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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报章背后的权力之影：晚清民国的媒体与政治
作者：王杉杉 2019-02-25 14:04
厘清报纸、报人群体的权势网络和他们的权力依附关系，尤其是认清近代参与政治的人群如何“利用”报纸，仍能帮助我们更新对近代一些台面下政治规则的认识。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王杉杉/文
1911年6月，上海发行量极广的《东方杂志》刊登了一幅袁世凯的照片，图中有船上二人，身披蓑衣，头戴斗笠，一人在船头垂钓，一人在船尾执蒿。配图文字是：“垂钓者为尚书（袁世凯）；执蒿者，尚书之介弟也。”事实上，这是袁世凯授意《东方杂志》在此时机刊登的。此时袁已被当权的摄政王载沣罢职回乡，正经历人生“至暗时刻”。而朝廷中载沣等亲贵新成立的“皇族内阁”同推动改革的立宪派诸臣矛盾深重，有大臣主张恢复袁世凯职务，但都被载沣阻拦。袁世凯名为辞官，实际仍暗操政局。他自导自演一场渔翁垂钓的画面，为的是向载沣表明，自己无争权的野心。当然，他在等待朝廷主动邀请他“挽救大局”。后来的武昌起义，便提供了机会。
这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利用媒体传达信息的一个典型个案。我们今天，仍然会通过媒体来获得政治人物的行踪，以及判断其背后意涵。当然，媒体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此，推而广之，如今我们几乎在社交媒体的包裹下生活，人们在盘点过去一年亲历亲闻的大事件时会发现，媒体不仅影响着我们对事件的记忆，媒体甚至是事件本身的制造者。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媒体，不仅重塑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也撬动了原有的社会规则。而这种现象正要追溯至晚清民国时期大众媒体在中国的诞生。马建标的《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以还原史实的方式，以包括“袁世凯垂钓”在内的诸多个案，为权力与媒介的关系，提供了无数生动的新细节。
媒介传播的政治化
熟悉历史的人，自然知道报刊对近代中国的意义。自晚清中国有报纸以来，其已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媒介，内容日益丰富，时至清末，已有《申报》、《大公报》、《顺天时报》等综合性商业大报，版面覆盖到政治新闻、社会资讯、和文学作品，并有成熟的商业广告和摄影内容。民国以后，报刊的门槛更愈来愈低，地方报纸和时效性小报铺天盖地，而批量化印刷技术使得报纸得以留存于世。近现代报刊能够全方位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观念，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史料。因此，不少学者都惯于用报刊观察和研究近现代的中国。
回到“袁世凯垂钓”的案例。一张赋闲政客坐船垂钓的照片，似乎再正常不过，外人很难看出任何波澜。但是，在政商界的精英眼中，这却是非凡的政治信号。中国传统政治权力分配的秘密性尚存在于袁世凯的时代，但这种规则已经藉由现代传媒而迭代升级，形象依赖印刷术的流通，成为更具影响力的权力武器。而报刊就肩负为特定派系政客传声的重要使命。刊登这一照片的《东方杂志》，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创刊于1904年，因其紧跟时势、内容综合，加之商务印书馆因维新派进士张元济的加入而影响力俱增，《东方杂志》也成为精英群体中一股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作者发现，当时袁世凯远在河南老家，如何遥控指挥上海的杂志为其装扮政治形象，成为重中之重。关键角色乃是袁在上海任要职的心腹蔡乃煌。蔡乃煌当时担任上海道，与上海政商关系密切，他和《东方杂志》主编孟森，通过商界立宪派领袖张謇建立的交集，蔡乃煌和孟森合作的背景，是当时为共同对抗“皇族内阁”，北洋派与立宪派寻求合作。
作者将其概括为“传播的政治化”。实际上，这仅仅是政治化的开始。晚清的《东方杂志》，发行尚小，种种政论、资讯，也只在政学界同温层中互相传递而已。但民国以后，报刊受众逐渐下移，至1920年代，县乡素民也成为报刊的读者。但与之缠绕共生的，是报刊并未在现代传媒发展的轨道上，以公正性和公信力发展为行业标准，而是对政党、团体的依附性越来越强，直到连多样的利益团体也各自归队，报刊也走向宣传机器化。
本书未能探讨的众多国民党党部的机关报便是如此。北伐之后，国民党在统治区域建立基层党部，试图将权力触角深入最底层。党部在“训政”名义下，关闭了议会，占据了议会场地，以“民意机关”自居，在法律上获得监督政府、参与地方事务的权力。此前由地方新派人物所办的报刊，有些也被党部收编，成为党部的机关报，改换门庭继续发行。且不论对上负责的党部，是否真的能代表地方民意，国民党各党部对报刊的控制，本身就是政治权力强力介入媒体的结果。
