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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在中国着陆
作者：李冬君 2019-04-03 19:17
《天演论》一问世，举国精英如久旱饮清凉，似乎闷在一湖池底的焦虑瞬间沸腾起来，这焦虑无关个体心理或心灵，而是与国家命运、种族传承相关
【文化好东西】
严复翻译《天演论》
将“进化论”介绍到中国，始于严复翻译《天演论》。
1896年严复决定翻译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Evolution and Ethics”，直译应为“进化与伦理”，严复将它翻意译为“天演论”，表明了他对“进化论”的理解与选择。
他在自办的《国闻报》上连载，直到1898年戊戌年夏季，桐城学派古文大家吴汝伦读完手稿，激赏之后，慨然为译者书作序，《天演论》译稿才正式出版。
翻译赫胥黎《天演论》之前，严复已经了解了达尔文《物种的起源》，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斯宾塞的诸多著作，他原打算翻译并介绍斯宾塞的思想，但斯氏著作繁多，很难择定，犹疑之际，他发现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学》不失为一个更好的路径。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是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一位严谨而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作为达尔文的朋友，他在伦敦积极宣传并介绍《物种的起源》。可赫氏并不完全接受达尔文“渐进主义”等诸多观点，但他捍卫达尔文的“天择”说。这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严复为什么选择《进化与伦理学》并将它意译为《天演论》了，但严复只选择该书的前半部分，“导言”及有关“进化”的部分进行翻译，放弃了后半部分的“伦理学”。
严复的选择意图，国人无不心有戚戚。甲午战败难道不是“天择”？救亡图存迫在眉睫。不光严复无暇，那时的国人几乎无暇考虑进化之于人类的伦理问题，虽然已经是1898年初了，但并没有出现像1881年日本舆论界对《人权新说》反驳的那种争论，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亢奋于中国不能被“劣汰”了。
优胜劣汰之于自然进化，严复谓之“天择”，所以他将《进化与伦理学》意译为《天演论》，甚至书中常有严复边选择性翻译，边加议论，以借题发挥，良苦用心昭世。鲁迅先生说他“毕竟做过《天演论》”，不说他翻译，只说“做”，是精准的评价，虽然鲁迅也深受《天演论》影响。
严复在向国人介绍他翻译此书的目的时说：达尔文的书，在欧美两洲，几乎家置一编，妇孺皆知，其学说主要有二，一曰物竞，一曰天择。
《天演论》一问世，举国精英如久旱饮清凉，似乎闷在一湖池底的焦虑瞬间沸腾起来，这焦虑无关个体心理或心灵，而是与国家命运、种族传承相关。一时，“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成为报章刊物上的热语，流行为最活跃的字眼。
黄遵宪还把这些活跃的字眼写进诗里：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二年，黄遵宪在《己亥杂诗》其二十写到：
乱草删除绿几丛，
旧花别换日新红。
去留一一归天择，
物自争存我大公。
《天演论》中所主张的精神在诗中被活用了。前两句写六君子被杀，康梁被迫流亡，后两句写对天演论的感悟，所谓诗言志，表明他此时已皈依了“天择”、“物竞”之心。“大公”与“天公”同义，指自然趋势的主宰者。
严复译介进化论，依然自造翻译用语，得到了梁启超充分的认可。尽管梁启超熟悉并且毫无障碍地使用日本新汉语在中国介绍进化论。不过看得出，他在使用严复的译介时更倾注了一份挚爱。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一文，就采用了严复的译语——“天演学初祖”；在《清议报》上《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也使用了严复的译词：“以天演家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盖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
不数年，《天演论》风靡全国，中学校竟以《天演论》为教材，有教师以“物竞”、“天择”为题，启蒙少年。受到启蒙的少年们，有的甚至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学名字号。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他在上海澄衷学堂时一幕，杨千里老师出国文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他还说，“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新语，渐渐地成为忧患中国将来的爱国志士们的‘黑话’”。那时，他已是一位进化论的拥趸者，对日本新汉语有关进化论的词汇并不陌生，但中学生们所理解的这种国家种族之间的优胜劣汰，对于年轻气盛的青年们是非常有号召力和感染力的。胡适本名胡洪骍，因《天演论》取“适者生存”之意，更名为“胡适”，字“适之”。在1910年参加赴美留学生考试之时，他正式使用“胡适”之名。
将“进化”译为“天演”
据日本学者研究，严复在翻译过程中，显然回避了日本新汉语“进化论”，并将“进化论”翻译成“天演论”，将“生存竞争”译为“物竞”，将“自然淘汰”译作“天择”，“人为淘汰”译作“人择”。
