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人”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者:凌越 2019-07-29 14:47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在观念的层面,更在文学的层面击败了当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激进派知识分子。可叹的是,历史往往是盲目的,在按照激进派的思路演进了一百多年的血腥之路之后,它才幡然醒悟,而这备受摧残的历史迎头撞上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悲悯的眼神。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凌越/文

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倾尽二十余年时光(1976-2002)撰写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中文版目前只出了前三卷,其使用资料之广博,对传主所处时代背景和风潮描画之细致,对陀氏作品评论之深入,都足以说明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传记佳作。本文将主要就新出版的第三卷《自由的苏醒》展开评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梦想开始于15岁。在1845年24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第一本小说《穷人》,立刻引起当时俄罗斯文坛泰斗别林斯基的高度赞扬,这给了他巨大的信心。在获得初步的文学名声以后,他又参加了圣彼得堡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研读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但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引起俄罗斯当局警觉,抓捕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33名成员。在彼得保罗要塞,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关押在单身牢房数月之久,1849年12月22日,他和小组其他成员在行刑前最后一刻,被告知获得了赦免,死刑被改判为8年的西伯利亚苦役,后来改为4年,之后要再服兵役。从1849年到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十年之久的西伯利亚流放生涯,先是在奥姆斯克监狱服了4年苦役,然后在谢米帕拉金斯克——一个靠近中国边境的偏远小城——作为西伯利亚军团第七路军的一个士兵服役。1859年年底,他和结婚两年多的妻子德米特里耶维纳回到彼得堡,然后便投入到俄罗斯思想的论战中。

《自由的苏醒》正是从这里起笔,涵盖的时间从1860年到1865年。弗兰克在翻阅了大量资料后,意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段貌似波澜不惊的生活需要更为全面的论述。正如弗兰克在《自由的苏醒》前言中所说:“本书内容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或多或少被忽视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像我一样,评论家们当然希望迅速越过这一时期,直接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发表的那几部重要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地位的最终奠定,自然是因为后期的几部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和《卡拉马卓夫兄弟》,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从早期作品跨越到后期杰作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其观念的转变(从西方派逐渐向斯拉夫派转移)以及写作技艺的日益成熟,都有赖于在西伯利亚所遭受的那些苦难,也有赖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俄罗斯活跃的思想论战中这些苦难经验在各种观念中的“浸泡”和“淘洗”。

1859年12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重返圣彼得堡,迅速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学声望上。自从1854年离开苦役营之后,他一直如此。当时,他的作品刚刚开始再次在俄国期刊上发表,但是已经发表的三篇作品——1857年发表的《小英雄》,1859年发表的《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奇科沃村》——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更别说赢得好评了。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卷本作品集的出版给他带来一些安慰,当时如日中天的年轻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还就这两卷作品集撰写了长篇论文《逆来顺受的人》。直到如今,这也被认为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论文之一。在后来和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激进派知识分子的论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迟迟不愿挑明和激进派的对立态度固然和其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有关,部分可能也和激进派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基本肯定有关(尽管有明显保留)。1860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构思起草两本新书:一本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和将会成为《死屋手记》的那一本特写随笔集。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政治空气也不像尼古拉一世当政时那么严酷了。1855年登基后,亚历山大二世(纳博科夫认为他是最开明的沙皇,正是在他手上俄罗斯废除了农奴制)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是稍微放松了1948年以来实行的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这种新的自由空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哈伊尔打算创办一份政治文学新闻评论周刊。3年后,他为出版这样一份名为《时代》的刊物申请许可,1858年10月得到批准。1861年随着《时代》的创刊,陀思妥耶夫斯基既当编辑又当撰稿人。杂志编辑部设在米哈伊尔的住处,那是下层阶级聚居区,人口稠密。肮脏泥泞的街道上总是挤满成群的商人、小贩和工人。但是编辑部同仁们都感觉度过了“非常快乐的几年时光”。当时的思想论战主要发生在激进的西方派和相对保守的斯拉夫派之间,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在两者之间采取折中态度,既要对大部分激进青年迫切要求社会正义和政治改革的愿望表示同情和某种理解,又要坚决反对激进思想的美学、伦理和形而上学信条。这种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努力,不可避免地造成各派撰稿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力保持的微妙的平衡,很快又被一系列社会、政治事件所打破。这些事件把俄国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阵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立足的中间地带不复存在。

俄罗斯西方派实际上始于彼得大帝。彼得大帝在1703年下令建彼得堡城,目的就是要强烈地改造俄罗斯民族的某种劣根性,要往西方——特别是法国这边靠拢,西方派的代表作家主要是屠格涅夫、别林斯基。而斯拉夫派特别强调俄罗斯本土传统。19世纪中期,俄罗斯有一个特别热门的话题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充满着理想的乌托邦。当时各思想派别的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谈论社会主义,有个斯拉夫派的代表学者阿克萨科夫,写了一篇文章,论证说俄罗斯传统村社的形式,蕴含着原始社会主义的形态,村社和当时所鼓吹的社会主义的很多纲领有一种天然的契合。而村社在俄罗斯,从13世纪开始到当代已经有将近1000年的时间,是一个渊源流长的传统。所以他们认为俄罗斯在这方面是优越的,俄罗斯村社的传统里有利他主义的东西,这和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迥然有别。

