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乡土文学在中国已经无根可寻了

作者:陈丽萍 2019-01-07 16:29

对于今天来说,乡土文化已败落了几辈子,应该是无根可寻了。这是现实。

(图片来源:全景视图)

陈丽萍/文

“城市是我的故乡。”

在金宇澄的这句话中,这座城市就是上海。

在《繁花》中,金宇澄展现了上海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个体记忆。在《回望》中,金宇澄通过父辈的书信和口述,又为那个已经消失在革命与战争中的上海做了注脚。

在《回望》中,金宇澄的母亲姚云(原名姚志新)用朴实的笔触娓娓道来,童年时光展现了民国年代新移民家庭如何在上海的谋生和生活。1927年,金宇澄母亲出生,外祖父已独自创办了“老宝凤”,做起了银楼老板,家境逐渐殷实。在金宇澄母亲的记忆里,儿时对上海的模糊印象来自“华生”电扇、“无线电收音机”、梅兰芳、戏院门口的冰淇淋、炒米花以及放映的卡通片《米老鼠》。她回忆道:“父亲带着我坐黄包车,一起去四马路吃喜酒、买风琴,去南京路“抛球场”中国国货公司,买深深浅浅的棕色羊毛外套。当时还有“4000祥生”和“云飞”出租汽车,有敞篷式的车,一次跟大人们坐车兜风……”

淞沪会战爆发之后,金宇澄外祖父举家把银楼迁到当时的法租界,此时上海租界成了“孤岛”。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金宇澄母亲常会因为日军封锁而无法到学校上课,“闷在家里看巴金《家》、《春》、《秋》,张天翼的小说、柯灵的《万象》,读鲁迅的书”。1945年秋天,金宇澄母亲考取了私立复旦大学(今复旦大学)中文系,也是在同一年,经自己高中老师朱维基介绍,认识了金宇澄的父亲——程维德。

抗战胜利后,虽几经辗转,但“老宝凤”的生意一直很好。“沪西一带的工厂女工,拿到工资就来我家买黄金保值,买小金条、各式戒指。”而到了1948年,“物价飞涨,蒋经国来沪‘打老虎’,规定黄金、白银、美元必须兑换为金圆券,银楼业经手的就是黄金白银,因此引发全上海银楼关门停业。”金宇澄的外祖父也因时局的动荡患病去世。这一系列的变故里,我们可依稀看到旧日的上海在日月变色中,一去不返。

美国作家梅英东曾在《中国变奏曲》中写道:“有时,要看清一个地方,你首先得离开。”少年时代的金宇澄在没有离开上海之时,从未体会到对于上海的“乡愁”。“当我远离上海,我才真正意识到故乡的意义,才真正体会到城市的伟大。”1977年,当金宇澄从东北农村返回上海开始写作时,大多着眼于他熟悉的东北农村,而不是上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金宇橙先后发表了《风中鸟》《方岛》《譬喻》《欲望》等短篇小说,直到20年后,金宇澄才写出了聚焦于上海市民生活的《繁花》,以及设置了上海坐标的北方记忆——非虚构作品《碗》。“是因为思维的变化,找到自己的出处,或找到了上一辈的人,寻找这些故事,你从哪里来,是最重要的。”金宇澄这句话无疑道出了自己写作生涯的历程。

从金宇澄“城市寻根”的过程中,我们能窥视到城市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边缘地位。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乡土文学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主流,而城市文学一直自甘边缘。对于城市文学的公开批评最早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最为激烈的是沈从文对于上海“鸳鸯蝴蝶派”的大肆批评,甚至上升为一场“京派”和“海派”之间的论战。在金介甫的《沈从文传》中,作者认为沈从文并非作为北京作家,而是上海真正的对立面内地人反对上海。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城市的生活与格调不再被阶级话语所绑架,城市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开始成为作家读者探究的对象。

金宇澄眼中的城市,是隐蔽的、暧昧的、甚至不可知的,而农村却是残酷的、贫瘠的、一眼见底的。《繁花》斩获茅盾文学奖后,金宇澄曾说:“写了《繁花》,我越来越不明白上海,它虚无,一直是深不可测的一座原始森林,我一直在雾中,站在有限范围里,只看清一点附近的轮廓。”在《繁花》中,他用1500个“不响”给上海这座城市留下了无限的解读空间。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金宇澄

问:在你的书写中,多次提及王家卫的电影?在他的电影中,是什么吸引了你?

答:王家卫的电影是另一种面貌,他懂城市的魅力。城市就像他的表现方式,充满暧昧,充满了不可知。从过去开始,我们一直有一种贬低城市的观念存在,一贯认为“乡土”才是中国的根脉。在这种背景下,文学的表达也就大多聚焦在农村,城市只不过作为批判的对象被不断地打压。当年的标语就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鼓动大家去农村,这是城市生活被矮化的最低点,但是我出生在上海,母亲也出生在上海,城市应该就是我的故乡。我眼中的几代上海人从来不会吃闲饭,非常勤劳。文革时代外宾参观上海的工厂都极其惊讶,厂里的那些老机器都是殖民地时代的留存,已将近一百年,仍然擦得雪亮,日夜不停运转。城市的重要性,一直是到中国进入“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才开始苏醒的。

城市最大的魅力是暧昧,有极大的安全元素,因为城市生活是看不透的,农村会一眼见底,会被传统眼光限制,无处可逃。在一般意义上来说,一个有能力、有生命力、有好奇心的年轻人,肯定要到城里来生活,他要融入这私密的大海里,既能保护自己,同时又养活自己。

问:如果从人口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部分的人还没有进入到城市,或者说很多身在城市的人还无暇享受城市的魅力,你怎么看这方面的问题?

