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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手的侠客，再见！
作者：章诗依 2018-10-31 18:04
由于其巨大的成就与影响力，金庸传奇的一生，早就棺未盖而论已定。武侠巨子，报业宗师，回归前夕香港前途命运的擘划者之一，这些都是评价其非凡人生的不刊之论。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章诗依/文 金庸先生远行，中文世界有浩荡的文字来纪念、致敬。其实，由于其巨大的成就与影响力，金庸传奇的一生，早就棺未盖而论已定。武侠巨子，报业宗师，回归前夕香港前途命运的擘划者之一，这些都是评价其非凡人生的不刊之论。除了“立功”“立言”，真实世界中的金庸，还有抚哭吊叛、粪土王侯的侠士之风，不过，书写这些故事，还需俟诸来日。在这篇文章里，笔者将另辟蹊径，梳理、钩沉金庸“曝光不足”的一面，以表达对一代文化巨人的伤逝之情。
最后的告白
目前可见的金庸最后的文字，见于2013年10月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明窗小札1963》后记。这是金庸政论专栏文字的首次结集出版。明河社是金庸自己的公司，只出金庸自己的书。此时金庸已近90高龄，将半个世纪前的“易碎品”结集成书，这一举动，足可视为这位行将告别世界的新闻巨子对自己新闻文字的总结与交待。
据金庸秘书李以建对笔者讲，2011年，金庸嘱咐他整理自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其中荦荦大者，是金庸用“徐慧之”为笔名撰写的“明窗小札”专栏。这一专栏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开笔，持续到一九六八年十月，近五年里，除一九六七年间中断几个月外，几乎每天一篇。“徐慧之”是金庸带给人们的惊喜。“金迷”皆知，金庸用过“姚馥兰”、“林欢”及“查理”的笔名，但写下近两千篇文章的“徐慧之”却鲜为人知。李以建透露，当年《明报》“自由谈”栏目中，写作“论祖国系列”的“黄爱华”，其真身也是金庸。金庸交待给李以建的编辑原则是：每一篇文字的内容，和当日《明报》发表时完全相同，不做任何改动。而熟悉金庸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对于自己的小说，他在数年里曾屡次做过修改。
这篇598个字的“后记”，言近旨远，重申了金庸的新闻理念，同时尽显其对自己新闻文字的巨大自信。其中，金庸写道：“孔子说，‘温故而知新’。读者们当可发现，所表达的见解和评述，我都尽力保持‘明辨是非，客观中立’的立场，是非未必完全明辨，客观和中立却是一贯的，其中的推测与预断，也幸而没有重大错误。”语气中，一派温文尔雅的自信与骄傲，是他推崇的那种八风不动的风度。
这些令金庸“不悔少作”的预断，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及文革初起时，他即撰文质疑，也包括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对苏联模式的警惕，甚至包括林彪刚刚成为“副统帅”时，就预言其结局不妙。至于对生态与环保问题的重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无疑足够前沿。
从金庸这些专栏文章的标题，即可见其不俗的评论写作身手。“奶罩与苏联人的经济”“康熙强过彼得大帝”“捷克和北京填鸭”、“痛悼最优秀的敌人——卡斯特罗突闻肯尼迪死讯的一刹那！”“苏联元帅和袁崇焕”“美国的武侠小说迷”，诸如此类的题目，简洁而抓眼球，在其专栏中俯拾皆是。
“明窗小札”开栏的第四篇文章，题目为“谈曼彻斯特的卫报”。这篇文章是金庸向他一生敬仰《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张季鸾的致敬文字。作为《大公报》的曾经一员，金庸终身服膺《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甚至，连张季鸾当年推崇的《曼彻斯特卫报》，也是金庸心目中报纸的标杆。2000年那一年，金庸在新闻理念上似乎有过“失足”行为，不仅举世大哗，即令其多年好友、著名学者劳思光与周策纵，也私下写诗唱和，表达对这位新闻巨子的讥刺与失望之情。其中周策纵用“故人每与蝶争艳，袖手无言便是诗”这样的诗句，发出劝诫之意。而《明窗小札1963》的后记，以及所收录的谈曼彻斯特卫报的文章，足以表明，晚年金庸在向世人告白，自己血液里流淌的，仍是新纪大公报时期张季鸾标举的新闻理念。
专栏文章只是金庸浩瀚的文字中，今人了解远不充分的一部分。金庸最被今人忽略而价值犹在的新闻文字，当属其游记作品《在台所见、所闻、所思》。
该篇游记的写作背景是：1973年4月18日至28日，应台湾当局邀请，金庸赴台考察访问，回港后撰写长篇游记，于当年6月7日至23日在《明报》上连载。这篇全文4万多字的文章刊发后，在两岸三地引发很大反响，特别是当时的大陆政府，因此迅即在7月份结集出版了单行本。2016年香港书展前，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推出《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金庸卷》，收入了《在台所见、所闻、所思》一文，使这篇在金庸文字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很长时间里却难得一见的游记文字重见天日。
