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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改革开放40年40人】王东升：如何塑造京东方？
作者：文钊 2018-11-16 09:48
“四十年改革开放为我们创造了成就人生梦想的好环境。我感谢这个时代，感谢邓小平恢复高考，感谢改革开放政策。现在国家发展起来了，还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创业创新，成就人生理想，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
（图片来源：京东方）
编者按：197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
40年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在这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惊险一跃中，企业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见证者和实践者。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崛起，在中国政经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企业是市场经济能够确立的基石和主体，企业家则成就了企业。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这些站在时代潮头的企业家们，为我们的读者铺开过去40年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希望这个系列访谈成为一个幻灯：在中国经济社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画卷上，投射出光彩夺目的片子，告诉社会，这些造福中国的奋斗者们，他们如何开始、走过怎样一条光荣的荆棘路；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时代，他们又如何思考未来中国和企业家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文钊 王东升好几次说，感谢邓小平和改革开放，这样的表达跟他的个人经历结合起来，就变得很容易理解。他的祖辈有出自黄埔的，他的父亲是军医，母亲是教师。这种家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让他们无可逃避。他下过乡，当过村里的会计，后来招工去湖北搞三线建设。因为乡土和家庭的传统认知，这个初中毕业的年轻人从未放弃过读书。当他拥有一个自主选择的机会时，他的命运从此就有了改变。1978年，他进入杭州电子工学院，成了在校的学生，并当了班长。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路口。
王东升毕业后进入北京电子管厂。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这间国有企业依然固守着传统。然而，逐渐打开的国门，让那些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和他们这些改革开放后的大学生，一样受到开放带来的强烈冲击。新的知识和理念，新的技术和思维方式，从老知识分子到年青一代都如饥似渴地汲取，试图去理解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他们在这样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特殊情感，在王东升面临去和留的煎熬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创业初期的王东升 图片来源：京东方）
这是王东升的第二个路口。他有过充满热情地宣讲改革方案，台下却打呼噜的情形。他不止一次地试图离开，但最终还是选择留在这家看起来已无出路的企业。没有亲历过那个时代场景的人恐怕很难理解他彼时的选择。如果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你很难理解他不断强调的使命、情怀和理想主义。这是那一代人的八十年代，这是那段历史的经典镜头。在中国不同的企业中，同样的一幕曾经不止一次地上演。
王东升和他的同伴们明白，旧模式和旧体制不可维系。当他有可能成为改革的主导者时，他要用人权、决策权和选择权，要求上级不随意干预企业，要让员工变成市场中的员工而非老体制的一部分。他们希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王东升的故事和最近十年我们听过的所有创业故事大相径庭。从国企脱胎而来的这家企业，首先要面对的仍然是上万人的就业和生存问题，要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探索新的可能和产业机会。所以他说，我是从负资产开始创业的。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唯一机会来自改革。对于政府、银行或者其他利益相关者来说，支持王东升改革方案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只有改革才有机会生存，为员工解决就业、医疗和养老等问题；只有支持改革，银行的债务才可能不会变成坏账；只有支持改革，员工们才有可能重新拥有未来，至少是拥有掌握未来的机会——在推动集资搞股份制改造的时候，王东升对员工们说，我们只有50%的机会，但如果不做，可能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王东升面对的第三个路口，是要选择怎样的产业发展方向。回头来看他无疑是对的，京东方杀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三足鼎立的市场，自此结束了中国大陆“无自主液晶显示屏时代”。但是站在1998年，甚至收购韩国现代电子相关业务的2003年，王东升是个少数派，他的选择遭到了产业权威的反对，他们觉得液晶显示并非产业发展的方向。问题在于，这是一个运气实在太好的赌博，抑或科学论证基础上的大胆决定？王东升的解释是，那是一个系统分析的结果。后来王东升将其总结为：站在月球看地球，上下看一百年。这样的思维方式让企业领导者具备战略眼光。
