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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之道——电影《绿皮书》观后
作者：周泽雄 2019-03-09 16:42
曲高和寡不是电影的追求，令观众同悲共喜，使黑暗影院里上百双眼睛同时放出光芒，才是电影人的最高成就。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周泽雄/文
一
第9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绿皮书》（Green Book，2018年）是一部质地清纯的上乘之作，它有着沉重、复杂和渊阔的历史背景，但观众若对此所知不多，欣赏乐趣也不见得降低。我连着两天去影院观看，当两位主角的车厢斗嘴逗得我乐不可支时，观众席总会传出笑声，我的感受一次没有落单，也一次没有超前。我不能假定中国观众对上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民权运动史知之甚详，显然，《绿皮书》的编导另有寄托。这有点接近莎士比亚的态度，莎翁创作《哈姆雷特》时，断然不会要求观众必须具备丹麦宫廷的相关知识，他捍卫的底线是，哪怕观众以为丹麦位于非洲，也不妨碍他们对哈姆雷特王子神秘性格的痴迷和好奇。
曲高和寡不是电影的追求，令观众同悲共喜，使黑暗影院里上百双眼睛同时放出光芒，才是电影人的最高成就。即使题材关乎历史，人物性格及命运也当翱翔于历史之上。所谓史实，不过是促使角色灼灼闪光的虚拟道具。借助电影了解历史，原是一项不值得多加鼓励的业余爱好，享受故事、感受情感、体察人性，才是第一正经事。美国电影学者理查德·沃尔特教授说过：“电影应当考虑的不是符合历史的真实性，而是高于真实的戏剧性。”《绿皮书》的编导幸运地获得了一个好故事，但执导者倘是庸手，这个故事也极容易搞砸。编导展示了出色的叙事剪裁技艺，在我看来，该技艺主要体现在加减之道上，即，涉及人物性格、情感和身份矛盾的部分，使劲添料，撑足张力，做够加法；涉及历史背景和时代气氛等内容的，能省则省，云淡风轻，做足减法。说来容易，做来想必煞费苦心。
二
故事始于1962年10月，正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走向重大转折点的至暗时刻。成就辉煌的黑人钢琴家唐·雪利博士（马赫沙拉·阿里饰）决定从纽约出发，前往南方腹地举办为期八周的巡回三重奏音乐会。当时的南方腹地（即早先的蓄奴州）还在实施针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制，黑人——不管你在美国北方或世界其他地方活得多么光鲜——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将受到人身限制和人格羞辱，行程中随时可能遭遇风险。所以，唐博士此行除了需要一册“绿皮书”（黑人司机行走南方的食宿手册），还需要一名白人司机协助，本片戏份更多的另一位主角、维果·莫腾森扮演的意大利裔白人司机托尼·利普领命登场。他除了擅长驾驶各种车辆，还有一项唐博士最为倚重的技能：用语言或拳头解决人事危机。说到托尼·利普，他虽然对黑人抱有强烈成见，但该成见足以被自己对钱财的渴望所蒸发，所以，只要出手大方的唐博士不再坚持让他熨衣服、擦皮鞋、拎皮箱，以托尼性格中对“合同”的忠诚（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好品质），两人就有了最大的合作基础。
不管唐博士和大嘴托尼的性格如何，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一个出色故事的框架已经搭成了。当然，编导告诉我们，两个人物是有历史原型的，但原型只是提供“灵感”，编导并未承诺忠于事实。这是一个兼得保险与开放之利的创作策略。