为什么要将“进化”译为“天演”，严复给出了解释，他说：虽然天运有变，但亦有不变者行乎其中，名之“天演”。其中“不变者”应该指“进化”本身，由天定夺，这才是不变的铁律。
“以天演为体，以物竞与天择为用。万物竞争，胜负天择。此为万物之道，而于生物之属尤为显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果则归于天择。天择者，择于自然。斯宾塞所云：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而“ 物竞、天择二义，皆发于英人达尔文。”
关于自创“天演”译词的动机，严复的答复简洁清晰。翻译《天演论》时，日本新汉语“进化”一词已流行十几年了，他弃而不用，显然以为“进化”译词，不如“天演”表意精准。
不过，“进化”一词，严复也不是绝对不用，而且多次使用，甚至在《天演论》中，还作为小标题使用。那么为什么严复不将书名译为《进化与伦理学》，而一定要用在日本人看来艰涩难懂的“天演”二字呢？日本研究者多数以为，大概是他使用日本人创造的新汉语不舒适吧。日本研究者至今还认为，严复在《天演论》中极力回避使用日本新汉语，哪怕是伤透了脑筋，也要尽可能自造译词。但他们还是很兴奋在《天演论》中看到了“进化”一词。
日本人首先意识到“天演”与“进化”所蕴涵的词义不同。“进化”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为自然进化，一为人为进化。严复洞悉“进化论”内涵，所以他说斯宾塞以为“天演自然言化”，即进化是自然的演变，自然的选择。不过，日本学者细腻精明，他们还是找到了“天演”二字的毛病。他们以为，“天演”的“天”确实是“自然”之天，但“天”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同时还是比天更至高无上的神，天有神性。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敦促人类走向理性，并与宗教性的妄想绝缘，认清优胜劣汰的进化秩序。而“天演”一词，会让人联想到对“天”的宗教性期待，因此，《天演论》给中国人的冲击，除了迫在眉睫、饥不择食、救亡图存的焦虑外，也许还额外带有某种神圣感的接纳。
平野健一郞将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的《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一书翻译成《中国近代化与知识人——严复与西洋》（中文译名为《寻找富强：严复与西方》），书中有这样的句子：“严复翻译的新汉语，大部分在与日本翻译的日本新汉语的“生存竞争”中败北，而且逐渐消失。”的确，严复苦心经营的译语，一时为同道们所爱用，但逐渐化作“死语”，在中国关于“进化论”的成语，普遍使用日本新汉语。
如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严译名著丛刊，《天演论》卷末附有注释，将当下使用与进化论相关的成语与严译进行了对照：严译“天演”（Evolution），今通用“进化”；严译“物竞”（Struggle for existence），今通用“生存竞争”；严译“天择”（Selection） ，今通用“天然淘汰”；严译“人择”（Artificial selection）， 今通用“人为淘汰”。
民国人习惯用“天然淘汰”，与日本新汉语习惯用“自然淘汰”稍有不同，其他均置换为日本新汉语，而日本新汉语“进化论”一词，如今已普及汉字文化圈。民国为什么偏偏要将日本新汉语的“自然淘汰”换作“天然淘汰”呢？虽然都使用汉字，但关于“自然”一词的联想，中日两国还是有差异的，甚至异趣若干。中国人如果说“自然”，无论如何都会想起《老子》的“道法自然”之“自然”，随后的联想，必然是“无为”，以及与“无为”相对的“人为”。所以，要想使nature具有意义，在中国最好使用“天然”一词。
以梁启超的影响力，使用并推广严译天演论的相关新名词，应该会迅速扩散并普及开来。但是从甲午战败开始，到1900年日本以列强身份加入八国联军，受到刺激的中国士人开始刮目看日本，加上留日学费低，大批留学生从西洋转而踏上东洋留学之路。第一批东洋留学生归国后，大量译介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译介的西学著作，严复当然抵挡不住。不过，如今国人理解了严复，严复关于进化论的译词再次复活。
当赫胥黎不厌其烦地阐释达尔文的进化论并因此得到声誉之际，却发现他要努力经营的，是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反的旨趣，他必须坚守人类的伦理性价值，这才是赫胥黎第一关心的。
严复不关心赫胥黎的“意图”，而更关注斯宾塞，他将赫胥黎作为斯宾塞之流的“末流”。其实，赫胥黎连“末流”都不是，他与达尔文对斯宾塞同样不满，甚至更过之，最终成为斯宾塞学说的攻击者。据史华兹说：“赫胥黎对斯宾塞非难的本身，却给严复提供了维护斯宾塞见解的好机会。《天演论》中，随处可见他对斯宾塞学说的解释，其中包含了许多对斯宾塞的赞辞以及对斯宾塞立场的辩护。”
“进化论”三人行
梁启超、康有为、章炳麟在彼时的中国，是推广“进化论”三面旗手。
1896年，上海《时务报》创刊，连载梁启超檄文《变法通议》。其中充满了达尔文主义的政治激情，他反复使用了日本新汉语“进化论”，以进化论为全人类之“公理”。当时，他刚刚24岁，甲午战败，他痛定思痛，以为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进化之迟。因此，必须模仿日本的教育制度，推进近代意义的公立教育。如果固守目前状态，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就会成为劣败者。
他在《论女学篇》中提出胎教。认为由猩猴进为人，由野藩贱族进为文明贵种，应以胎教为第一义。在“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篇，从理论到实际操作，他的进化之论颇具幽默感。
