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脱欧宣传语）

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的英伦三岛，对于欧洲，始终抱有一种游移的态度。尽管英国在2016年进行的公投中，以52%对48%的赞成率确定了脱欧的决定，但将近半数的反对者却再一次显示了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联系和依恋。

人类在关键的时刻往往有罕见的勇气做出令人震惊的决定，然而决定过后的实施却会是数倍的艰难于瞬间之所为。从决定脱欧到脱欧协议的草案，英国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其间的困难和种种难以绕开的障碍，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最能体会。这也是特蕾莎·梅将议会投票的日期一拖再拖的原因。然而即使投票一直延迟至今年的1月15日，结果依然令人震惊和沮丧：202票赞成，432票反对。巨大的差额创下了英国议会历史上的记录，以至于工党领袖杰瑞米·科宾试图发起新一轮的大选，而脱欧反对派则示意进行第二次公投。

3月29日是英国脱欧的最后期限，如果协议不被通过，理论上讲，英国将会进行无条件脱欧，也就是所谓的硬着陆，而这也正是英国工商界最以为恐惧之事。

光荣孤立的大英帝国

先且略去脱欧协议难以通过的困境，将视线推向遥远的王朝。英国与欧洲诸王室之间的姻亲及血缘关系向来是剪不断理还乱。鼎盛期的维多利亚女王，有一个德国公主的母亲；当今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为了与伊丽莎白的婚姻，则放弃了可能的希腊王位承继权。

现代意义的英国大约始于英法百年战争（公元1337-1453年）的结束。百年战争之前，英国尚占有法国南部的大片领土，海峡两边的领土加起来甚至超过当时的法国。百年战争前后持续了116年，其结果是法国完成民族统一，为日后在欧洲大陆的称霸打下了基础；丧失所有法国领地的英格兰则老老实实回到英伦三岛，专心岛内事业。

随后不久统治英国百多年的都铎王朝，它的第二任国王亨利八世为了休妻另娶新皇后安妮·博林，与当时的罗马教皇反目，脱离了罗马天主教教廷。英国教会遂成为新教的安立甘宗，国王则成为教会的最高领导人。伊丽莎白一世是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廷，娶安妮·博林后所得的女儿。伊丽莎白勤力于岛内执政近半个世纪，同时大力发展海军，将注意力投向了海洋。英国很快上升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其文化更是以莎士比亚的出现而永久灿烂于人类文明。百年战争之前，英语只是下层民众的语言，上流社会多讲法语。百年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间，詹姆斯一世钦定的圣经得以普及，并且以此推动了英语的发展。而莎士比亚的作品，除了不朽的人文意义，更大大丰富了英语的词汇。

至此，英国不仅在国土与宗教两个层面与欧洲大陆脱离，也由于英语的普及和发展，国家和国民的民族意识及文化主体意识逐渐突显。英国现代国家意识开始成型，并最终成为一个深具个性的全球性国家。

英国历史上的几次辉煌皆是受惠于女王的统治。伊丽莎白一世将英国建成为欧洲强国。二百年后维多利亚女王执政，得益于工业革命的成就和海上霸权的建立，这一时期殖民势力迅速扩展，英国国力跃然巅峰，史诗般地成为辉煌的日不落帝国。前后四百多年的时间里，从不得已放弃欧洲大陆转回本岛，到加强海军建设，建立海上通道，在世界各地广建殖民地，英国对于欧洲大陆的觊觎渐成冷眼旁观。英国不再插手欧洲事务，却在世界的强国之列一路狂奔，成为现代文明的诸种起源。

19世纪后期，特别是1885年至1902年之间，英国在索尔兹伯里勋爵政府的领导下，实行“光荣孤立”的外交原则，避免与别国的永久结盟。这一术语虽然直到索尔兹伯里时期才出现，却是英国自百年战争以后一直采用的国策。与此同时，英国对欧洲大陆奉行“大陆均势”政策，抑制强国的出现。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试图维持欧洲现有的权力平衡，同时保护通往其殖民地和领地的贸易路线，尤其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连接英属印度的贸易路线。

