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人对古典汉语的维新(上)——关于科学与真理

作者:李冬君 2019-03-15 10:49  

语言是文明的窗口,梳理一百多年前东西方文明碰撞所产生的翻译语,是考察日本汉字近代化的基础性作业。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李冬君/文 语言是文明的窗口,梳理一百多年前东西方文明碰撞所产生的翻译语,是考察日本汉字近代化的基础性作业。

“科学”在日本的出现

20世纪日本的繁荣,无疑是明治以来“科学”振兴与“科学主义”普及的结果。

明治时期的日本,“科学”已不容置疑,人们对科学怀有宗教般的情感。任何事物,若不加以“科学性”,人们就不会相信;而任何事物,若被判定为“非科学性”,就等于被判为非法,并被剥夺其存在的合理性。

“科学”一词,在日本作为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完整概念使用,大概始于1874年的明治七年左右,此后,不过一个多世纪,在信赖“科学”和信奉“科学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日本的飞速发展,竟然使日本人发出了“大和族”即将“变种”的惊呼。

在日本,最早使用具有近代意义“科学”一词的,是启蒙之父福泽谕吉(1835-1901),其本义指分科之学。“科学”之“科”意味着学术专业或学问领域,以及确认各科学问的专业范围,因此,“科”是一种研究性的分类方法;又,在分科的基础上,每一学科必须以实验为前提,作为究明事实的实证性方法论,方可谓“科学”。

以上两层意思,出自福泽谕吉《劝学篇》初编。该书出版于1872年明治五年,开篇便一语惊人:“可以说天不在人之上造人,也不在人之下造人”。这一惊人之语,惊醒了时人,争相传阅,书中各种言论也随之流布甚广。其中,在阐释具有方向性的新学问性格时,福泽提出了“一科一学”的说法,这就是日语“科学”一词的由来。

福泽是日本明治时期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对各学科皆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仅提出分科之学,还为各科学问做定义。诸如,所谓地理学,是日本国乃至于世界万国的风土向导;所谓物理学,是一门考察天地万物的性质并探知其动向的学问;所谓历史学,就像一部书,以年代记载、详尽诠释、索引万国古今的情状;所谓经济学,与其说事关一身一家一户,而毋宁说是总天下为一户的生计;所谓修身学,主要强调尊重人的本性以阐明与他人交往处世的修身之要。做这些学问,首先要查看西洋译著。常识,用日本假名就能顶用,或者让通英语又有文采的人阅读横写文字(西洋文字),“一科一学”都要抓住事实,就其事,从其物,探求接近事物之理,以达今日之用。

这段话清晰有用,他还想到日本假名的用法要有现代风,以便阅读。经福泽提倡,“一科一学”在日本社会很快被简称为“科学”二字而流行起来。

不过,在《劝学篇》初编之前,明治初年著名启蒙思想家西周,先已提出了关于西洋学问分科的译语——“学域”。该词出自他的讲义《百学连环》,他说:

大凡学问,皆有学域之分,地理学有地理学之域,政事学有政事学之域,若越域,虽然未必致种种混乱,但对各学问观察其经界,做正确之区别,也是必要的。一般误以为洋学者应懂得西洋所有事情,这是由于汉学一统庞杂的固陋。……汉学虽有经学家、历史家以及文章辞赋家等区别,但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学域”之分。

西周注意到了中国传统学问没有所谓“学域”的界定,深受汉学影响的日本学问,自然也没有“学域”之分界。他意识到必须与这种旧学问“包容”式的训练习惯决裂,新时代学问应有严谨的“学域”界定。

他的倡导给日本学界带来了一次问学对象和内容的大转换,同时也是一次关于研究学问方法论上的革命。

西周对西洋诸学科的翻译,可以说是近代日本首次对“科学”进行体系性的阐释。他用洋语“scienceandart”与古典汉语“学术”对译,“学术”便被赋予了“科学与实践的技能”的新义。同时,他对“学”的内容也做了调整,并非惟以博览多知为学,无论何事,皆应以掌握真理作为“学”的目的。

在另一本书中,他还以批注的形式强调,中国传统治“学”,是“格物致知”。“致知”什么?是伦理道德范畴的人情世故,还是围绕权力枢纽的做官之道?西周没有进一步说明,但他做了对待性向度的解释,他说,西洋之学:“大凡于事物,夫唯一不可动摇者,乃真理也;抓住它并保持它。”由此,可见西周对传统“格致”的态度。