舆论话语的正反力量
此外，借传播新观念、建构新话语来引导、控制舆论，也是近代以来媒体的特征。作者单辟一章，以“一战”时期国际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例，细数列宁主义传入给陈独秀带来的命运变化和威尔逊主义在报刊的呈现。诚然，我们从今日回头看，十月革命的种种思潮利用媒体传入中国，使一批知识精英走向列宁主义，直至作为政治理想组建政党，意义深远；而另一批知识精英，乐于借威尔逊主义宣扬“公理”，力图使中国在新的国际秩序中提高地位，获得尊重，并带来对内的变革。精英们在报刊上的讨论，是在借助观念传播发挥政治影响。只是当时，报刊受众有限，无论何种主义，对民国初年的底层民众来说，基本都是“无感”的话术，它只能反映“思想”，却难以反映“思潮”。
不过观念和话语在当时已经足够有力，不关心政治的人极可能会被政治关心，成为舆论话语的祭品。首先，大量的外来词借助报刊传播，不断有新词被发明；继而，通过集中报道和讨论，成为特定对象的标签。进入1920年代更是如此，比如众所周知的“汉奸”、“国货”、“革命”、“反革命”、“反动”。
有了这种话语上的价值判断，1919年吴佩孚对自我政治形象的塑造，便比十年前的袁世凯更进了一步。书中提到，当时的吴佩孚只是远驻湖南的一介师长，却呼吁时任总理段祺瑞停战。这一行为在当时北洋系混战的状态下备受瞩目，吴佩孚以“为国家主和调停”的姿态出现在公共舆论，比起其他北洋军人更具超越性。另一方面，吴佩孚见巴黎和会后中国反日情绪强烈，果断通电反对日本及其支持的皖系段祺瑞政权和“安福国会”；他还对新文化运动鼎力支持，与一般旧军阀的弹压形成鲜明对比。
更重要的是，吴不仅深谙舆论走向，更懂得利用民众团体等“白手套”去引导舆论，他借助和各种社团的通电来表达公共立场，俨然是一副为社会大众谋福祉的新型政治家面孔。高频率的通电，让他在媒体上获得超高曝光度和正面形象，他所运用的都是“反日”、“爱国”、“和平”、“民众”等带有高度道德性的话语，这些话语包装使权力对媒介的干预，比起袁世凯“释放信号”式的传统策略，要更加精密和复杂。
超越“报刊视角”的媒介研究
纵观全书，报刊是考察近代媒介的主要讨论对象，而所谓“权力与媒介”的互动平台也是报刊。但我们对作者的期待不止于此。正如书的前言所言，孔飞力的《叫魂》是研究权力作用媒介和被媒介反噬的绝佳示范。《叫魂》发生在没有报刊的清代，既然作者的研究缘起受其启发，那在近代报刊产生后，报刊之外的媒介是否还在活跃？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报刊所连接的，恰恰是有特定文化背景的知识精英，而在识字率不高的近代中国，哪怕到1949年，报纸的编辑、刊行、流通和阅读，都并非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如果说孔飞力观察叫魂的流毒式传播，这一线索源于基层案卷中的民众反馈。同样，近代社会地方和基层的媒介仍在延续，民众口中的传说、绰号、掌故甚至谣言，作为“次生媒介”，也是同权力互动的关键部分。比如提到“传说”和“掌故”，它或许是有关地方历史的一种民间书写版本，或许是对某些特定人物和事件的民间记忆，久而久之，它通过口头流传的方式成为一个地方或一个群体的集体记忆，而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仪式化的符号，为权力所用。书中以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为例，叙述其如何利用“占卜”的话术来传递自己对时局和国运的认识，以期对曾国藩的决策有所影响。而赵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却与手握大权的曾国藩关系密切的谋士，确实有可能对时势产生影响。这是作者考察“次生媒介”的一个尝试，而此案却并未形成一条自下而上散播开来的媒介网络。因为两人相对私密的沟通，很难在传播上产生更持久的意义。但事实上，发生在权力中枢、底层人物和民间信仰掌故传说之间的信息传递路径，要更加多元和复杂。
再比如“谣言”，谣言的重点并非在于造谣者的可恶，而是谣言散播的环境与土壤，足以反映当时民众对人物和事件的预设性期待，而权力利用谣言或主动造谣来实现政治目的的过程，不断在近代中国上演。而这些看似权力的“暗面”，很少通过报纸来完全呈现。报纸作为权力利用媒介的手段之一，却无法代替传说、掌故、谣言这些非正统性次生媒介的作用。这并非是对既有研究求全责备，而是报刊往往容易将问题和叙事简单化，使我们很难通过报纸上的“一本正经”的文字去发现权力运作的实际。而搜集上述非正式的集体记忆，就要求研究者视角向下，深入地方社会，通过基层未刊的一手资料、口述访谈来还原“媒介”缺失的部分。
当然，厘清报纸、报人群体的权势网络和他们的权力依附关系，尤其是认清近代参与政治的人群如何“利用”报纸，仍能帮助我们更新对近代一些台面下政治规则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