从一个液晶显示领域的“闯入者”到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京东方花了15年的时间。王东升的梦想是在未来十到十五年的时间，让1000亿元人民币营收的京东方做到1000亿美元。他认为这是很有机会的——只要京东方不出错，在产业方向上保持领先，避免被颠覆。一个悬念是，当京东方的触角从显示行业衍生到物联网智慧系统、智慧健康等领域时，他如何塑造京东方？
身为京东方集团董事长，王东升开始考虑接班问题。他说，这是他思考了好几年的问题——没有一个企业家能够永远站在前台。京东方需要的是制度和文化引领下的传承。
这是他和京东方的又一个路口，而王东升已做出选择。
【访谈】
经济观察报：您1978年考入杭州电子工学院，当时有什么志愿？
王东升：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最要感谢的还是邓小平，从内心感谢。首先是恢复高考，让我们都有这样的机会。
我父亲是军医，从部队复员到地方，母亲是老师。我家里和很多人一样都受到文革的冲击。当时，想读书读不了书，我初中毕业就下乡了。我当过木工，给人家做家具，还当过会计。尽管没有上高中的机会，但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给我找老师，让我读完高中课程，甚至更多的知识。所以当时我比那些上学的人读的书还要多一些。
我大约17岁参加工作，跟一个建筑公司去湖北参加三线建设。我当会计，管预决算。那是我长大后第一次坐火车，从东阳到襄樊。
恢复高考，头一年我没有准备，领导也不希望我走。但我还是觉得要参加高考。当时我想考军校。我们一家很多军人出身，我有军人情结。后来我大学学的是财务。坦率地说那时候没有说一定要干什么。
经济观察报：您毕业分到了北京电子管厂，这是一家老牌国有企业，那时候是什么情形？
王东升： 当时的电子管厂做电子管和半导体器件，在电子器件领域是一个大而全的工厂，比如说做半导体器件，从拉单晶开始，一直做到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还有应用实验室，一整套都有。做电子管，钨丝、玻璃、陶瓷都自己做，甚至还有钨矿和云母矿。与其说那是一个工厂，不如说是一个工科大学。
我们的师傅们好多是曾经留学苏联、欧洲和美国的，我们则是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在他们眼中当宝贝似的，恨不得所有的地方都让我们去实习。我是搞财务的，但是搞财务不是光算账，也要先学工艺，包括半导体和电子等。
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新思想和新理论进来了，包括信息技术、半导体技术等，尤其像系统科学这样的理论和方法。我们的师傅尽管年纪都比较大，但他们的国际视野很宽，功底很深，老师很好，你只要想学都能学到。比如说我的师傅是王亚南（备注：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的学生，我的计算机老师也是行业顶尖人物。当时有一大批的老专家。他们也很愿意教我们。开始学工艺，后来学计算机，编制软件。我还获得过电子部的科技创新奖。
我们真的是认认真真读书的。被困在小地方好些年，忽然出来到了杭州读书，到北京工作。星期六星期天就去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读书，背英语单词，贴心灵鸡汤，励志。我们看过了那之前国家的乱，觉得国家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那时候内心是很单纯的，再加上我们的工厂也特别具有使命感。
经济观察报：您到电子管厂的那些年，从基层员工到总师、副厂长、厂长。您在企业里面是怎样的感受？为什么企业会出现危机？
王东升：关键是技术落后了。改革开放以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从原来的体系忽然转到市场的体系，一下子适应不了。当时企业技术落后了，信息获取也是落后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观念和体制问题，整个社会已经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但我们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还停留在过去，从计划到市场转的慢，加上体制上不容易改。就这样连续亏了七八年。
经济观察报：1992年，您其实有机会可以走，据说条件也不错，最后还是选择留下来了。
王东升：当时，我已经基本办完调离手续，上级领导找我谈话，要我接任厂长，我没同意。从27岁留到了35岁，早就想走，一直没走，就是想通过改革改变企业现状，但很难，当时我真是不想再留下了。
但厂里的老领导做我思想工作，希望我留下来。我们一起进厂的年轻人有不少，他们来找我，说你到底想怎么样？如果走，我们都走算了。年轻人要是自己干，也许能创出事业。我说，我找不到留下的理由，你们给我一个理由。现在都改革开放了，看看南方深圳、海南，这么好的机会。
后来一个同时期进厂的年轻人说，我想到了一个理由。他说，我们都是外地来的，我们的师傅对我们怎样？我说不错。他说你知道么，某某师傅捡白菜帮子吃——因为我们好些年没有按时发工资，不能按时报销医药费。厂子附近有一个很大的菜市场，一些老员工——男的戴口罩墨镜，捡摊贩丢掉的白菜帮吃。他说：我们就这么一个理由：让曾经教过我们，爱我们的师傅可以按时发工资，报销得了医药费。那时候很多人流泪了，没有人说不留下。
经济观察报：但是留下是有条件的？