抑制欧洲强国的政策，首先在1754年至1763年的英法七年战争中得以体现，并以法国战败，出让大片美洲领地和退出印度为终结。在美洲，英军在1759年占领魁北克，在1760年占领蒙特利尔，直至加拿大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在亚洲，英军在1757年印度的普拉西战役中，打败了孟加拉的亲法派那瓦布，并且在1761年完全取代了法国在印度的地位。1763年2月10日，英法签订《巴黎和约》，长达7年的英法战争结束。英国历史学家J·R·格林就七年战争和1763年的《巴黎和约》进行评论：七年战争是英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战争结束起，“英国较其周围国家重要还是不重要，已无关紧要。英国不再仅仅是一个欧洲强国，不再仅仅是德国、俄国或法国的对手……英国突然远远胜过那些由于位置仅在一块大陆内、注定要在以后的世界历史中处于较低微的地位的国家”。

拿破仑横扫整个欧洲以后，英国最终加入反法同盟，共同面对拿破仑势如破竹的进攻。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战役打响。英军由年轻的威灵顿公爵带领，迎战拿破仑亲自指挥的法国军队。战役几经转折，在法军和反法同盟均是伤亡惨重的情况下，拿破仑战败退出历史舞台，法兰西在欧洲大陆的长期称霸到此结束。滑铁卢一役对英法两国的影响皆是深远，历史意义诉说不尽。以滑铁卢命名的场所在英国不计其数，而打败了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的塑像，也比比皆是地屹立于伦敦和其它城市的街头。天光之下，威灵顿公爵庄严而飞扬的神采，将英国人的骄傲深深镌刻进了时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和日本结成同盟，正式结束光荣孤立。一战中，英国虽属战胜方，并且因此而获得最多的领土，其国力却是受到沉重打击，国内经济及民众的生活千苍百孔。故此，二战初期的英国，在首相张伯伦的领导下，无意参战而一味采取绥靖政策，致使希特勒的势力失控。战争后期，欧洲大陆已经全线崩溃，完全陷入了希特勒的控制之中。倾巢之下再难有完卵，英国终于在首相丘吉尔的领导下，进行了欧洲对希特勒的最后抵抗。英国举一国之力顽强奋战，在英联邦成员国和新世界的共同努力下，盟军获得了二战的胜利。

英国与欧盟之间的摩擦

二战结束后的欧洲，城市乡村，皆是一片战火之后的瓦砾残垣。无数家庭破碎，民众死伤惨烈。战争的景象让人悲哀而心生恐惧，每一个参战国家都期望永世避免这样残忍和惨酷的战争。欧洲遂于战后结成了欧共体，美国则促使世界建立了联合国，试图以经济、政治方面的契约合作，来避免战争的再次爆发。奉行“光荣孤立”原则的英国，与欧洲大陆若即若离500余年，独立精神深入骨髓，始终无意于加入欧共体。而在外交上，英国一直奉行丘吉尔在战后建立起的三环外交，以英国和英联邦之间的联系为第一环，英美之间为第二环，最后一环才是英国和联合起来的欧洲。

1956年，因为反对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英法加入以色列，将军队推进苏伊士运河，意图取得运河的控制权，遭到了苏联动用核武器的威胁，也遭到美国实施经济制裁的威胁。英法以三国不得已退出埃及。这是英国在海外势力最痛苦的一次失落，英国人如梦初醒，望见最后一抹落日余晖在帝国黄昏的空中渐渐淡去。1960年代，世界经济一片萧条，英国亦难幸免。江河日下的英国终于萌生加入欧共体的想法，两次提出申请，但是均被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拒绝。戴高乐曾说：“我们最大的夙敌乃英国人，而非德国人。从百年战争起，到苏丹法绍达事件，英国人几乎从未停止与我们的对抗。英国人本能地不希望我们好。”

