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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被啄死的鸽子和一个失败的作家
作者：章乐天 2019-06-06 16:32
科辛斯基的四面树敌，不是因为他挑战了一些强大无比却又腐朽到家的观念势力，而是因为他捅了个实在不怎么样的马蜂窝。
（图片来源：全景网）
“你是地球上最卑鄙的侏儒之一。上帝啊，你就凭着你所自诩的一切受苦受难把世人当垃圾吧。”
谁要是收到一封信里写着这样的话，他一定会郁闷得吃不下饭去。耶日·科辛斯基恰恰收到了。他是一个移民美国的波兰作家，写了一本长篇小说《被涂污的鸟》，被波兰政府查禁，却于1965年在美国发表。他名声鹊起，但口诛笔伐紧随而至，那封信便是一个读了这本小说后十分愤怒的读者写给他的。
《被涂污的鸟》写了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一个7岁男孩，在1940年纳粹德国占领波兰之后，在波兰东部地区的游荡和冒险。小说中写到了犹太人被追捕和迫害的情节，因此也被归为“大屠杀文学”，但典型的大屠杀文学，是埃利·威塞尔的《夜》、普里莫·莱维的《这是不是个人》、伊姆雷·凯尔泰兹的《无命运的人生》之类，叙述集中营内外的种种情状，或简洁动人，或以深沉的思考或辛辣的讽刺取胜。读者被震撼，心生不安：把一群人赶进毒气室，等他们死了，再剥下尸体的头皮做台灯，这还是人吗？当着别人父母的面，把他们的孩子弄死，这还是人吗？杀人的人难道自己没有孩子吗？我们震惊，不过，我们不会怀疑作者在虚构或夸大；我们相信作者写的是事实，我们不情愿承认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我们内心胆怯，不敢想象自己生活在一个不久之前发生了如此兽行惨剧的世界上。
可《被涂污的鸟》却不是如此。科辛斯基所描写的恐怖画面，并不是大屠杀这一人为的灾难的一部分，而是某种野蛮社会的自然残余。
7岁的小主人公，他的父母因为之前的反纳粹活动而将他送去乡下寄养，但接收他的人，似乎既无养育他的诚意，也缺乏为他负责的能力，自此，他就踏上了流浪生涯，寄宿到一个又一个的收养者家里。他一直说，这里的乡下人风传他是个灾星，谁收他谁倒霉，而事实上，他也有一种吸聚暴力的神奇天赋，只要他走到哪里，暴力行为就跟着他到哪里。
且看书中的第十章。“我”藏身在村里，德军的一个分队开始搜捕游击队，某个晚上，“我”的主人命令“我”逃往森林，并告诉“我”，德国人是来搜寻一个从战争爆发以来就住在这里的犹太人的，“整个村的人都认识他；他的祖父拥有一大片土地，而且深受村民的爱戴”。“我”就这样趁夜离开了（显得他这位主人是不是太轻率了），藏到了谷物茂密的田地里，直到早晨，德国人包围了这片稻田。
接下来的故事你猜会怎样？“我”是不是屏息凝神地躲过了这一场搜捕？错了。士兵走进稻田，几乎踩到匍匐在地的“我”的身上，立刻用枪瞄准。“我”被带走，看管他的士兵没有二话，动手就打，打得他捂着肚子倒地。暴力来得直接而迅猛，文学对优雅、含蓄、抒情的天然许诺，以及读者对悬念的期待，顷刻落空。
小男孩最早被送去寄养的地方，是一名农村老妇的家。从这个名叫“玛尔塔”的女主人开始，科辛斯基的叙事就带上了那种民间故事里常见的妖鬼之气。玛尔塔的“长头发从不梳理，绞缠成无数个死结，永远也梳不清。她称自己的乱发为妖发，里面寄居着邪恶的精怪……”她从不洗澡，身体发出臭气；她养一些古怪的动物，有蛇，有鸡，还有松鼠会常来，这些动物倒是能相处，可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总也离不开暴力，有一天，他看见一只老鹰俯冲下来，啄一只鸽子，玛尔塔挥舞着笤帚赶鹰，鹰“叼着那只已毫无生气的鸽子”平稳地飞走了，但是，男孩的大脑皮层，已经把鸽羽染血的画面收了进去。