其实,他在反复言说“探求真理”的必要时,“科学”是探求“真理”的一种思维方法,已经浮出近代思想和知识的水面。

《百学连环》从明治三年流行之后,明治七年,西周在《明六社杂志》上连载“知说”一文,其中使用了“科学”一词。他在译介逻辑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之后,写到:

归纳事实,从中找到贯穿其中的普遍真理,再将这一真理,按顺序清晰揭示前后本末,最后结构成一种范式,称之为“学”,英语为science。在这一“学”的过程中了然并掌握真理,再使真理之便利活用于人类万般事物,称之为“术”。因此,“学”的旨趣唯在于专门讲求真理,而不可计较真理对眼前现实的利害得失如何;“术”即追随真理之所在,尊重真理,使吾人得以避免虚假之害而趋真理之利。

“学”与“术”虽如此迥异其趣,但所谓“科学”也常会混淆二者。以化学为例,分解法之化学可谓“学”,综合法之化学可称术,虽然如此,但两者还是不可分,它们都属于一个化学体系。

西周在“学”这一汉字旁标注了日语假名“サイ—ンス”是英语“science”的音译。可知,他将汉字的“学”置换成西学的“科学”内涵。不过此时,“科学”作为日本新汉语在有识者间已相当流行了。

关于“科学”精神的确立,西周在“知说”中认为,“学”(科学)就在于专门追求“一贯之真理”,甚至可以不论真理对于人类社会有利还是有害。这虽然有着难以分辨的遗憾,但这种精神,直到今天,依然是日本科学思想的主流。

西周的“科学”精神,与站在“实学”立场、主张“一科一学”的福泽谕吉的思维方式比较起来,可以说更具有形而上的、适用于普遍性的以及纯粹学问的意义。而福泽谕吉主张的“实学”趣旨,在西周则称之为“术”。福泽谕吉的“学”,与西周的立场不同,它更适于实用世界,尤其适用于现实趋利避害的维度。

这一时期的西周,是科学思想家,他所持的“知说”主张,成为日本科学思想的根基,并在日本开花结果。

因此,西周这一科学主义的思想方法,在日本提供了科学研究可以不考虑功利实用或利害得失这一倾向的思想土壤,即便今天重读“知说”所持的思想方法,对于思考“科学”的界限,以及修正“科学”发展的方向等,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什么?真理是“truth”。西周在古典汉语的世界里苦苦寻觅,发现“真理”二字,可以翻译西学的“truth”。

因为“truth”是“科学”的追索,“科学的目标”在于“真理之究明”。明治人对这一赋予“人之所以为人”的、具有人类终极意义的认知对子,开始有了“格外”的价值认同。当然,这种价值认同,说明古典汉语关于“真理”一词具有某种先知性,如同箴言储备,启蒙了西周翻译“truth”的同时,发现“真理”所残留的传统意义与近代性并无违和感。对此,人们皆带有宗教般感恩的情绪,感恩也引导了日本人对科学的虔诚。

“真理”在中国古汉语的世界里,它意味非常动人。我们不妨上溯它的由来。古汉语“真”,作为普世置顶的价值观,它不在儒家经典里,而是出自《庄子》。

《庄子·大宗师》第六,“有真人后,乃有真知”,代表庄子所推崇的“真”,具有超越相对性价值的绝对性价值。六朝时代,庄子关于“真”的逻辑及其用语,为佛教中国化的“格义佛教”所活用,也为道教教义所沿袭。如此一来,“真理”一词,便成为具有宗教气氛的概念,多用于终极问题,去做“穷极之理”的冥想与追求。结果,“真理”一词,反倒成了一个不能轻率使用的概念。清代最具权威的辞藻工具书《佩文韵府》就没有录入“真理”,而日本《大汉和词典》却收入“真理”一词及其古典用例。

一例出自《昭明太子集》。昭明太子是笃佛的梁武帝长子,名萧统。他主编的《昭明文选》,所谓“文选烂,秀才半”的“文选”,即指这部书的影响力。此外,他还著有一部《昭明太子集》,其中有“令旨解二谛义”一段。“二谛”指“真谛”和“俗谛”。

