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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创新2.0版：资金有了，最急需的是人才和制度
作者：李晓丹 2018-10-15 13:55
科技创新离不开基础理论研究，尽管中国正在努力补上这一短板，但是基础理论研究仍然面临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人员短缺，一个考核机制压力。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晓丹 鼓励基础研究、改革科技转化机制，这是中国科技创新必须要尽快完成的。
“现在对科研成功的定义过于单一，对失败的容忍度过低。”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教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董彬在10月14日举行的2018未来青年论坛上表示，科研应该给年轻学者更多选择，这才会激发更多创新。
科技部今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社会R&D（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预计达到1.76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70.9%；全社会R&D支出占GDP比重为2.15%，超过欧盟15国2.1%的平均水平；国际科技论文总量比2012年增长70%，居世界第二。
科技创新离不开基础理论研究，尽管中国正在努力补上这一短板，但是基础理论研究仍然面临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人员短缺，一个考核机制压力。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基因工程技术研究组组长王皓毅就在当天的论坛上表示，搞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良好的科研环境，这不仅包含硬件条件，还包含软件条件，最核心的就是要对基础研究充分重视，甚至是敬畏。
“现在的博士生都着急毕业、着急找工作、着急问自己能挣多少钱，基础研究需要的第一条是热爱，而不是把它当成敲门砖。”王皓毅表示，解决这一问题，一份方面是在人才选拔时，真的让那些有想法、有创意的学生可以获得深造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高校的经验，对于基础研究人员提供较为优厚的研究条件，让真正喜欢做研究的人可以安心搞研究。
对于基础理论研究，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考核机制往往以发布多少学术文章作为重要考核标准，大量的研究经费最终变成是纸上文章，而不是真正推动产业发展的技术突破。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计算机学系教授谢涛表示，对研究人员的考核不应该是文章驱动、学术驱动，评估基础研究的影响力还要再增加一个维度，就是科技的转化的实际情况，让科研工作者可以放开手脚去创新。
在欧洲最大医院建立了自己临床研究室的栗琳，2015年被清华大学全职引入回国，她现在的身份豪斯生物创始人、清华大学助理研究员，吸引她回国的是科研机制的转变。
2015年，栗琳在清华大学建立血液智库平台，研究热点方向更接近于临床、更接近于转化；2016年她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现在又在西湖大学做了一个试点，在西湖大学成立豪斯转化中心，把大学研发和企业转化有机结合起来在一起。
“国外的学校，教授有创业项目可以跳出学校做公司，一两年后等公司的发展平稳了，可以再回到学校做教授，国内高校对教授的包容度也正在逐渐提高。”栗琳说。
栗琳还提到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就是如何通过研究基金来促使产业界与科研的真正融合。
“在某一个领域可以指定基金用途，但是不会介入实验室日常运营，这样保证产业界既可以推动科技创新的方向，同时又不会干预到学术自由，基金会、公司、学校实验室这样的三角框架，是目前国内尝试的一种模式创新。”栗琳说。
张璐是Fusion Fund的创始合伙人，在美国硅谷做前沿应用技术创新和生物健康创新初创企业投资，她也表示，斯坦福的项目科研经费通常有两种组成部分，一部分来自学校或政府拨款，通常是制定科研提题目的，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工业界，这部分资金的灵活度比较高，如何使用由教授自己来决定，未来是否有资金投入也主要科研成功是否让企业满意，是一种市场化选择机制。
张璐表示，斯坦福大学20多年前就成立了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到了某项科研成果科研可以做转化的时候，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会帮助学生或者教授跟市场做对接，斯坦福毕业的校友中有很多人就在硅谷当地创立了高科技公司，为可以转化提供了方便。
“北京大学也在尝试体制创新，引入中关村管委会投入资金，为北大教授提供实验室，同时也是一个合作交流的平台，有企业需要技术会找到学校，学校有专门业务对接的人，产学研一体是一个好的尝试。”董彬说。
水木投资合伙人方方表示，目前国内的科研项目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数量与国际的差距正在缩小，尤其是近几年各级政府的科研资金投入明显增多。
“但是，在评奖的机制和成果鉴定方面还是沿用过去的方法，在资金的使用方面也需要严格遵守审批流程，教授出门能不能坐商务座也要提前审批，对经费的管理需要松紧有度，太松太紧都不行。”方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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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丹经济观察报部门主任
宏观经济研究院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