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热门新闻
请点击
添加到主屏幕
伊拉克：被毁掉的机会？
作者：刘波 2019-05-26 23:34
小布什试图让伊拉克民主化，并未实现预期效果，伊拉克陷入了多方混战的暴力泥潭。奥巴马则选择先增兵稳定局势，然后尽快脱身，把伊拉克留给伊拉克人自己去管理，但这并未为伊拉克留下一个光明的未来。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刘波/文
曾经炮火连天、尸骸遍地、频频占据国际媒体头条的伊拉克，现今已经罕有人关注——尽管笼罩在这个国家头顶的暴力阴云并未消散。没有多少人敢说这是一个成功的转型故事。虽然盘踞在北部的“伊斯兰国”在各国打击下被遏制，虽然多党制、议会等民主机制仍在运转，但伊拉克形势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倾覆，万事皆有可能。
事情不一定非得这样。当2003年美军坦克直入巴格达、萨达姆政权迅速垮台时，人们的情绪可以说是忧虑与希望并存，就像穆巴拉克在抗议中下台后人们对埃及的期待一样，一场美好转型的可能性并没有被排除。但时光和事态发展教会人们保持谨慎，这些国家能否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建立成熟的民主制已成奢望。同时，围绕着谁应对此负责的问题，各方也陷入了激烈论战。
国际左翼主要指责，本身就合法性不足的2003年伊拉克战争将这个国家毁于一旦，甚至战争发动者——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及其主导的小布什政府，是带着蓄谋已久的破坏恶意入侵伊拉克的，这是为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战略利益。右翼则责怪伊拉克人自己错过转型窗口，浪费民主机会，辜负美国的好意与一番苦心，对当前该国的处境，他们只能自己负责。前者把伊拉克的反美武装称为抵抗者，为美军的最终撤离而欢呼，后者则拒绝承认美国犯下过任何战略性与执行性的错误。
艾玛·斯盖《失去伊拉克：破灭的希望和错过的机会》一书的基调，处于这两种针锋相对的叙事之间，并以作者的特殊身份与亲身经历为基础，描绘了一幅更具多重性且更耐人寻味的画面。2003年，本是反战者的英国人斯盖，申请到战后的伊拉克做志愿者，以帮助当地民众，从而被卷入这场风暴的中心。她为美国管理当局服务，但带着一种自由派的批判视角。她对普通伊拉克人及当地文化深怀挚爱，也同情那些真心想把事情办好的美国人。
斯盖很偶然地申请了一项志愿计划奔赴伊拉克，没想到抵达后，竟成为了基尔库克地区的负责人。“我来伊拉克的目的是为这场战争道歉的。现在我坐在办公室里像殖民管理者，而在战争之前这个办公室里坐着的是基尔库克省的省长。可总有伊拉克人排着长队等着见我，他们找我寻求帮助，调解争端，解决问题。”一位库尔德酋长称她为“贝尔女士”——英国作家、旅行家、考古学家格特鲁德·贝尔，曾任英国驻巴格达高级专员公署的东方事务秘书，为一战后现代伊拉克国家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给伊拉克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斯盖进入的基尔库克地区，是一个激烈的政治角斗场。在从该地区驱逐库尔德人并用阿拉伯人填补的萨达姆下台后，当地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土库曼人、雅兹迪人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冲突。在这块一直上演着永恒的族群冲突的土地上，很多人只把美国人看作一个新加入战团的“部落”。后来斯盖回到巴格达，担任美国人奥利诺耶将军的政治顾问，而那是一个更深的政治漩涡。亲身体会了伊拉克的风云变幻之后，斯盖最终回到安宁的英国，但她心中的困惑不减反增。
斯盖的一个重要观察是，两任美国总统的战略事与愿违。小布什试图让伊拉克民主化，并未实现预期效果，伊拉克陷入了多方混战的暴力泥潭。奥巴马则选择先增兵稳定局势，然后尽快脱身，把伊拉克留给伊拉克人自己去管理，但这并未为伊拉克留下一个光明的未来。其中的缘故，既有美国犯下的失误，也有伊拉克社会自身的问题。
美国并没有管控好伊拉克的转型进程。联军当局采取了突出而非弥合身份差异的做法，在不同身份、教派与族群的人之间分配职位，这实际上固化了部落思维。他们支持的伊拉克精英集团不具包容性，曾经流亡西方、跟随美军打回来的伊拉克人得到高位，而逊尼主流派和在伊拉克南部势力强大的萨德尔派被排除在外。前流亡者获得了权力，但缺乏民众基础，而被排斥于权力之外者誓要赶走联军并推翻当权者，造成一种势如水火的对峙局面。