另一例出自《全唐诗》录诗僧方干写的“游竹林寺诗”,其中后半部四句见“真理”二字:“曙月落松翠,石泉流梵声,闻僧说真理,烦恼自然轻。”

中国古典世界的“真理”,正如上两例中所见,是宗教式顿悟的神圣词汇。而这种带有神圣意味的宗教感,恰恰残留于西周乃至于明治时代日本人对科学与真理的西学理解中。因此,在整个汉字文化圈,对于“科学”与“真理”的理解,多半因这种潜意识的宗教感,而常常会生出过于深远的意味,即如前所云的“绝对性价值”。

江户时代,古汉语意义的“真理”已经很普遍。如《日本国语大辞典》收《禅海一澜》上“绪言”云:“得万物之妙而为言,方能尽性命幽明之真理。”《禅海一澜》为禅僧今北洪川所著,1862年成书,是一本用禅心看儒教的书。这里所用的“真理”,指宗教性的顿悟。

辻哲夫氏的《日本的科学思想》一书,也引用了志筑忠雄(1760-1806)的《历象新书》关于“真理”一词的运用:“今若要觉知天运之真理,首先必知流星之实”。

而作为社会科学概念使用“真理”的风习,似乎也始于江户时代。西周以“真理”对应“truth”,想必潜意识里也难以完全摆脱江户时代的用语习惯吧,只是当用“科学”阐释“真理”时,他领会“真理”的方式,就会纠缠于读者接受的情绪或角度问题。因为,对于“科学”阐释“真理”,可以有宗教般的信赖,而进入逻辑与实验阶段却并非顿悟那么简单。

严复是中国第一个介绍欧洲“科学精神”的大学者,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于1898年。其时“真理”在日本已经流行近三十年,但严复没有使用“真理”,而是用“真”或“真实”翻译西学的“真理”之义。如“学问”要追求“真”或考究“事理的真实”。

看起来,严复似乎特意回避照搬“真理”一词,稔熟古典汉语的他也许有更为深层的顾虑,即使用“真理”一词,也许会诱导受众者产生宗教性价值观的联想,所以,他换了多种译词,如,“学问格致之事,最患者人习于耳目之肤近,而常忘事理之真实。”“格致之事”指“自然科学”,而“事理之真实”与西周的“真理”并非一义,属于两个层面。

又如,“善夫柏庚之言曰,学者何,所以求理道之真;教者何,所以求言行之是。”严复将“培根”译作“柏庚”,而这句的“理道之真”与上句的“事理之真实”比较,似乎又向抽象意义迈近了一步。

此外还有“真学之理”等等,严复反反复复地苦心经营他的译语,为什么?在日本人看来简直是穷折腾,明明白白现成的“真理”译词不用。其实,严复所强调的“学问精神”,并非追求观念的“真理”,而是追求“真实存在”的事物之“理”。虽然他也批判“人习于耳目之肤近”的这种感官化的表象认知,但他的“真”和“理”还在追求事物本质的“真”的路途上,并未上升为用于普遍思考的观念世界里的词汇,是方法而不是目的,所以说与日本的西周不同。

严复的“真理”与“实事求是”一词相近。“实事求是”早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就已出现,是非常古老的词汇。17世纪以后,清初考据学家们也好用这句成语,接近现在的“科学精神”,表示探求真实。而这一“真实”其实还是“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的表象“真实”。

严复即便想截断“实事求是”古老而又传统之义,再以此说明欧洲近世的科学精神,但在他煞费苦心的心底,似乎总能见到“实事求是”的思维习惯在徘徊、在萦绕。而在中国的语感中,“真实”和“真理”未必相同。“真理”,含有宗教性的价值观,是观念世界里的词汇。

英语truth,更多是指潜卧在实在或实相深层中的事实,是绝对理念的真实,翻译为“真理”,恰恰表明了日本人对这一词汇投入的宗教性价值感。科学和宗教,在现实中处于对峙的状态,但在明治时代,以“真理”为媒介将两者统一,是必要的。以求“真理”的态度,养成深信“科学”的习惯,薰风所化,渐成世俗。将truth译为“真理”,的确使日本人对“科学”的信赖感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1878年明治十年后,对于“科学”的信赖,以异乎寻常的热衷在日本普及开来,其情形真可称之为“科学宗”或“科学教”,“科学”是追求“真理”之学,自始至终无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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