自大地初有生物，以至于今日，凡数万年，相争相夺，相搏相噬，递为强弱，递为起灭。一言以蔽之曰，争种族而已。始焉物与物争，继焉人与物争，终焉人与人争。始焉蛮野之人与蛮野之人争，继焉文明之人与蛮野之人争，终焉文明之人与文明之人争。茫茫后顾，未始有极。呜呼，此生存相竞之公例，虽圣人亦无奈。
夫世界之起初，其种族之差别，多至不可纪极，而其后日以减少者，此何故乎。凭优胜劣败之公理，劣种之人，必为优种者所吞噬，日侵月蚀，以至于尽。夫世界种族之差别，必日趋于减少，此自然之势也。
写到拍案叫绝处，他终于将“优胜劣汰”这条公理，用到了变法维新的实处，设新衙门废旧衙门，就是一个劣汰的过程。旧衙门里“有才而能任事者，仍可授新衙门之差遣。则新班之数日增，而旧班之数日减。此亦自然淘汰之公理也。”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天演论》。那时《天演论》还未出版，但译稿已成，严复给梁启超看过。所以梁启超说，“近译者，有治功天演论、辩学启蒙等书。”当然，在1896年这个敏感的沸点上，梁启超已经投身变法图强六年之久了，他知道日本“进化论”的翻译概况，而明治维新28年的成功历程，不正是一个“生存竞争之公例”、“优胜劣败之公理”吗？
1898年3月光绪下“定国是诏”，9月慈禧政变。梁启超流亡日本，11月在横滨创刊《清议报》，继续舆论上的变法活动，“进化”语录逐渐多起来，尤其言及进化，必关文明、人种兴衰之运。他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中疾呼，劣汰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一大进化之根原而天运人事所未必不可避者也。”遭遇此际，那也是上天赐予中国人的一次自新机会，“呜呼，以如此之民，而与欧西人种并立于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世界，宁有幸耶，宁有幸耶。”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为重设“中国未来之人种”培育“新民”。而旧民是“中国所以不振”的根源，因为他们缺乏“国民公德”，“智慧不开”，“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此时，他在日本，以“进化论”论证新民主张，使用日本新汉语新名词，想必更加得心应手。为人种而“新民”的理想，使他开始亲近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之所以迅速传播到中国和日本，不正是由于它所关注的亚洲后进性吗？
康有为也不例外地感染了进化论的焦虑症，并将这一焦虑禀明皇帝：“方今万国交通，政俗学艺，日月互交，优胜劣败，淘汰随之。……臣每思之，恐惧无已。”他上奏《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中，引用了诸多与进化有关的日本新汉语，如：“列国竞争者，政治、工艺、文学知识，一切相通相比，始能并立。稍有不若，即在淘汰败亡之列。”（“工艺”，指工业技术；“文学”，指社会学。）他在《请厉工艺奖创新折》中使用了“进化”一词。据黄彰健推定，康有为所呈奏折，一般要经过杨深秀代奏，呈递的形式为《请译日本书片》和《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但内容不会大变。
康有为年轻时，就关注维新后的日本社会“开化”的状况，每有机会，就会购入日本书籍，后来集成《日本书目志》十五卷，其中生物学门类中关于进化论的有五部：《进化原论》、《进化新论》、《进化委论》、《通俗进化论》以及摩尔斯演讲的《动物进化论》，使他在奏折中，可以熟练地应用诸多有关进化论的日本新汉语。
将日本流行的各色进化论用语，介绍到中国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章太炎（1868-1936）。他多次流亡日本，是著名的知日派。1906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杂志《民报》。同年在该报上，他发表了“俱分进化论”，提出人类社会进化是善恶并进，给当时日本以及中国正流行的“进化论”泼了一盆冷水，批评“直线进化论”和进化“终局目的论”。他认为“优胜”不一定“劣汰”，相反“劣”也在进化。他说：“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生物本性，无善无恶，而其作用，可以为善为恶。”
虽然他还未意识到“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具有反人道倾向，但“具分进化论”针对人性给出了深刻的提示。
人欲的进化是一柄双刃剑，即便用之于地球进化史来看，善恶并进也比比皆是。如欧洲各国“人人皆有平等之观，此诚社会道德之进善者。然以物质文明之故，富商大贾之与贫民，不共席而坐”，又是不平等的现象之进化。他认为，日本维新以后，如中江兆民、福泽谕吉诸公，诚可为东方师表，今其学术虽胜于前，然有不为政府效用者乎？也从自由民主退化为国家主义。再如中国，“自宋以后，有退化而无进化，善亦愈退，恶亦愈退，此亦可为反比例也。”此一反例，实以进化论幽默了中国一把。
善的退化好理解，恶的退化呢？他解释道：“朝有谀佞，而乏奸雄；野有穿窬，而鲜大盗；士有败行，而无邪执；官有两可，而少顽嚚。方略不足以济其奸，威信不足以和其众，此亦恶之退化也。”他的这番话正如龚自珍所慨的“偷无才偷”。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他并不反对“进化论”，所谓“进化之实不可非”、“吾不谓进化之说非也”。进化论“三人行”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梁启超，其影响力如加藤弘之于日本。■
李冬君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独立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