特定产业集群的大都市圈让人才能找到负担得起的住所和办公场所。而宜居正在成为全球大都市创业者面临的最大挑战。硅谷的一名投资人最近有一句话，道出了宜居与创业的关系。他说“现在估计没办法在车库里创建公司了，因为车库都值几百万美元了。”当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的时候，创新和创业必然受损。
人才是思想市场最重要的参与者，新的都市规划另一方面则要符合新的工作方式，鼓励构建更多思想碰撞的场所，比如说书店、咖啡馆、共享办公室，让不同背景的人能够聚在一起，共享信息，相互切磋。
(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