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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交通事故背后的当代世相
作者：林培源 2019-06-21 22:43
林培源
起始
捧读《去洞庭》的过程，如同乘坐越野车穿行在高速公路，途中险象环生，动人心魄，你无法预知前方等待你的是什么，你将要抵达何处。“牧马人”（书中人物之一史谦的座驾）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它是故事开头酿成“车祸”的肇始者，同时也是爱情和欲望的承载物：顾烨和史谦驾驶它到西藏无人区，而顾烨驱驰着它到洞庭湖与岳廉幽会。“顾烨—史谦—岳廉”是故事中最为核心的欲望三角。一旦欲望三角组合完毕，小说就如同故事中那辆开足马力的“牧马人”，它既能载着背叛者逃离，也能将背负罪与耻的人带向毁灭的深渊。
《去洞庭》的故事并不复杂，叙事的起点是一桩强奸绑架案，“无名者”（底层青年小耿）出于生理的本能欲望，强奸了南下的北漂女青年小鹿（张舸），挣扎中错手将小鹿砸伤。博弈的结果，是小耿将小鹿封口、绑紧，塞入白色标致408的后备箱，驱车前往洞庭湖畔一个叫雷击闶的小村。这是小说前两节营造出来的情节，它具集齐了犯罪小说的基本元素：施害者、受害人，案件的发生（通常伴随着暴力和血腥）以及发生之后如何收束等问题。案件的发生是包裹住故事核心的外壳。敲碎这层外壳，便露出骇人的内里。
从第3节“去洞庭的途中（一）”起，强奸、绑架和车祸的情节被叙事者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顾烨和岳廉始于洞庭湖的偷情（它为故事的未来走向埋下伏笔），以及史谦的发迹史、婚恋史，小耿的悲惨身世和小鹿的北漂生活。如此一来，在欲望的三角组合外，又多了小鹿、小耿的线索——尽管后两者是因为一桩偶然发生的强奸案才被栓到了一起，但在后续情节中，他们各自承担起极为重要的叙事功能。五个人的命运，被一场车祸直接或间接地联结起来。
前行
从“车祸”的发生，到车祸被发现，中间穿插了“北京”一节，述及北漂女青年张舸在北京这座“梦中之城”的工作、生活和恋爱遭遇。到这里，强奸案发生的城市（湛江），车祸发生的隧道、顾烨和岳廉偷情的洞庭湖——故事的大部分空间，都一一出场了。这其中，洞庭湖是最为核心的空间，它充满了隐喻的味道：每个人都和洞庭湖有关，洞庭湖也和每个人有关。
小耿的故乡在洞庭湖旁一个叫雷击闶的小村庄，其父患了尿毒症，贫苦家庭无力承担透析的医疗费用，小耿不得不辍学外出打工。洞庭湖是故乡，他却不得不与之割裂，绑架案和车祸发生后，又不得不逃离，洞庭湖于是成了回不去的故乡。犯案后，小耿流窜回长沙，在史谦投资的“洞庭鱼馆”打工，后来又受史谦雇佣，对岳廉施行报复，案犯地，就在洞庭湖；顾烨住在洞庭湖畔的民宿写生、散心并邂逅岳廉，岳廉“从小在洞庭湖边长大。那晚他给他讲了很多洞庭的故事。讲桃花水母的传说，讲夏秋时节在芦苇荡野合的男女，讲九八年浊水滔天的洪灾。”（第24页）对于张舸来说，洞庭湖是故乡，也是疗愈之地。她在北京和东北男子的恋情告终，随后相亲了一名军官，孰知对方是冒牌军人，张舸被骗财骗色，最后落得个患上幻想症的下场，自杀不成后，张舸重返故乡洞庭湖疗养。小说也在这里落下帷幕。
当然，小说还另外两处重要空间，一个叫“盐井”的藏区和一个叫双湖的无人区。前者是史谦和顾烨相识相爱的地方，而后者，则是他们婚姻终结的地方。此时得知儿子并非亲生的史谦万念俱灰，决定和顾烨自驾到双湖，开始了一场中断婚姻的告别之旅。小说的格局再一次得以打开，进入到一个充满异域风情（湖泊、沙漠、僧侣、藏人、牦牛、青稞酒等）的地理空间。但这次，藏区不是浪漫之地，而成了伤心之所。曾经的成功商人史谦，在遭遇妻子出轨、工厂倒闭、破产和背负巨额债务之后，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小耿，雇他完成对岳廉的惩戒。对史谦而言，洞庭湖是滋生罪孽和背叛的地方，对顾烨来说，洞庭湖“是张巨大的网，是潮湿的沼泽，是危险的隐喻。”一切始于洞庭湖，又终于洞庭湖。《去洞庭》不是惯常意义上的城市小说，亦非传统的乡土文学，它是一部综合小说，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而这流动性，并非聚焦某一“游历者”身上，借其目光来打量和勘探，而是透过多位人物的视角，完成对当代社会的深度扫描。