1973年，英国终因戴高乐的离任而加入了欧共体。然而仅仅两年，英国人就因不满共同体的种种条约和英国所应承担的义务而生退意。1975年，英国就欧共体问题举行第一次公投，决定是否离开，但是67%的投票人投了反对票。虽然继续留在了欧共体，英国和欧共体之间的摩擦和对抗却一直未有过停歇。

1984年，由于农业补贴的原因，撒切尔夫人与欧共体进行强硬谈判，将英国对欧共体预算的贡献从20%降至12%。1993年欧共体在布鲁塞尔成立欧盟，试图在欧盟之间建立政治、经济、外交和公民权的一体化，设立申根签证系统，同时使用同一种货币：欧元。英国拒绝了欧元，继续使用英镑，同时也拒绝参加申根签证体系。1999年上任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尽管是欧盟支持派，却也因当时的“疯牛病”引起的牛肉出口禁令，与欧盟争执不休。再其后，英国又经历了与欧盟在巧克力、蔬菜、油料等出口条约的种种谈判。2011年，出于保护英国金融利益的考虑，首相卡梅伦否决了一项欧盟协议，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欧盟协议说不的首相。卡梅伦承诺若获连任，将与欧盟重启谈判，从而为英国获取更加优惠的会员条件。

2015年，获得连任的卡梅伦开始着手英国与欧盟的谈判，提出一系列的协议议案，包括移民福利的付费，金融保障以及英国减少欧盟条规的更简易方式。这一时期，出于对欧元区经济动荡和移民危机的担忧，脱欧派在英国的势力日渐增长。过于乐观的卡梅伦错误估计形势，在2016年如期进行当初承诺的脱欧公投。6月23日，英国人震惊世界的同时也震惊了自己，以52%的赞成票明确表明了脱离欧盟的愿望。

卡梅伦允诺的公投将自己投下了首相席位。离开唐宁街10号的日子无疑是失落的，卡梅伦对公投结果感到失望，但是并不后悔进行了公投。公投的沉重结果已出，结果引发的后续则由新上任的首相特蕾莎·梅来完成。

特蕾莎·梅花了十八个月，与欧盟艰难谈判达成脱欧协议草案。草案规定了英国将如何在2019年3月29日星期五离开欧盟。根据这一计划，英国将留在欧盟单一市场内，并在2020年底前仍受欧盟法律法规的约束。这样双方都有足够的时间来敲定未来的贸易协议。因此，英国基本上会离开欧盟，只是很可能还要在欧盟继续待上两年。该协议也保证将保护在英国的300多万欧盟公民，和在欧盟国家的100多万英国公民，继续像现在一样生活、工作或学习。

协议最大的问题来自于爱尔兰的“硬边界”。目前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之间的边界是开放的，人们在两国之间自由往来，自由贸易。然而爱尔兰共和国属于欧盟，而作为英国一部分的北爱尔兰在分裂后却不会加入欧盟贸易集团。两边需要一个所谓的“硬边界”，包括检查站、过境点和其他基础设施。这不仅可能严重减缓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也可能会加剧紧张局势，引发又一轮的暴力血案。一想起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三十年血腥冲突，人们便心情沉重，谁也不希望3000多人丧生的灾难重演。因此，协议草案维持了爱尔兰边境的现状，同时双方制定了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草案没有通过的原因，更多在于保守党。事实上，有100多张反对票来自梅所领导的保守党。这些人是更强硬的脱欧者，他们认为延期方案变相消解了脱欧，很有可能在事实上造成脱欧法案的破产。