在科辛斯基的笔下，人间和大自然没有任何区别，不仅弱肉强食，而且强者欺负弱者不需要任何理由。尽管小说写的是二战期间的事，可就书中所描绘的波兰村庄及其中的人与事来看，说故事发生在中世纪也毫无问题。从玛尔塔开始，几乎每个波兰人都信魔法，信“恶眼”辟邪之类的东西；而德国人呢，他们和中国人记忆中全无心肝的日本鬼子区别不大，他们抓人，杀人，毫无出于人性的踌躇，也看不出任何现代战争的技术含量。
虽然科辛斯基解释了何谓“被涂污的鸟”——他说，那是一种乡下习俗，把一只鸟的羽毛涂上彩色后放归鸟群，其他鸟就会排斥它，欺辱它——我却认为，鹰啄鸽子的一幕才是书名的真实映射，也是全书所有主要情节的唯一缩影。且看作者的描绘：“（鸽子）还来不及飞起，一只长着尖利勾嘴的强悍的鹰已经把它扑倒在地并狠狠地啄它”，这里，科辛斯基刻意强调了“啄”这个动作，鹰不是来捕食，而是来故意蹂躏一个弱小的鸟的。鹰的行为是一种绝对的施暴，至于把鸽子吃进肚子里去，倒似乎只是附带之举了。
这的确会让我们想到集中营。集中营里上对下的欺压，用“大屠杀文学”代表作家普里莫·莱维的话说，其中充满了“过分的暴力”：看守不仅要强迫囚徒完成他想要他们做的事，还要滥用暴力，以获得凌驾于他人头上、摆布他人的快感。然而，大屠杀更受重视的一个特征，即对人的肉体执行有组织的、高效的消灭，以及那种富有现代官僚特色的系统性的冷漠，在《被涂污的鸟》里是完全看不见的，不管科辛斯基如何重申“东欧战争岁月的显著特点就是暴行和残忍，我对此的描写丝毫没有言过其实”，他都无法驱散怀疑，因为那种来自中世纪的、萨德式肉体虐待的气息，实在是太浓重了。
“我”动不动就被抓捕，被殴打，被活埋，“我”之所以还能活下来，只是因为没有被埋死而已，“我”看见乌鸦在上空盘桓，瞄准自己的眼睛；“我”被投入冰冻的池水里，“我”落进粪坑，里头爬满了又白又肥的蛆虫。“我”这种非人的遭遇，动物更不得幸免：一只兔子被活剥了皮，仍然能跑进院子里，血淋淋的肉噼噼啪啪地挂在身上；还有一个人掉进鼠洞，不久成了骷髅。
到底该怎样评价这种一味细化的暴力描写？
科辛斯基说，西方读者对这本书的评论都含有“不安的底色”，“声称我滥用了战争的恐怖以满足我自己那古怪的想象”，而相反，他的一些“老校友”秘密地读了此书，指责他“冲淡了历史真相”，把战时的事情写得过于田园牧歌了，因为他们的经历，或他们所知的他人的经历，比书中所写的还要残酷得多！
这话音里的沉痛，这种恨人怨事的口吻，隔着时空都能感受到。我并不怀疑他所说为真，但我不喜欢他，因为这个人，和书中的7岁男孩一样，仿佛都落入了某种魔咒，变得只能也只善于识别人际关系中暴力的、冲突的一面。你看他的用词总是充满了火药味：东欧国家官方的报刊“围攻”他，“指控”他，他被一个“极端民族主义阴谋集团”所憎恨，西方评论界不理解他，“反对”他的写法，“怀疑”书中情节的真实性，而那些好不容易读到禁书，且与他有着极为相似的战争体验的波兰读者，竟然也忙不迭地“责备”他，说他写得还不够残酷，不够惨。