编导着手给两位主角的性格堆料。先看托尼·利普，他是一名具有丰富底层生活经验的意大利裔移民，混混中的明星，处事方式优先追求实用，在手法的灵活性方面较少顾虑。出场时，他是一家夜总会的领班兼打手，家境局促，与妻子和两个孩子同睡一室，这在美国电影里极度罕见。他不时撒谎，还像所有撒谎者那样喜欢强调诚实。他爱贪小便宜，蹭一支烟，顺走一枝笔，偷一块绿松石，自我感觉也挺乐呵。他有着惊人的好胃口，是快餐食品的老饕，有过一顿吞下26只热狗的壮举。他因此拥有一副粗豪身坯（据说演员特地增重40磅），该体型总会让人莫名产生信赖，进而对他性格中精细、狡猾的一面构成表象否决。他用意大利人常有的方式热爱妻子，尊重家庭，但没怎么读过书，连常用词“亲爱的”（Dear）都会写成“鹿”（deer）。夜总会领班身份让他拥有充足的阅历和精明，他成长为处理街巷危机的老手。托尼对黑人的歧视，似乎不在南方“白人至上主义者”之下。影片开始时，仅仅因为妻子递给两名黑人维修工各一杯饮料，他就把两个玻璃杯扔进垃圾筒，结合他的家境，这算得上丧心病狂了。
与唐博士上路后，他停车去解手，下车后突又回到车上，取走钱包。该行为是下意识的，对车上的唯一乘客唐博士却构成实实在在的侮辱。心思纤敏的唐博士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明白，自己无比依赖的大个子司机与南方腹地里的种族歧视者，原是一路人。对电影走向来说，这构成两人最大的身份和情感矛盾，一组随时炸响的戏剧地雷。
唐博士的身份和性格光谱远比托尼来得复杂和变幻，这位“白种黑人”（作家诺曼·梅勒语）展示出的性格和情感，几乎每一项都与观众的合理预期相反。对于唐博士南方之行所蕴含的勇气，影片未加渲染，但略有说明。唐博士的表演搭档甚至告诉我们，他不这样做的话，可以赚更多的钱。观众有理由期待一名富于英雄气概的艺术家，实际所见却截然相反。唐博士住在曼哈顿卡内基音乐厅的顶层，观其室内陈设和脖颈上的挂饰，日常生活岂止是奢华，简直是糜烂。他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不值得尊重，他喜欢一种东方王公的俗气派头，坐进车子时，印度裔管家阿米特还会在他腿上铺一块毯子。他还高踞于一把散发着老旧权力欲的君王宝座，观众可能记得，名片《美国往事》（OnceUponaTimeinAmerica，1984年）里的黑帮大哥麦克斯，也曾弄来一把类似宝座，志得意满地在上面体验失落的自尊。
我们看到的唐博士是一位技艺超凡的钢琴演奏家，斯特拉文斯基赞扬他的“演奏技艺堪比诸神”。但除了与生俱来的黑色皮肤，他比其他人距黑人更远。至少，大嘴托尼就认为自己更接近黑人，而观众对此显然认可。唐博士拒绝传统上被视为黑人食品的炸鸡，不了解黑人习俗，对黑人音乐极度陌生。他三岁练钢琴，擅长古典音乐，尤精于演绎肖邦，偶像则是钢琴大师阿瑟·鲁宾斯坦。他改奏通俗音乐是迫于白人世界的偏见和压力，那个世界卑怯地拒绝黑色手指染指他们的经典曲目。他熟悉上流社会礼仪，吐属高雅，用词考究。他的修养甚至可以确保他在缺乏真情实感时也能说出得体的话，他代托尼给妻子写信，把素未谋面的对方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个段落有力地缓和了两名主角的紧张关系，还同样有力地揭示了唐博士孤僻、自闭、不安的内心世界。他的世界高下颠倒，尊卑失序，黑白紊乱。为了保护自己的艺术家自尊，他克制情感表达，示人以沉静，以便与周遭的荒谬感周旋。他离群索居，大隐隐于市，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也拒绝向世上唯一的兄弟主动伸出手。为了维护瓷器般精致易碎的尊严，他每晚都要喝一瓶顺风威士忌。这个偶尔会伸出纤纤兰花指的男人，事实上随时会情绪失控。
饶是如此，编导仍嫌唐博士的性格不够复杂，他居然还是一名同性恋。这说的可是1962年，当时世界对同性恋者的态度与其说是偏见，不如说是敌意。来自电影界的例子是同年上映的名片《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ofArabia），片中主角的原型劳伦斯中校历来被怀疑有同性恋倾向，但编导对此不加闻问，置起码的历史诚实于不顾。白人尚且如此，一个黑人，置身当时世界上对黑人最乏善心的环境，偏偏还要在一个谈不上偏僻的场所，借游泳之机与某个白人裸身相处，被人当场抓获。若非托尼使出不拘一格的行贿手段，唐博士的处境不堪设想。