脱欧派与留欧派各执己见

近代英国和德国的冲突接连不断地发生。十九世纪末德国统一，在俾斯麦的领导下，新兴的德国在工业和军事上迅速崛起，海上势力也不断扩大，威胁英国海上霸权。为扼制德国势力，英国加入了一战。同样，英国在二战中加入盟军。虽然两战均属战胜国，但战争耗去了英国的大部分国力。英国对于德国今日在欧盟的强大势力深感不安，心情大概有如一战、二战之际。如果是在100年以前，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冲突，也许就会诉诸武力。英国今日渴望离开欧盟，情由可见一斑。

世界对于英国的脱欧是紧张的，英国大约半数的民众也是如此，担忧主要集中于经济方面。反对脱欧的理由是，继续留在欧盟可以在费用上获得更多的节约和好处，比如机票、手机费用、投资款以及教育和研究经费。而在能源、农业和渔业等方面，离开欧盟，英国则会失去许多贸易和机会。人们也担心离开欧盟的英国，会失去大国应有的地位，失去参与欧洲重大决定的机会，从而失去它在世界的影响力。总而言之，欧盟是一个政经方面非同寻常的强大实体，离开欧盟的英国可能会失去安全方面的保护，失去巨大的市场，失去英国在全球的地位。另一方面，失去英国的欧盟，亦将在经济及金融方面受到冲击，出现相当一段时期的不稳定。

脱欧派的关注点表面上也集中在经济方面。英国缴纳高昂的成员费，但是所获得的种种所谓的好处似乎在进入欧盟以前就已经具备，并且假如这笔费用可以省去，它所能创造的各种机会将远大于成为会员所带来的好处。从英国与欧盟进出口贸易的比例图来看，总体上，英国出口到欧盟的产品也少于从欧盟进口的产品。

在国防和国际事务中，脱欧派认为北约和联合国安理会所起的作用要大于欧盟，而英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世界上所起的影响也将超过它依附于欧盟时所起的作用。

当然，移民危机也是脱欧派所关注的。并且在媒体与留欧派的种种渲染之下，移民危机仿佛突显成为脱欧派的主要议题。

公决前夕，脱欧派推出情感共鸣的口号：夺回控制权（TakeBackCon－trol）；而留欧派则推出口号：在欧盟，英国更强大（BritainStrongerinEurope）。

许多人有一种错觉，以为脱欧派主要是手工劳动者、低学历、远离伦敦或者是老年人。这并不完全准确，也有许多年轻的伦敦市民投票脱欧。更有一些人认为脱欧者心性低劣，不喜自由贸易或者是害怕移民。也许多少有些人怀有这样的心思，但更多的人是出于一种担忧，害怕英国会失去珍贵的主权，并且臣服于布鲁塞尔的官僚。当然商人和企业家从经济考虑，大都应该倾向于留欧，变动会带来不稳定因素，有可能会影响企业的运营。然而许多人亦具帝国情节，在利润和情怀之间纠结。所以脱欧和留欧，对于民众的考验，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脱欧深层心理与英国的传统

还是必须回到历史，寻找脱欧的情感渊源。

仔细审视英国近500年的历史，我们会看到一幅图景长卷。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的冲突频仍，英国王朝相对稳定，其漫长的海岸线也使得欧洲大陆国家对英国的入侵不是那么容易。北边的维京海盗几百年前已经销声匿迹，海岸线之内的英国人几乎可以说是富足而安稳。他们吃得不错，住得也行，并且享受着相对宽松的治理。

即使是在宗教冲突和内战时期，英国也是比较温和理性，迥然不同于欧洲大陆的激烈残酷。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的巨作中，法兰西三色旗辉映着硝烟、尸体和勇敢的民众，法国大革命在巷战，起义者在死亡之上高奏凯歌。而在英国，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之后，国家权力由君主逐渐转至议会，君主立宪制的政体由此建立。

