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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大众民主与艺术：左翼显微镜下的大众文化
作者：孔笑微 2019-01-07 16:23
如果网络传播时代的亚文化真的仅仅是一帮半大孩子见不得人的游戏，那么它们带来的喜闻乐见的、长期的强劲消费能力是从哪儿来的？
（图片来源：全景视图）
孔笑微/文
1961年，40岁的雷蒙德·威廉斯终于回到了剑桥，此时他已经作为成人教育老师工作了16年，他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文化与社会》也完成于这段时期。尽管剑桥是威廉斯的母校和余生的学术栖息地，他还是觉得隐隐自己是一个“局外人”，以至于在后来断然拒绝了一篇《我的剑桥》的命题文章，并且声明剑桥从来不是“他的”。
和他的新左翼同事霍加特、威廉斯和E. P. 汤普森一样，雷蒙德威廉斯选择长期从事成人教育，是出于政治理想和社会实践责任感。然而，教导从繁重日常工作里挤出时间上夜校的工人阶级成年人，与教育剑桥娇生惯养的上层中产阶级青少年，存在天壤之别，类似于《哈利波特》中的麻瓜和巫师两个世界。但即使在理想一再破灭之后，威廉斯仍然坚持认为文化之所以重要，首先因为它是通俗的。
《文化是通俗的》（或者直译《文化是平凡的》）就是威廉斯第一本书的标题。这位威尔士铁路工人之子，前装甲反坦克军官，成人教育的半职教师，作家以及二十世纪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化研究学者之一，沉思的左翼思想家，面对世界宣布了三个愿望：
“我希望工人阶级具备天鹅般的优雅气质；我希望人类变得足够强大而且积极学习真理；我希望我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取得一定成绩”。
且不论天真诚挚到略微可笑的语气（尤其是“天鹅”），雷蒙德威廉斯是第一批揭示了普世文化生活的固有意义的学者。在他看来文化的传播，既不是向矿工兜售弥尔顿诗集，也不是BBC肥皂剧和美国电视秀的强大洗脑，与麦克卢汉对传媒技术的异化般的崇拜或者恐惧不同，在威廉斯这里，文化共同体具有有机生命一样的新陈代谢功能，只有实际被需求的“社会意向”才反过来达成了传播，换句话说，媒介传播是内生的。文化在传播中生长而出，截然不同于“媒介手段中心论”里那种自来水在水管中从中心流淌到末端的输送方式。
如果说现在看到这些观点，我们未觉得多么惊世骇俗或者新颖出众，那么很可能只是因为这些预言已经渐次变成了习以为常的现实。1957年，也即《文化与社会》出版的前一年，16岁的利物浦中学生约翰·列侬跟几个朋友攒了一支名为“采石工人”的民谣爵士乐队，随即在后台遇到了15岁的保罗·麦卡特尼。披头士乐队带给世界的所谓“英国入侵”，随着唱片业与国际巡回演出商业模式的崛起而席卷全球，谁又能否认这是一场现场目击的传播与文化的共同生长奇迹？从《文化与社会》的角度而言，现代传播没有什么可怕的，而是一种急需理解的现象。“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迅速膨胀的时代，可是，我们却不仅不去努力理解这种膨胀的性质和状况，反而耗费大量的精力去对文化迅速膨胀这一事实表示遗憾”。
到今天我们关注社会文化的多元和次生层面，仍然看到各种各样、比比皆是的“表示遗憾”。电子游戏遭受的长期污名化，粉丝文化与同人创作处于暧昧而危险的灰色地带，“鬼畜”视频剪辑和弹幕文化时刻被敲打……讽刺的是，哪怕上层建制已经如饥似渴地接受了这些新的“IP”（Intel-ligent Property）给疲软的后制造业经济带来的强大刺激，并名之为“产业”，却仍然不敢直面正视它们作为文化现象本身的地位和意义，反而一厢情愿指望青少年乖乖圈地自萌，静待时候一到，如同一场青春热病消失无踪。这种鸵鸟态度的荒谬和自相矛盾之处显而易见：如果网络传播时代的亚文化真的仅仅是一帮半大孩子见不得人的游戏，那么它们带来的喜闻乐见的、长期的强劲消费能力是从哪儿来的？在雷蒙德.威廉斯的洞见中，“支配性传播”由于缺乏民主的实践，忽略了平等，最终将在文化的生长竞争中落败。
工业社会的兔子洞和疯帽子
文化演变是社会生活的潜文本，沉思者掉进兔子洞，柴郡猫消失了，但它神秘的笑容却留在树上。
雷蒙德.威廉斯喜爱追溯概念的起源和社会演变，就像巫师追溯着每一道古老咒语的封印，这种社会学家与分析学家的做派，在当年“真正”的人文学者中是颇为异端的。《文化与社会》有一个著名的、长达286页的“关键”词附录，其中对“文化”最初意义的阐释是：“自然增长的倾向”。这个定义作为基准线，被威廉斯在书中贯穿始终。
而作为一个几乎天然形成的左派学者，他终身想要解释的另一个问题是：工业革命后英国工人阶级在文化贡献上的缺失与被剥夺，以及未来所拥有的巨大潜力——或许这是他在《文化是通俗的》文中关于“工人阶级的天鹅”呼吁的动因。对威廉斯来说，大众传播所蕴含的民主力量是可以实现的，文化研究中流行的、工业社会对所谓“有机社会”的怀乡病倒不见得是个真命题。威廉斯写道“工业、民主和艺术是三个重大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有三个重要的认识阶段……对于工业，是对机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拒斥——孤立——接受；对于民主，是大众至上——强调个体伦理与少数派价值——恐惧的复苏；对于艺术问题，则是艺术的共同价值——独立价值——以传播为核心的重新结合”，1870、1914和1945则是三个关键的时间界碑。