即使以半个多世纪后的眼光看去，金庸的这篇访问记也允称一篇立意高、写作精、有情怀的大手笔之作。整篇文章，金庸超越党派之见，站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以普通中国人的福祉为看待问题的最高原则，去分析两岸关系、考察台湾政治、经济及社会的真实状况，并对两岸执政者给出诚恳的建议，其中的一些思考，今日仍不失光芒。
概括地说，关于两岸前途，金庸的核心思想，是基于民本主义的一个中国立场。他认为两岸应该努力使得治下的人民的生活，比对方治下的人民更好，两岸为此而展开的和平竞赛，将使全中国人民受益。在此基础上，他殷切希望实现中国政府在越南停战前后对南北越提出的统一目标，即双方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企业自由、居住自由、行动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财产权、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
从这一愿景与标准出发，金庸肯定了当时台湾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比如经济保持了多年的10%以上的增长速度、成功的土地改革、根除军中派系、注重将士谋生技能培训的军队改革等，但整篇游记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那些直言不讳的批评性文字。
他当面询问蒋经国，是不是管得太多太细，凡事都要由他做主，而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应当职权分明；
他批评台湾缺少新闻自由，这方面不但不能与英美相比，就连香港也不如；
他批评台湾人享受不到充分的人身自由，工人没有罢工的权利，游行示威是非法的，出境旅行相当不容易，警察和法庭有相当大的权力来侵入民居和捕人；
针对台湾当局所说的，国民党与中共斗争，现在已不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是在保卫中国人所喜爱的生活方式这一说法，金庸驳论说：生活方式包括精神方面与物质方面。物质生活的标准，无论什么思想体系下都是一样的，精神生活的标准就颇不同，有人以为只要国家强大，一切都可牺牲；也有人认为个人言论与行动的自由比什么都重要。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精神生活还是有普遍标准的。
他进一步说，中国人有传统的生活方式。几千年来，中国人民能忍受皇帝与官吏的欺压，能接受政府无限制的权力，觉得那是理所当然，但接触之后就能认识到民主与自由的好处，正如一个生在落后社会中生活的人，并不觉得油灯、牛车、葵扇、柴灶有什么不好，但当享受过电灯、汽车、冷气机、石油气炉之后，自然会对油灯、牛车等等不满意了。中国人不是不喜欢民主自由，只不过以前没有机会享受到而已。有些西方学者说中国人能忍受统治者的专横，那是中国人的民族性。这种说法是侮辱了中国人，等于说中国人犯贱。只要是好的东西，人人都会喜欢的。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金庸此次台湾之行，是应台湾当局邀请并且采访过程中得到当局全力配合，采访对象及其广泛，即接地气又足够高端。尽管如此，金庸的笔下却全无“和谐”之辞。对此他说，此次自己去台湾，并非以私人身份去亲戚朋友家做客，而是以记者身份去采访。有关国家人民的事，做记者的应当忠于职责和良心，向读者忠实报道，如果只讲好话，有失报人的品格。他并说，台湾当局如果把他当作一个朋友的话，“友直”总比“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要有价值一些。
金庸的新闻文字充分说明，易碎，绝非是新闻文字的必然属性，相反，新闻作品完全可以有战胜时间的力量。
金庸与达蒙·鲁尼恩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金庸曾翻译出版过美国小说家达蒙·鲁尼恩的小说集，这一事实及其背后的意义，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达蒙·鲁尼恩1880年出生于美国的一个新闻世家。其祖父是新泽西一个印刷报纸的印刷商，父亲也在新泽西办了一张报纸。后来这个家族于1887年搬到科罗拉多州中部的普韦布洛市。在这里，鲁尼恩度过了他青春的大部分时光。
鲁尼恩只上了四年学，就到父亲在当地办的报纸去工作了。1898年，他当兵并经历了美西战争。服役期间，开始为《士兵来鸿》等杂志写稿。
退役后，鲁尼恩为科罗拉多的多家报纸工作过。起初是在老家普韦布洛市的《普韦布洛星报》，后来到《丹佛每日新闻》做体育编辑，同时也尝试组建棒球队，不过，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在“科罗拉多小棒球联盟”短命地存在了不到一周后，鲁尼恩来到纽约，开始了自己的专栏作家生涯。