小说出版后，很多和他一样来到美国的东欧人，给他写来了恐吓信，说他诋毁了东欧同胞；有人骚扰他的生活，甚至有一次，他用枪赶走了几个入室威胁他的暴徒——科辛斯基所说的这些事情，简直就是小说本身的续集，继续向读者证实，他所来自的那个东欧社会是多么的野蛮无知，不可救药。一本书给他招来了这么大的敌意，然而，这种敌意与《尤利西斯》、《洛丽塔》等作品引起的敌意是那么的不可同日而语：《被涂污的鸟》一书的格局太有限了，思维也太浅了，使得针对它和作者的敌意无法加增它的光彩，更无法证明艺术的伟大，艺术家的勇气。科辛斯基的四面树敌，不是因为他挑战了一些强大无比却又腐朽到家的观念势力，而是因为他捅了个实在不怎么样的马蜂窝——他招来的那些攻击也是低水平的。
即便相信他，同情他的遭遇，我也不乐意宽容他的趣味。继续读下去，会看到暴力与性的合流。男孩远未到青春期，但以他那种地毯式流浪的劲头，他当然不可能只遇到恶心的老妖婆，他会遇到真正的女人。在一个收养人（这个收养人也像他的其他主人那样，又是养野兽，又是想尽办法让他不好过）的家里，主人的女儿尤卡喜欢他，渴望从他那里得到性快乐。科辛斯基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描绘“我”如何学习从感官和语言上让尤卡达到性兴奋状态：“我忘记了我作为一个注定被火烧死的吉卜赛哑巴的命运。我不再是一个用符咒迷惑小孩和动物的妖怪了，不再被农夫们嘲笑了。在梦中，我变成了一个又高又俊的男人，白皙的皮肤，蓝色的眼睛，头发像淡黄色的秋叶。我变成了一个德国军官，穿着紧身的黑色军服，或者变成了一个捕鸟的人，对森林和沼泽的秘密通路了如指掌。”
但性是一个潘多拉之匣，一旦打开，人会被它引向何处，就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了。尤卡厌倦了跟男孩的翻云覆雨，她还要和一头山羊交配，他的哥哥，一个绰号“鹌鹑”的内向的年轻人，则强奸了一只兔子。
这些身体性的丑行，也只能引起“我”对于身体暴力的想象。“我”经常幻想自己的眼睛被人挖掉。无论是索福克勒斯还是莎士比亚，都曾用挖眼睛这样的情节来给自己的悲剧拔升“悲”的强度；然而，在科辛斯基的书里，正如鹰啄鸽子的画面那样，挖眼珠非但与恐怖无关，相反还维系着一种痴迷。
它始于“我”住在一个磨坊主家的时候。这位主人照例是个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半巫人，作者照例也不交待他那种无理由的暴虐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只是兴致盎然地告诉我们说，此人嫉妒心超常，嗜好鞭打老婆，还养一只下流的母猫。他雇一个长工，一个沉默的小伙子（天知道他怎么敢进这家的门），有一个晚上，在吃饭的时候，磨坊主掀翻板凳，将小伙子推到墙边，一只胳膊紧压住他的喉咙，膝盖顶住他的肚子。他一脚踢开了过来求情的老婆，接着：“以飞快的速度把铁餐匙插进小伙子的一只眼中并顺势一剜，就像妇女们刮土豆皮时挖腐坏的霉点那样利索。那只眼珠像被打破的蛋壳中冒出的蛋黄一样，从他眼眶里一鼓而出，顺着磨坊主的手落到了地板上。”
然后是另一只。“我”虽然没法相信眼前的一切，却还想着把眼珠放回眼眶里去。猫眯起了眼睛，盯着地上的眼珠，“我”似乎有某种与年龄无关的、恋慕人体残片的情结，想偷偷地将它们带走，觉得它们有什么魔力，但磨坊主直接走过来，踢开了猫，用学子狠狠地踩碎了那两个眼珠。对此，“我”的体会是“一面能反映整个世界的神奇镜子被打碎了”，他说，“一种强烈的若有所失之感袭上了我的心头。”
很多作家都曾以孩子的眼光描写成人的暴力。在埃利?威塞尔的自传体小说《夜》里，集中营里的孩子被看守的残暴震撼，当父亲死于焚尸炉，他也瞬间成长了；而如果孩童对暴力视而不见，或者十分麻木，如在格拉斯的《铁皮鼓》里那样，那是因为作家凭艺术的名义和手段，将孩子转化成一种时代性荒诞的一部分。那么科辛斯基的“我”呢？他既不恐惧，也非懵懂，他像一个水晶球里的见证者，被一种痴痴地注视的习惯牢牢保护了起来。