《文化与社会》的时间轴由一长列光辉灿烂的名字锚定，他们都是广义上的作家，即使政治家和哲学家，也主要从他们的文化观点和文化影响上讨论。在宛如爱丽丝兔子洞的文化世界里，这种讨论就像睡鼠和疯帽子先生铁打不动的六点钟下午茶，作为社会大众的睡鼠永远在睡，但从不缺席；知识分子则扮演疯帽子的角色，不断地提出、讲叙和破解谜题与寓言。《文化与社会》以一种文本细读和通论结合的方式，将这场延续了170年的茶会公之于众，并且试图祛魅，指出茶会的背景音乐一直来自头顶现实社会的隆隆作响。有意思的是，讨论以保守主义者埃德蒙·伯克开头，而以自由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结束；前者以对法国大革命激烈的批评著称，而后者是对极权主义和乌托邦的现代最著名批判者之一（威廉斯给了奥威尔极高的评价并且针对左翼学者的攻击为奥威尔强烈辩护），这仿佛是一种复调音乐的调性归位，或者说英国社会文化的内生基因——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德·威廉斯。
文化传播造就了共同体，把越来越多陌生的客人带入疯帽子的六点茶会。埃德蒙伯克首次提出了“人民”的观点，指出人民是“一个协作概念，完全是人为的，由共同的协定而建立的”（《法国大革命沉思录》），这个共同的协定起初是“有机社会”，然后转移到了“国家”，最后是“文化”。作为生活的整体图景所存在的文化，在工业革命之后是不断扩张的，多源头的。
但是，共同文化扩张了之后，从外部寻找矛盾解决的出路也不再存在。盖斯凯尔夫人和狄更斯时代的文学“机械降神”，是主人公继承遗产，资本家受到感化，南方的田园生活和“有机社会”反哺北方的工业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补充的秩序即使在想象中也很难持续下去了；到了乔治·奥威尔，温情脉脉的英国式田园农庄直接就变成暴政与极权的策源地。
今天我们可以部分理解雷蒙德·.威廉斯的诘问和回答，工人阶级为何没有在工业革命之后创造出与他们潜力相称的文化贡献——当精英文化拓展为共同文化，足球和摇滚的文化意义未必不足以媲美弥尔顿。但是令人沮丧的一面是，大众文化对资本的迷笛也远远比精英文化更加乐于服从和起舞。中下阶级文化上的被剥夺，最讽刺的地方是，通过被迎合，而不是被压制来实现的。我愿意相信，如果雷蒙德·威廉斯今天仍然在生，他会对“奶头乐”和“娱乐致死”做出精彩之极的分析与驳斥，但是对他的解决方案——呼吁和寄望于政府（尤其是工党政府）发展社区教育与普及文化——深表怀疑。
现代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文化研究的活力
雷蒙德·威廉斯1939年底加入英国共产党，1941年应征入伍参战脱党。在剑桥，18岁的威廉斯接到组织安排的一项任务，就是和时年23岁的霍布斯鲍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一起赶写一份向英国读者解释芬兰战争中苏联立场的小册子。威廉斯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他们俩之所以被派到这个活，原因是看上去“很能写”，并且“写得快”，实际上他们对写作题目毫无了解，只有一些临时拼凑的资料，但必须写出来“象那么回事”。（《政治与通信》）
这些空洞的写作任务对威廉斯的影响比看上去大得多，并不是由于它们的立场，而是他发现无论站在哪个立场上，如果对批判对象只是抱有傲慢轻视而懒得了解的态度，那么批判就变成了狭隘的攻击和错误的摒弃。在《文化是通俗的》当中威廉斯写道：“当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有一年半的时间都让我花费在写作上。结合当地以及欧洲各家学说，我发现这一错误理论所造成的实际后果十分严重。从这一方面出发，也可以看出前景并不美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文化的诠释有所保留，如果追求社会主义，那么人们必须按照特定方式探讨、思考并学习，这一主张并不能令人信服。文化兼具共性意义和个体意义，既是集体的产物，也是人类凝聚个体、社会经验所提炼出的精髓。文化的含义难以确定，它来源于生活，不断被加工重塑，从而使人无法定论。妄想跨越未来，成为一个预言家，这一做法是不切实际的。预测并不重要，需要重视的事情是英国文化应当向世人开放。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它占据来往要塞，只有对外开放，人们才能摆脱无法预知、认识片面的困境，从而感知到实际生活的意义所在。”
雷蒙德·威廉斯终身是立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直面现实，对核裁军、第三世界的全球地位和帝国主义在60年代发动的战争观点向来直言不讳。按照他的朋友，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的观点：“人们已经谈腻了的一种情形是，某某人由一个年轻激进分子成了中年反动分子，他却令人欣慰地把这句话颠倒过来了。”校园与终身教职没有把他从对社会热切关注中来开，“不是他最终被马克思主义所占有，反倒是他冷静地占有了马克思主义……他不仅十分怀疑正统教义，而且也征引其他思想家或暂停一下看看某种影响，他不相信任何‘此路不通’的标牌可以挡住一条路线。”
态度特立独行而观点深思开放，是经常被嘲笑为“无限可分”的左翼知识分子团体中一种珍贵的特质。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英国文化传统中有长期共存的连绵光谱，在选择对待既有文化背景的态度上，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走在一条不同于马尔库塞、阿多诺们的实用理性道路上，如果我们愿意相信，那么在文化接受与自由批判的边界线上，仍有一眼没有干涸、活力蓬勃的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