受益于这种相对稳定和平的政局，英国的民众滋养了一种温文尔雅且处惊不变的生活态度，更将一种源自于更古老岁月的政治制度（产生于十三世纪的自由大宪章，惊人地在人类的早期，就将国王的许多权力和权益交给了议会的监督和控制）完善成制约国家和君主，促使秩序与自由相结合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强大深厚，英国在其庇护之下，创造了许多奇迹，并且最终揭开了近代文明的帷幕。

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印象，与欧洲大陆在地理上天然的分离，给英国造就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之中，文明得以比较从容地生长。而制度的渐趋完善和生活的相对安稳，则使得英国的民众不仅对生长其中的文化有一种更真切的感受和享受，更随之形成一种契约精神和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判断力和决断能力。

对于英国的普通民众来说，除却经济原因、移民因素、安全考虑——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地需要被纳入人们的思考之中的，文化和精神气质方面的本能和直觉恐怕更为重要。英国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中写道：“英格兰人的荣誉感不属于家庭主义性质，它是一种商业社会所需要的荣誉感”。这种商业情怀所产生的守法、严谨和尊崇诺言，塑造了一代代的英国人。

英国是自古罗马以来真正称得上建立过帝国的国家，而它往昔的辉煌，固然是建立在征服和掠夺之上，但殖民的同时，英国人也协助了殖民地改进其政府和秩序。英国以两万人统治近三亿人口的印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国人的妥协。而英国从印度所获的收入，相对地也少于印度曾经的占领者荷兰和法国。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与其它欧洲国家的殖民地相比，具有更多的秩序。而新世界的美国，则将这种秩序和制度发展到了极致。

民众对于曾经帝国的缅怀之中，仍旧保有一种骄傲和固执的回归感。将国家的职权和命运依附于欧洲大陆，对于英国的民众来说，既违背其天性，又违背其理智。而对于脱欧派的精英来说，在对帝国的怀想之中，更多的则是忧虑和一种不可推诿的责任感。

欧洲近代大的战争中，英国数次扮演英雄的角色，虽然最初英国人并不情愿加入到战争之中。无论是对拿破仑，还是对希特勒，拯救了欧洲大陆的均是在最后至为黑暗一刻参战的英国人。1940年，英国孤军奋战，英勇抵抗纳粹德国，书写了近代史上最让英国人自豪的时刻。这样的历史角色，给予英国人一种崇高悲壮的使命感。

保守党议员，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是脱欧派的代表。他认为权力庞大、统治着欧盟的德国，已经越来越像二战前的德国，正意欲重建一个超级大国。约翰逊呼吁英国人再次承担起英雄角色，把英国从欧盟“解放”出来。而前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则认为，如果英国实行“软”脱欧，仍旧留在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联盟内部，英国很可能会沦为某种“维希式英国”，成为欧盟的傀儡。

类似的观点，在工党也曾有过回响。原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HughGaitskell）在1962年曾说：进入欧共体意味着“一千年历史的终结”，尽管欧洲有着“伟大而光荣的文明”，拥有歌德、达·芬奇、伏尔泰和毕加索，它也有着“邪恶的一面”。

认为英国离开欧盟在经济上将是灾难，其实太过悲观。英国人将会以自己的方式，度过在财政和工业上的艰难时期。英国人具有独立和自由精神，在掌控自己的未来的时候，他们快乐灵活而富有创造力，正如他们在十六世纪，将航船驶向广阔辽远的大海。英国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独立，也不准备放弃。

脱欧与当今反全球化思潮的呼应

英国今日的脱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脱欧所引起的争议也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脱欧的原因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也更是文化方面的。二战以后所建立起的世界秩序，七十多年以后，已经显示出不平衡与不合理。英国脱欧的同时，大洋对岸的美国正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退出一个又一个的条约或是组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18年12月4日在布鲁塞尔，做了“恢复民族国家在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中作用”（RestoringtheRoleoftheNation-Stateinthe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的讲话，阐述了美国现在的外交政策。与此相呼应，英国退出欧盟就是反全球主义，也是要“恢复”其民族国家的主权。