不过，这个古怪的故事到底还是有一些人文性的思考。“我”是有成长的，“我”意识到，这个世界如同一场噩梦，需要看清它的运作逻辑。在磨坊雇工被挖掉眼睛之后，“我”还有如下一番思考：“我不知道，视力的丧失是否也能剥夺一个人对过去见过的每一种事物的记忆。假如是这样，那么失明的人甚至在梦中都是瞎子。假如不是这样，假如没有眼睛的人仍然能通过记忆之眼看世界，那倒还不算太坏。世界看起来在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尽管人与人不尽相同……我在世上才活了七年，但我已经记住很多东西了。”
这番含糊的表述散发出了清晰的厌世感。“我”的想法是，这个人与人互相虐待的世界已让“我”的眼睛饱足，还不如瞎了的好。他很快就去求助于基督教了，他祷告，让自己沉浸在对天堂的向往之中，然而不久他便失去了耐心，他觉得，基于自己在短短七年的人生里“已经记住”的东西，他只能相信，世界是撒旦主宰的。而人，只要将自己出卖给恶，就能终生享受到恶的力量的庇护。
我不知道，科辛斯基是否指望读者都来耐心地分辨其中的思想，而不是一味地盯着那些“重口味”的桥段，不停地问“那里真的那么愚昧落后吗？”“重口味”，这个词如果提早半个世纪前就发明了的话，那么，这本书或许早就被归入“类型小说”，也不至于给作者招来这么大的麻烦。从小说到事后的追记，科辛斯基不得不反复告诉读者，那里真的是如此：“东部地区那些村庄已被忽略好几个世纪了。它们远离城镇，与世隔绝，处于东欧最落后的地区。那里没有学校或医院，也很少有铺好的路和桥梁，还没有电。人们稀稀疏疏地住在那片土地上……那里唯一有效的法律，就是自古而然的‘胜者为王’。”
这番交待都放在了小说正文开始之前。但这些信息本该糅在故事里面，由读者自己去领悟和感受。它们事实上也被无视了，它们让人觉得，这是作者在挽救自己可疑的公信力。科辛斯基遭到的怀疑和攻击，迫使他不得不表态说，自己写的细节都有实据，但“我所用的人名和地名根本不能与任何特定的民族群体挂钩”——这简直就是徒劳地想两头占便宜。可是，他既然宣布自己所写的是真实经历，又怎能强要虚构的自由，而禁止他人对号入座的联想呢？
无怪乎那位读者会如此言辞激烈了。他被科辛斯基的“目中无人”给激怒了：“你就把世人当垃圾好了”，世人的苦，世人流血的卑微，被一个是非观模糊的7岁男孩用来滋养他怪诞的观察癖。是的，那些地方的确野蛮得不值一提，可文学的价值何在？难道不是从最卑微的存在身上找到可颂可羡、可悯可叹的地方吗？对比一下《夜》这种“大屠杀文学”的正当产品，你就会知道，活下来并讲述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需要怎样的操守。
虽然威塞尔曾撰文高度评价《被涂污的鸟》，但读者并不买账。威塞尔被视为道德楷模，他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2006年，《夜》还登上了欧普拉俱乐部的推荐榜单，再度畅销了一年多。相反，科辛斯基的声誉却一路下滑，1980年代以后，对他的真诚性提出质疑的人越来越多。1991年，58岁的科辛斯基自杀身亡，舆论对他最高的评价也就是“争议作家”，甚至还说，他是在丑闻的压力之下走上绝路的。不知道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有没有后悔写了这本《被涂污的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