王东升：我说，这是个理由，我们留下来。但是我们需要成功的条件，首先我们自己带头，打破铁饭碗，市场化。我同意留下，争取了五个条件。
第一，从领导开始打破铁饭碗，市场化聘任。第二是股份制改造。当时没钱，我们自己筹点钱，说服银行债转股，进行股份制改造。第三是落实厂长负责制，给厂长选择经营团队的人事权。第四是出国便利，以便及时了解国际市场和技术发展动态。第五，精简机构，建立市场化公司制度。改革以后，原来45个处级单位变成9个，而且只能有一个部门领导。
经济观察报：这是一个市场化企业最基本的要求。2003年你们收购韩国现代电子TFT-LCD 业务，进入液晶显示领域，现在看选对了方向，当时呢，那是成熟的考虑还是赌博，是一次冒险？
王东升：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是核高基，想做基础的东西。1998年我们就决定要做液晶显示了。那时候显示有很多技术方向，PDP（等离子显示）、FED（场致发光显示）、TFT（液晶显示），等等，我们要选择。不少人劝我们做PDP或FED,因为投资少，风险小。当时我思考，对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判断，从空间讲，应站在月球看地球，从时间看，应上下看100年。从1947年半导体技术起来之后，电子器件领域的发展，就是半导体技术替代电真空技术的过程。上述显示领域三个方向，只有液晶显示是以半导体技术为基础的，为此我们果断选择了液晶显示。很多企业判断错误，甚至一些国际大企业。现在看，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跟我们当时北京电子管厂土壤的滋养是密不可分的。那种大而全、工科大学式的工厂，宽阔视野和功底深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前辈，给了我们与众不同的思维方法。
比如他们给我们讲计算机语言，是从人类的元语言、思维进化史开始，再到计算机语言。他们哲学的、历史感的思维,一般人是不具备的。当我们思考的时候，从月球看地球，上下看一百年的方法论，来自于这些老师们的启迪。后来，我也是用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团队。
所以这个真的不是赌博。
经济观察报：京东方当时制定了一个25年计划，但是企业可能因为各种因素偏离这个方向，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你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王东升：我觉得这跟我的个性和背景有关。我是一个系统工程专家，还是软件和财务专家。从系统工程角度看，从选择方向开始，我不会觉得哪个方向热选择哪个，我们一定是要弄明白的，站在高处看，全世界看，上下一百年，看历史，看产业发展史，这样看的时候，你一定不会短期为做而做，我们是为打赢而做，为成功而做。
我们始终是想做到前沿去。我们做25年的规划是有道理的，当时国内大学读相关专业的学生都没有，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自主技术能力,培养自己的工程师。这样的东西没有十年是学不会的，所以我们说五年消化吸收，再花15年做成行业第一。
我们是晚开的花。说搞25年，也是要让自己的员工认识到，这个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要静下心来，有工匠精神。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一定要做行业第一?
王东升：因为我们太清楚了，半导体显示行业做不到第一活得一定是不太好的。最多不过五家，后面就没有机会了。而且你的投资这么大。所以你只要活着，就要按这个目标走，要有这种狠劲。这是一种坚韧创业的文化。
经济观察报：你们有接近十年的亏损，有几年是巨亏，股民都在骂，甚至说你们只顾着圈钱，挥霍投资者和政府的钱。
王东升：资本市场上，我们一直跟投资者讲，我们这种半导体显示公司，最少要给我们十年，前期是很难赚钱的。如果你们是做长期投资可以投，如果炒股票做短期的就不要持有。
我们到任何地方，包括跟地方政府都在讲风险。没有半导体产业，中国的工业化可能会断档，会被打回原点。你要么超车，要么一波一波跟上去。这可以说是国家战略。你要付出，付出的就是时间，要坚持。这一点工业部门很清楚，但是资本市场不清楚，认为钢铁和石化是大资本，电子业是轻资产的。我说你错了，你看到的是组装业，那是轻资产的，但是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是芯片、材料和显示屏，这些可不是小钱，都是大钱，百亿千亿级的投资，这些是真正的电子业。
散户骂我们，但是机构是赚钱的，因为机构是长期的。散户追涨，有的即使赔钱了，去年也都赚钱了。我们兑现了我们当时的说法，这是战略性的股票，长期一定可以赚钱。首先，我们说你要用自己的钱投，决不能借钱投。同时我也自信地告诉投资者，我们是全球化公司，是一个基本面很好，而且越来越好的公司，但适合于长期投资，是一个长期投资的产品。投资的长期收益会超过行业平均值，但是短期我不能保证。总之，你不能做短期投机，而是长期的价值投资。
经济观察报：京东方在液晶面板市占率已经全球第一，我们也看到你们在物联网的布局，比如智慧医疗等，但是在新方向上获得优势是不容易的。京东方底气何在？
王东升：京东方从单一的显示器件向显示与传感、物联网和智慧健康转型，可能有人觉得跨界较大，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将现有的显示和相关传感技术优势，在相关细分物联网系统和智慧健康领域的跨界融合创新。
比如我们数字艺术物联网平台，核心点有两个：一个是把屏做成和宣纸一样，这跟显示技术相关，是原有技术在新领域的应用；其二是人工智能和传感技术，以前我们用在工程上，我们也有这个基础。
再比如移动健康产品，拿无创检测来说，这就是家庭医生设备，是软硬融合的医工产品，是我们相关生物传感器技术的跨界创新和应用。还有数字医院、再生医学、数字人体等都与我们原有的能力有相关性。我们在布局，但是我们不忽悠，我们扎扎实实地做，一旦成功，那是改变历史的。我们有信心！