如同特朗普被媒体和精英围剿一样，英国一些著名的脱欧派也被指称为民粹主义者，为全球自由派人士一致指责。但是在将眼光推向欧洲更多的国家后，我们就会发现，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全球幻想并推动着的世界大同主义的理想，正越来越显示其虚幻的一面。

全球化时代始于柏林墙倒塌之日。从那一刻起，资本、人口和货物的自由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民族国家的作用大大减弱，市场力量释放出的信念无比强大。

世界大同的愿景正是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尝试而开始的。自世纪初以来，国家之间在经济上越来越密切地交织缠绕在一起，难以分割，但是经济的一体带来的问题却是经济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不同步或不相容。而欧盟从最初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发展到今日的欧洲联盟，正是试图将欧洲的政治、金融、文化和其它各个方面，进一步组成一体，以利于经济更好的发展。

对于英国来讲，经济上的加盟和一体化，尚且可以容忍，政治文化方面的一体却是完全不可想象。这也是英国不同意加入申根体系，不同意使用欧元的原因。2016年脱欧公投之际，脱欧派的成员在投票动员中，发现了一个为社会所忘却的群体，从来没有人将选票送到他们手中。这批人是帝国创造者的后代，在工业化时代，生活富裕，受人尊重，如今却是无声无息，贫穷，凄凉，绝望，行将随着他们周遭的荒草乱石而无声湮没于历史。

这样的景象，在美国的铁锈区，一模一样地发生着。曾经辉煌的城市和自豪的人群，突然失去了一切，甚至是他们的身份和存在都是令人惊讶。所以当这群人终于站出来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历史的一页就一定会被改写。媒体和专家们的推测都发生了偏差，美国产业工人将特朗普推上总统的职位，英国则因为这批被遗忘的人群，选择了脱欧。

自由派精英人士，始终以呼唤人类的良知作为自己的职责。他们所倡议的怜悯、公义、合作、文化的宽容和对不同宗教的尊敬，让世界变得温暖而有希望，是照耀着或将沉沦的人类的一星光亮。在英国脱欧过程中，留欧派的精英人士的全球主义的情怀，使他们迫切希望在欧盟这个更大的世界，英国重新光耀闪烁。他们深恐离开欧盟，英国将永远失去承担责任和使命的舞台。他们以为在全球一体的今日，英国已经回不到过去，一味的怀旧，追忆帝国的荣耀，英国将是一无所为。唯有真正加入到欧盟，英国才有机会和可能改造欧盟，以此重建英国的辉煌。

历史的回归与展望

历史上的英国一直是采用“光荣孤立”政策，对欧洲大陆实施“均势外交”。所以说独立的意识早已流淌在了英国人的血液之中，而脱欧其实上是英国人的集体潜意识。

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约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与英国开战。这些人大多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富裕，被称为“loyalists”保皇党。战争结束后，保皇党人大部分离开美国到了加拿大。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是革命者，被称之为“Patriots”的爱国者。保皇派认为“脱英”后的北美殖民地将陷入绝境，是“注定的悲剧”，而战后的经济大衰退似乎也证实了他们的预言。但现在几乎没人会关心甚至记得保皇党人的想法了。历史始终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

英国人的特质是悲观的，但却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丘吉尔说过：“英国这个民族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是唯一喜欢被告知事情有多糟，喜欢被告知最坏情况的民族。”

当被告知了最坏的消息以后，英国人的反应或许会让世人吃惊。在世人为英国人描画的特点中，有一些特点令人莞尔，稍作想象又觉意味深长。然而所有特点皆不如下面所说令人难忘：

英国人沏上一杯茶，面对到来的危机。（Making A Cup Of Tea In Response To A Crisis）

平静而恬淡，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感觉。这样一种从容，积淀了数百年，大概能够帮助英国人走出脱欧的危机。

（作者系国际政治学者、财税专家，现居美国亚特兰大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