当托尼就所谓黑人成见与唐博士争吵时，积郁已久的钢琴家爆发了，他走出绿色汽车，多少有点夸张地冒雨疾走，继而对托尼咆哮道：“如果我不够黑，也不够白，还不够男人，那么，我他妈的到底是谁？”——聪明的编导常会设计几句高度概括的台词，便于观众或评论者快餐式把握要点。实际上，这个概括对唐博士还失之简略，他身份、性格、处境上的矛盾与纠结，远比这句漂亮台词来得复杂。
三
就一部时间受到严格限定的电影来说，两位主角的性格设置过于丰满了，他们的矛盾与冲突还交错处于此升彼降之中。在类似影片里，比如《为黛茜小姐开车》（DrivingMissDaisy，1989年）、《老爷车》（GranTorino，2008年）和法国片《触不可及》（Intouchables，2011年），角色性格均无如此复杂，但都拍得相当不错。《绿皮书》主角的性格纠结程度几乎触破了电影幕布，编导若不对镜头语言作出强力约束，故事会不会支离破碎？
这就需要减法。我认为，编导替主角性格添料加柴时有多疯狂（这意味着两个历史人物已经升华为文学人物），他们在别处做的减法就有多惊人。设想一位偏爱宏大叙事和史诗风格的导演，他可以为影片增添大量极具冲击力的旁白镜头，在两人路过的不少地方，当年发生过大规模群体事件和流血冲突，诞生过精彩的司法交锋，约翰·马歇尔·哈伦大法官“我们的宪法不分肤色”的历史声音也曾持续激荡了南方黑人的心灵。影片最后一场冲突的发生地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就是民权运动的重要地标，在这个黑人律师哪怕置身州最高法院都不配被称以“先生”的地方，《纽约时报》曾以“恐惧与仇恨在伯明翰蔓延”为题，于两年前的1960年做出头版报道，进而引出一场美国新闻史上影响深远的司法裁决。那篇文章写道：
没有纽约人能把握伯明翰当前的形势。白人与黑人漫步于同样的街道，可在这些街道上，惟有供水系统与排污系统算得上人们共享的公用设施。从球场、出租车，到图书馆，到处都有种族隔离措施。“白人”电台禁放“黑人音乐”。任何交流渠道，哪怕是合理接触，都可能被种族过激情绪破坏，那些铁鞭、刺刀、手枪、炸弹、燃烧瓶、棍棒、匕首、暴徒、警察和州政府的种种作为，更激化了这样的情绪。
编导悉数舍弃此类背景，除了几个在酒吧里殴打唐博士的白人混混，观众并未见到严格意义上的反派，刁难唐博士的个别当地人，顶多只是虚伪，邪恶则谈不上。虚伪虽然总是充满贬义，历史地看——这么表达让我难堪——它也是推动文明前行的润滑剂。一名白人主事者辩解说，相比六年前黑人爵士歌手纳京高在白人社区演出时仅仅因为演唱了白人歌曲就惨遭殴打，唐博士仅在吃饭及如厕地点等琐碎事项上受到冒犯，已经算得上进步了，毕竟，对方还专程从亚特兰大运来一架斯坦威钢琴。这话令人不快，但也只是不快而已。见到虚伪就大加痛斥，其实是一种批评上的条件反射。
编导的大手笔减枝，还包括消除悬念。笔者如此放肆地谈论剧情，即与编导的怂恿有关。影片开场不久，编导就将故事走向、起始时间及途中可能遇到的麻烦波折，和盘托出，后续剧情又并未出现太大变数，唐博士一行果然在八周后的圣诞夜赶回纽约，正好凑出一个稍嫌老套的温馨结局，我还在背景音乐里恍惚听到了纳京高的磁性嗓音。这个结局谁都猜得到，因为编导不想瞒着你。
两人一路前行，故事背景里的历史沉重感不着痕迹地变得轻盈俏皮了，两位主角无所不在的性格冲突，设置成一个个绿松石般精致的小摩擦、小困惑，自如地跳跃，率性地游走，间中还散发出肯德基炸鸡的脆香。观众明明喝下了一大罐苦药，走出影院时嘴角却留着一瓣清新。固然，汽车抛锚时唐博士与南方田地上木然耕作的黑人群体的瞬间对视，令人动容，但正因编导此前做了太多减法，这个具有油画质地的缄默场景才脱颖而出，瞬间击中观者的心坎。
这是一种魔术，知道原理并不能让你成为魔术师。作为一部双主角设定的影片，两名演员呈现的辉煌表演，捍卫了故事的纯净。观众只有接受并信赖演员的表演，以至一度误以为那不是表演，而是生命的真实呈现，电影的内在魅力才会向你敞开。
或许，编导的减法如此彻底，也有规避“政治正确”的考虑。毕竟，关于种族冲突的题材总是带有敏感性，我不清楚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此类批评。在审美领域，正确是桩乏味的事；与正确相对的，不是谬误，而是丰富。当批评者腰间揣着一把令人不敢正视的正义利剑，所谓的“政治正确”就变成一件滑稽燕尾服，它不会让人变得深刻和有趣，却会假借思想强权的声势，迫使艺术家体面地思考，体面地表达——那其实意味着缴械和艺术上的不体面。我想怯怯地说一句，无论我们对人类在“政治正确”领域取得的成果持何种积极的评价，说到艺术，它总还需要一点出轨权。一个扫兴的事实是，蹩脚作品往往格外正确和意义宏大，优秀作品倒不是走向正确的反面，它独自迈向丰富和深刻，引人思考，使精神世界保留向上发展的空间。