从1911年开始，鲁尼恩为赫斯特报系写棒球方面的文章，一干多年。他写作的棒球专栏文章，被认为别具一格，1967年，在他去世21年后，被列入棒球名人堂，他同时还进入了国际拳击名人堂。
鲁尼恩个性放荡不羁，赌博、酗酒、吸烟，外加出轨，几乎五毒俱全。赛马是他写作中的恒常主题，他同时也是一个声名不佳的赌徒，热衷于靠内幕消息来下注。他的感情生活也是不循常轨。某年，他在德克萨斯周报道棒球春训时，在一家酒吧里，遇到一位墨西哥女子，一见钟情，随后有墨西哥之行，目的是寻找这位女郎。虽然不果，但在墨西哥，他遇到了自己心仪的女子海伦·伊根，并与之成婚。
鲁尼恩与伊根生下两个孩子后，传出他与帕特里西·阿玛蒂的恋情。阿玛蒂也是墨西哥人，与鲁尼恩也是在酒吧结识的。鲁尼恩许诺，自己出钱供她上学，如果她完成学业，就给她在纽约找一份做舞者的活儿。鲁尼恩与伊根分手后，与阿玛蒂生活在一起。伊根后来死于酗酒，在她死后，鲁尼恩与阿玛蒂结婚。1946年，阿玛蒂为了一个青年男子甩了鲁尼恩，此时，鲁尼恩身患喉癌，不久即辞世。
不过，鲁尼恩虽放荡不羁，但对朋友却十分侠义。当他最好的朋友、在一个黑帮组织里做会计的奥图·伯曼，在一次针对老板的袭击中被打死之后，鲁尼恩为他高声辩诬，认为他并非如媒体所说的那样，是个玩枪弄棒的杀手。
虽然不像福克纳、海明威及菲茨杰拉德那样，是个光芒四射、名声如雷贯耳的作家，但鲁尼恩堪称是一个特色十足的写作者。他的作品，能受金庸青睐，不为无因。
鲁尼恩的小说多以百老汇为背景，而人物则多是赌徒、妓女、黑社会人物，是纽约社会边缘地带的写真，与一般人笔下不同的是，鲁尼恩塑造的这些人，并非仅仅是好勇斗狠、偷鸡摸狗之辈，相反，他们往往富于奇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不但情节引人入胜，结局更常常出人意料。
香港学者孙立川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形式，但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情节设计，则与他对西方小说的大量阅读与翻译及对西方电影的熟稔不无关系。考诸金庸对鲁尼恩的翻译与偏爱，可证此言不虚。
金庸翻译的鲁尼恩小说，以《最厉害的家伙》为书名，于1956年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这个年份值得注意。金庸的第一本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于1955年问世，也就是说，他写作自己第一本武侠小说的时间，几乎与对鲁尼恩小说的翻译平行进行。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断，金庸此时翻译多篇鲁尼恩的小说，目的之一，完全有可能是在翻译过程中揣摩、破解小说引人入胜的密码，服务于自己的小说创作。
事实上，尽管金庸小说有着完全的中国元素，但读罢鲁尼恩的小说之后，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相通之处。首先，两人的小说，关注的都是江湖世界；其次，两人笔下的人物，尽管多为草莽间人，但均个性鲜明，富于奇情壮彩。甚至可以进一步地推断，对于鲁尼恩，金庸抱有极大的认同、欣赏之情。两人同为新闻人，都喜欢写小说。鲁尼恩终身爱好体育，金庸则对围棋有极大的兴趣。或许，鲁尼恩放浪自由的生活态度，也未尝不让金庸心有戚戚，连两人的婚姻生活，也都惊人地相似。
从某种程度上，说鲁尼恩是“美国的金庸”，也未尝不可。
已故香港著名学者、出版家余也鲁曾在日记中记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宋淇、马蒙、赖恬昌、金庸与余也鲁发起成立“香港翻译学会”，学会的发起宣言便是金庸起草的，余也鲁还说，很少人知道金庸对翻译也有浓厚兴趣。除了武侠小说、新闻评论，金庸还有大量的翻译作品，例如他曾翻译过法国作家莫洛亚的《幸福婚姻讲座》、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人类的前途》。金庸的翻译作品，仍有待认真的研究与阅读。
香港论述：未尽的光芒
金庸是承接古今、贯通中西的香港在特殊时空下孕育出的文化传奇。他热爱香港，香港回归前夕，不但利用《明报》为香港的前途命运建言献策，更坐言起行，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投身于实际政治中，为香港争取美好的未来而仆仆奔走。回归前夕，他关于香港未来政制安排的立场，曾饱受港人批评，但今日看来，金庸是极富先见之明的。
在香港激荡的近年，对香港前途念兹在兹的金庸没有公开发过一言。翻检金庸当年关于香港的论述，不但可推知其可能的态度与立场，更对青灯黄卷中散发的智慧而赞叹。
从海宁英姿勃发的少年，到海隅香江掀动风雷的巨人，中经时代的乱离，国族的动荡，在历史的夹缝中，一介书生、赤手空拳的金庸，仅凭一枝笔，摇出不世出的传奇，成就难以企及的人生华章，为中文世界留下独特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人格、个性，亦富风采。一路走好，侠之大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