终结
将《去洞庭》归入为某种社会小说是否可行？这是通读这部小说之后，留给我的一个问题。上文述及的各种地理空间，其实也是文化和社会空间。以“小说家”一节为例，岳廉和张舸一样，都曾在北京这座“梦中之城”生活过飘荡过，相比在北京遭受情殇和精神折磨的张舸，青年作家岳廉是北京的宠儿，北京是其声名鹊起的幸运之城，他在那里“陆续获得了一些文学的名声和关注，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机会也逐渐多了起来。’天才’‘希望之星’等赞誉接踵而至，他始料未及，很是惊愕。”此同时，他也是北京的“弃儿”，“有段时间，他频繁流连于各种酒局，俨然京城酒局上的新宠，在众人的夸赞中，浑然没察觉出周围的敌意。仿佛一夜之间，他就成了众人诋毁的焦点。”在北京受尽屈辱和烦扰的岳廉，于是“开始怀念南方，怀念洞庭的冬日，怀念那段尚未出名时在民俗心无旁骛地码字的美好时光”透过塑造岳廉这样一位青年作家的形象，郑小驴的笔尖触及到了我们时代隐秘的文化症候：文学的名利场、盛名和赞誉的诱惑，既光芒万丈，又暗藏危险信号。莽撞如岳廉者得以厕身其中，同时，也被这个巨大的名利场狠狠地甩将出来。这是小说的第一处反讽，南方和北方的落差，在这里构成对位。灯尽油枯的岳廉不得不回到故乡，不成想在洞庭湖畔重拾灵感，完成了一部有关报复的小说。
这是《去洞庭》精彩的一笔，或许我们可以把岳廉当做这部小说中作者的分身，岳廉也是一个乔装打扮过的作者，他身上携带着作者的基因，潜入小说的密林中，在其中穿行和冒险。到这里，小说“元叙事”的一面得以显露，“反讽”再次出现：叙事者将这篇小说（题为《去洞庭沉尸的途中》）穿插其中，制造出另一个虚构中的虚构空间。哑巴沉尸妻子的情节，暗含了情欲、背叛和报复的所有元素，何尝不是小说中“史谦-顾烨-岳廉”这个欲望三角组合的对位呢？虚构的小说中，哑巴妻子沉堕湖底，化身皑皑白骨，而“现实”中的岳廉（作为小说的作者）也惨遭不测，在试图逃跑的过程中，他被小耿逼入绝境，最后纵身一跃，葬身湖底。虚构化作现实，也强化了《去洞庭》的批判意味。
除此之外，小说还有另一出社会事件值得注意，这就是2012年湘中某城的抵制日货游行。小耿作为一名辍学者和底层青年，加入到浩荡的游行队伍并打砸日系车。这里显示出小说家对社会经验的敏感性，小说家还必须将这种公共的社会经验通过艺术手法变成文学经验。郑小驴的做法是将其嫁接到虚构的人物（小耿）身上，让他作为事件的参与者和转述者；与此同时，作者也让史谦同时出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作为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和商业资本的生意人，史谦在这场游行中看到的不是爱国热情，而是暴力和非理性行为。当他在“洞庭鱼馆”的年会上得知小耿也是游行队伍的一员时，他的愤怒来得如此“政治正确”。史谦是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者，但在九十年代的商业浪潮中，他纵身一跃，投入商业、资本和欲望的世界。在这场游行中，他的相机被一群愤怒的青年砸坏了，对他而言，“不但是相机的损失，而是某种叫做精神的东西，在他心里碎掉了。”作者所隐含的社会反思与批判意图，也在此处呼之欲出。
小说并没有急于对事实做出判断，它“呈现”不同社会阶层分裂的价值观，让曾经的理想主义和现实碰撞，让人性的自私和黑暗面涌动奔流。商人、艺术家、作家、小职员和打工者轮番登台，构成一幅当代社会的浮世绘。这点，在史谦和小耿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之间隔着壁垒森严的阶层界限，但在贪念和恶面前，他们又是平等的。史谦对小耿有知遇之恩，正是利用这一点，史谦成功说服小耿为他办事，最终酿出大祸，造成岳廉坠湖身亡。不会游泳的小耿，只能眼睁睁看着岳廉被湖水吞没。他“用力拍打着泥土，像醉酒的疯子，仰望璀璨的星空，心中一阵懊恼，想，这个世上，还有比自己更坏的人吗？”——这是小耿的忏悔和叩问，小说也在这里抵达了巨大的谜底：何为“平庸之恶”？《去洞庭》触及了当代社会阶层分化与贫富差距的残酷现象：史谦、顾烨、岳廉、张舸和小耿，他们具有不同的社会标签，同时也背负着时代的印痕，他们的命运起落和生死爱欲，照亮了当代中国驳杂的人心世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