在“政治正确”的夹缝中，《绿皮书》或已做得足够机智。
四
再说几句题外话；当然，如果离题太远，我也不会说它。
看完电影，我会想起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对黑人问题的思考。杰斐逊是具有思想家品质的美国总统，美国文献史上最伟大的六个字“人人生而平等”，就出自他执笔的《独立宣言》。他是奴隶主，但对美国存在奴隶制始终耿耿于怀，如果条件允许，他会毫不犹豫地废除它。一百年后废除奴隶制的林肯总统，就将杰斐逊视为思想先贤。
杰斐逊曾以自己的客观公正，全面审视美国的黑奴问题。然而，尽管无人质疑他的品质，依今日眼光，他那些当年还算光明磊落的见解，不少已显得过于阴暗和荒谬。事实上，不管今日美国的黑人地位还存在多少不足，黑人在北美大地取得的文明成果，早已超出杰斐逊的想象。杰斐逊虽对黑奴抱有同情，但坚持认为，在北美这块土地上，白人与黑人注定无法平等地友好相处。他凭自己的善心和智慧所能想出的解决方案，只是将黑人整体迁出北美，图个眼不见为净。他在《弗吉尼亚笔记》里写道：
奴隶将继续和他们的父母共同生活到一定年龄，然后由公家出资按照他们的天赋教他们学习耕种、艺术或科学，直到女性年满18岁，男性年满21岁，再送他们移居于当时情况认为最合适的地方，去时随身携带武器、家具及工具、种子、家畜等等，宣布他们是自由和独立的人，并对他们扩大我们的联盟和保护，直到他们有了力量为止；与此同时，还派船到世界其他地方运进同样数目的白人，给他们适当的赞助以诱使他们移居此地。
杰斐逊接着自问自答：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留住黑人，使他们和州融为一体，从而省下输入白人移民填补黑人留下的空缺所花费的钱财？白人根深蒂固的偏见；黑人关于他们所受伤害的无数记忆；新的挑衅行为；大自然所创造的真正的差异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情况会使我们分裂成许多派别，制造动乱，这些动乱除非一个或另一个种族灭绝恐怕永远不会停止。
杰斐逊结合古罗马人的奴隶制，强调黑奴问题的突出障碍。他说：“在古罗马人那里，解放奴隶只需要作一次努力。奴隶获得自由后可与主人通婚而不至于玷污主人的血。但是我们这里却需要作第二次努力，这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在获得自由后，他们将被迁送到不至于发生混血的地方。”
所以，依杰斐逊之见，美国奴隶制的核心不是奴隶，而是肤色，恼人的黑色：他用了“玷污”这个可怕字眼。一个苦涩的事实是，在林肯总统宣布解放黑奴后，南方腹地的白人政客为了捍卫白人血液的纯净，试图用“种族隔离制”来缓解颓势，他们寻找立法依据时，杰斐逊执笔的《独立宣言》居然无意中贡献了一臂之力。杰斐逊当年阐述美国从英国分立的理由时，提出了“平等且分离”的卓越原则。于是，杰斐逊的天才修辞和历史威望，阴差阳错地促成了南方的种族隔离，使名义上获得解放的黑人，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继续承受苦难。杰斐逊在天有灵，恐将捶胸顿足不已。
《绿皮书》里的唐博士有着令人窒息的绚烂指法，他在斯坦威钢琴上弹奏的肖邦，既代表真实的黑人成就，也同样真实地代表着人类成就。幸亏编导减弱了故事中的历史因素，强化了个体命运感，观众对唐博士的关切、欣赏和认同，也就摆脱了肤色羁绊。这一刻，肤色不再重要，富有艺术气息的独特人格，才使观众甘之若饴。
我相信，再过十年，我还会重看《绿皮书》。
周泽雄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自由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