经济观察报：您曾经说，现在最怕出现一个黑科技把我们颠覆了。这个问题怎么破解？
王东升：在显示领域，我们去年的市场占有率是25%，今年快到30%，估计很快，市场占有率可能达到35-40%。专利方面，我们连续两年在美国IFI Claims TOP50增速第一。在LCD领域，我们拥有全球首条10.5代TFT-LCD生产线，优势仍在不断提升,应该说已处于全球领跑地位。在OLED领域，我们拥有中国首条、全球第二条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处在这个领域的第一集团。在某些传感器件领域，我们也处在全球领先地位。
我们已进入了无人区，前面没有太多可以参考的东西了，这时候压力更大了。你要保持持续领先，不被替代，就得选对未来的方向，坚定快速地执行下去。方向错了就全错了，动作慢了就会被人吃掉。说实在的，我现在最怕的是哪一天，哪个“车库小子”，想出一个更简便的方法，把我们干掉了。
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必须确保30年技术持续领先。我们通过不断优化短中长远期的技术创新路线图机制，来保证这一点。
我最怕的还有一点，就是大企业病。京东方弱小的时候，大家都充满创业创新的激情，现在员工接近8万人了，怎样把创业创新精神，成果主义原则，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等文化精神传承下去，在这方面我是有些担心的。所以我经常跟我们的团队说，别人要打垮我们不大可能，最大的可能是自己打垮自己。为此我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激发企业创业创新活力。只要我们自己战略上不犯大的错误，不断克服大企业病苗头，时刻保持创业激情、创新活力和竞争锋芒，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强，市场价值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经济观察报：您曾经说想有没有可能去火星退休，为什么是火星呢？您怎么理解公司和创始人的关系？
王东升：我讲去火星退休，其实是在讲一种创业精神，企业家精神。作为京东方的创始人，我现在思考比较多的是如何使企业基业长青。放到全球来看，京东方在业内已经有名了，但是能不能基业常青？
我想说的是，基业长青一定不是说第一代创业者一直干到80岁，干到死，这不科学，不是个好方法。
一个真正受人尊敬的企业，应该要有自我纠错、自我发展的机制。不是靠人治，而是靠机制选择一代一代的领导人，给年轻一代更多的机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经受磨练，脱颖而出。这样企业才会有未来，要不就会出现“大树底下没有草”的现象。
怎么能够让京东方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永远保持创业创新激情，永远保持竞争锋芒？这是这几年开始思考的问题。当你不在的时候，京东方仍然运营的好，甚至比你在的时候更好，你才是成功的企业家。所以我赞同企业家要过“三关”——创业关、授权关和交班关。
火星是个遥远的存在，人类迟早会上去的。我虽然60出头了，但仍充满好奇心，心怀探索未知世界的激情，也许这也是一种企业家精神。
经济观察报：如果有机会重来一次，您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王东升：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候，我选择了做一件比较难的事，但我不后悔。别人可能是从零开始创业，我们是从负数开始创业。这是给我人生的历练和机会，让我知道在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老百姓的朴实与可敬。我们的员工真是让我很感动！初期市场化改革时，有的人已经要被下岗了，有的干部已经要没有位子了，他们还是说，尽管王东升已经把刀架到我的脖子上了，但是我还是要支持他改革。成立股份制公司时，有的员工说，我钱不多，但是我还是愿意掏钱支持他搞股份制。现在想起当时的情形，仍不禁感动落泪。
四十年改革开放为我们创造了成就人生梦想的好环境。我感谢这个时代，感谢邓小平恢复高考，感谢改革开放政策。现在国家发展起来了，还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创业创新，成就人生理想，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这是我的心里话。
【时代背景】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宣布新时期最鲜明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改革进入新的改革时期。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93年。
那一年，11月11日-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那一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得到全部欧共体国家的批准生效。欧盟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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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钊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
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兼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