答:任何地方都有问题,但不能因此否定城市的价值。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过渡时代,不能一直拿“中国人口多”来掩饰城市化进程缓慢的事实,而要正面看待城市化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我如今的感觉,是城市在抑制自身发展,这不符合发展规律。比如清末上海就被认定是坏地方,到了民国,苏州需要大量的公务员,居然发现苏州最有能力的年轻人都去了上海,招不到人了。我们看上海的发展史,1910年上海大概有一百万人,到1920年是二百万人,1930年是三百万人,它大约是以每十年一百万人的速度递增的。这样的扩大,当然有因为战争和各种变故而被动进入城市的人群,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城市就是一块巨大的吸铁石,它如果不好,为什么那么吸引人?我们只注意到它的悲惨,注意到它的无情,却没有注意到它事实上的魅力。

问:刚才你提到1910年、1920年的上海,在历史上这一时期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在《繁花》里你也表达过,西方人眼中的上海并不是真正的上海。该怎么看待上海的两重性?

答:上海分为两部分。原来的上海小县城,没有马路、路灯和人行道,城里就是抬轿子走独轮车,一下雨满地泥泞。1845年上海开埠,外来殖民者开始圈地,建立租界新区,完全采用西化管理,马路、警察局、工部局、巡捕房都由西人开创。城里人一看,马路原来可以这样平整?马车还有弹簧,这么轻便,房子那么舒适?这是对比产生的魅力,当时的国民对城市没有基本概念,最初的学校、医院都靠西方传教士办起来。不谈国家意义上租界的合法性,要客观审视上海租界的价值,肯定它对城市发展的价值。

问: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乡土文学”是有土地根基的,而如今生活在农村的年轻人与土地的联系已经很弱了,很多人都到大城市来打拼赚钱,所以城市化一方面面临城市内部的问题,一方面也面临农村向城市迁徙的问题,在这样的变化中,我们该怎么去定义“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

答:文化是靠人转移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农业国。它的灵魂和文化的根脉确实在乡土,但这根基从来就不在贫农的层面,一直是在乡绅的层面,也就是所谓的乡绅阶级。古代皇帝只管到县,县以下由各大家族管辖,我们所说的张家祠堂、李家祠堂,都是乡绅阶级的观念。江南一带还保留着马头墙,乡土建筑各种设计都有传统文化的规制,非常严谨的,但这都是乡绅阶级的遗产。他们面临最大一次崩溃是太平天国,尤其江南这一带,被冲击的传统文化阶层被迫跑到大城市避难。实际上从那时开始,中国的传统文化已在转移,太平天国爆发将近的二三十年间,上海建立了大量的石库门房子,这是结合中国传统的农村文化转移到城市非常明确具体的表现。茅盾先生在小说里也描述过这种迁移的变化。这种乡土文化的变更迁徙,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末,对于今天来说,乡土文化已败落了几辈子,应该是无根可寻了。这是现实。

而从空间上来说,我们还处在城市化的初期阶段,所以很多中国作家的创作主题仍然是农村。农村是他们的出生地,作家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成长经历和身份属性,他一定是以农村为出发去创作。城市的书写一直是被低估的,从沈从文的时代就是这样,他的很多作品中,城市是批评和讽刺的对象。早期的城市书写,像老舍先生,他书写城市是得益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经验。茅盾先生虽然不生在城市,但成长于一个江南小镇,他的《子夜》之所以把城市描写的很出色,是得益于江南小镇与上海历史割不断的联系。

如今我们应该开始在一个城市化的背景下,用正确的眼光看待城市了。我个人觉得,城市书写在今后会更加引起作者读者的注意,尤其80、90后这些生在城市的年轻人。我们已到了一个重点书写城市生活、“城市寻根”的时代了,只是背景上还有大量农村的路要走。城市文学需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和沉淀,这过程大概需要一百年到两百年。到那时候我们才会出现像《追忆似水年华》那种大部头作品。

问:在《繁花》里,你的文学表达融入了上海方言,可以谈谈方言对文学的影响吗?

答:我们几代人接受了统一的普通话教育,地方的声音就越来越弱,我们的表达和听力也非常弱,尤其“小语种”方言。地方语言像小河一样活泼,是水土自然的滋生、不受任何约束。西方很多著名作品都用方言创作,统一后的普通话,等于暖瓶里的植物,没有特殊的生命力量。这方面北方语系与普通话接近,相对好些,东北话一般都能听懂,破坏最大的是南方方言。如今我们城市建筑面貌越来越接近了,口语用统一的普通话,如果我是盲人,到了中国不同的城市,听不出城市的区别,城市的声响,等于没出门,这不是好现象,浓郁的地方性尤其对于文学语言的表达,是生命那么重要,包括电影,演我们的领袖人物,一般都用方言策略,才有魅力。

问:在你的小说《碗》里,描述了50年代和80年代两代年轻人的纽带和境遇,你想通过这种代际间的对比表达什么?

答:试图写出两代人不同的状态。这些年轻人的存在,使得老故事充满生命力。表面上看我是在写往事,但这种过去是由更年轻的一代人来继承。把不同年龄和际遇的人放在同一个舞台,这是我一贯向往的审美方式。只有这样,他们之间才会产生层次和味道,这样的故事才有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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