同时，推翻萨达姆后，联军管理当局实行“去复兴党化”，并解散军队，这造成了伊拉克既有国家建制的崩溃，在随之而来的权力真空中，一种人人为己的状态浮现。“去复兴党化”过程执行不公，一些人因为特定的教派身份而被网开一面，也有许多国有企业、医院和学校的职员在运动中下岗。
这导致许多失势的前复兴党员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理由，而是基于现实利益而与新当局作对，或者直接拿起枪加入游击队。新成立的伊拉克军队不具备充分的包容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教派斗争工具，这既导致部分伊拉克国民怨恨，也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
本书还以很多笔墨描述了西方人“狂妄自大”的一面。美军普通士兵对当地文化几乎毫无了解，既缺乏面对异文化时尊重对方习俗的敏感性，也没有理解这种复杂冲突从而做出妥当决策的能力。美国副总统拜登，从他熟悉的北爱尔兰冲突的角度去理解伊拉克形势，认为，伊拉克各派所要做的只是消除“自小以来积累的仇恨”，而忽视斯盖的专业意见——这一切要比爱尔兰冲突复杂得多。斯盖发现，“外部参与者总是有他们的局限”。当然，她也遇到这样的美国军人：他们带着帮助伊拉克人的使命感而来，却为未能成功而悔恨。
斯盖的立场偏美国自由派，她描述了亲眼见到奥巴马时的景象，对其褒扬有加。但斯盖也并不掩饰她对奥巴马政策的批评。她认为奥巴马的处理方式有些操之过急：美国本可以斡旋各派精英，通过选举和平移交权力，但最终冒险把赌注押在马利基身上，而马利基政府在美军撤出后利用国家资源谋一己之私，颠覆了刚刚建立的民主体系，并利用那些由西方培训和装备的安全部队威吓自己的对手。
从本书中可以看到，斯盖是个心地善良的国际主义者，她尽力设身处地去理解不同人的观点。比如，她遇到的库尔德官员抱怨马利基政府正在走向专制，但美国仍持续向其提供武器，而有一天巴格达政府可能用这些武器来对付库尔德人。她遇到的什叶派则对马利基镇压“复兴党分子”和“恐怖分子”大表赞扬，他们相信马利基是强势和有能力的总理，能给伊拉克带来稳定，但不会走向独裁。斯盖一直坚持去理解这些话语背后的逻辑，不一定认同，但不会轻易投向哪一方。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战后西方建立的管理当局具有这种深入考察各方诉求并居中斡旋的意识，伊拉克的处境可能就不会像今天这么糟糕。
当然，斯盖也点到了伊拉克当地社会文化对转型构成的阻力。她写道：“无论多少萨达姆的雕像被推倒，无论多少萨达姆的标语被撤掉，萨达姆的感觉仍然留在每一个伊拉克人的心里。在他死后的很长时间里，人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的存在。”我们也可以读到，不少伊拉克人缺乏体察他人痛苦与受难经历的能力，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都在指责对方，却罕有做出妥协与牺牲的勇气。
同时，像中东其他国家一样，阴谋论流行，人们不相信任何外国人的善意——美国人、伊朗人、土耳其人都是带着宰制伊拉克的目的而来，逊尼派、什叶派、库尔德人相互指责对方是美国控制的棋子。这些阴谋论对事物提供了简单的解释，却让主张者推卸了自我思考与努力的责任。
从斯盖写作本书到现在，局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伊斯兰国”崛起，然后又遭到惨重打击；特朗普上台，美国国内政治纷争不休，对中东事务的关注度呈下降趋势；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强国展开了日趋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伊拉克建立某种和平与繁荣的民主制的希望，虽然不能说已彻底破灭，但毕竟是越来越渺茫，一百多年来主导这个国家与整个地区的强者为尊逻辑可能又将重新吞噬一切。
斯盖从一位西方现代自由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的视角，讲述了她亲眼看到的一个伊拉克曾得到的稍纵即逝的机会，以及这个机会是如何被各方的错误毁掉的。而悲剧在于，一别之后，或许就是永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