在1860年到1865年这个阶段,《自由的苏醒》主要描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方派向斯拉夫派逐渐转移的过程。但是我要强调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是极端派,他的思想有两个界限是非常清楚的,一方面他一生反对暴力革命,如果任何理想的目标要通过流血而达至,他都反对,这导致他不会成为一个极端的西方派,他不会成为激进派中的一员。另一方面,他固然承认俄罗斯的村社传统,但是对斯拉夫派思想中比较落后的部分,他也明确表示反对,这一点和赫尔岑一样。

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常常落入两边不讨好的境地,《时代》杂志两位重要撰稿人斯特拉霍夫和格里戈利耶夫,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激进派的忍让态度(拒绝更直接地批评激进派)很不满。可是聚集在《现代人》周围的激进派尽管起先一致支持由一名“曾经为高尚事业经受苦难”的流放归来者领导的文学新刊物,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看得很清楚,他说他们和我们在很多方面不一样。很快,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有关艺术功用问题的争论,两者原本存在的裂缝逐渐扩大。进而,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批判的目标指向车尔尼雪夫斯所推崇的费尔巴哈美学——这种美学贬低整个超自然和先验领域的价值,而且想使艺术最终成为宗教的某种替代品——时,两者的矛盾公开化而且不可调和。

1862年《青年俄罗斯》传单事件,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彻底走向激进派的反面。1862年5月中旬,有人散发一份题为《青年俄罗斯》的传单,正是这份传单把当时的革命骚动推向惊心动魄的顶峰。它要求发动“一场革命,一场无情的流血革命,这场革命必须翻天覆地地改变一切,彻底摧毁农民社会的一切基础,消灭一切支持现存秩序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开门时发现这张传单的,以他一贯对暴力的痛恨,他的震惊可想而知。他当天就迫不及待地去找激进派的首领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求制止这种向流血暴力发展的趋势。多年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车尔尼雪夫,以一种轻蔑的语气回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突然造访,但是他低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用心。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清楚,就像他在《被侮辱与被损害》一书中暗示的,接近权力中心的反动势力正在急切等待充分利用这种危险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目标是,防止事态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制止一方面越来越鲁莽好斗的极端行为,同时制止另一方面越来越盲目任性的反应。

19世纪60年代俄罗斯涌动的革命风潮,也证明了激进派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甚至在批评“某波夫”的文章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承认,杜勃罗留波夫“几乎是我们现在阅读的唯一一位评论家”。鉴于激进派所蕴含的可以预见的暴力倾向,同时也由于他们巨大的影响力,激进派是那些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主要的潜在对话者,在六十年代初期,他通过《时代》杂志,直接撰写文章进行争论、批驳,60年代后期以后辩论的风气不再存在之后,他则用小说的方式继续他的对话和批判。在这种对激进派持续的观察和辩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逐渐接近了斯拉夫派的主张,而在《时代》杂志创办时期,眼光犀利的同仁斯特拉霍夫就已经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自觉的斯拉夫派”了。

某种程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调和者,他的这种中立不是庸俗化的中庸,恰恰是一种深刻。从这种中立立场,逐渐发展到一种认知的复杂性,最后把他推到一个伟大小说家的地位,因为文学是容纳这种复杂性的最合适的载体。与其诉说观点,不如去讲一个故事,用这个故事中的某种丰富的阐述性去表达那种复杂性。

19世纪60年代最初的五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大量精力用于杂志的约稿、编辑、校对、论战的工作上,与此同时他也以惊人的热情从事文学创作。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作品是两个手记——《死物手记》和《地下室手记》。《死屋手记》显然应归因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的不幸事件,但是它恰好也顺应了俄国文学当时喷涌的一股潮流。许多人用素描般的松散笔法写出自己的个人经历,然后以看似随意的方式组合起来拿去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类作品都很熟悉,离开苦役营之后,他已经读过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以及赫尔岑从50年代中期开始在《钟声》杂志上连载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圣彼得堡即忘我地投入杂志的论战,当他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他也念念不忘激进派的那些激进的主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和他们对话,比如《死屋手记》中写到那些非常卑贱的苦役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他们是完全反理性的。他们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会歇斯底里,然后不顾一切后果地去做一些事情,而这是完全违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那种理性功利主义的。他以此来证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性功利主义是不完善的,是有问题的。

从主题上讲,在当时众多纪实类文学作品中,只有《死屋手记》描写了俄国普通老百姓被奴役的处境,他们极其憎恨压迫他们的贵族,准备在虐待变得无法忍受因而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用刀子和斧头进行反击。并不让人感到惊讶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农民——他认为,他们在反抗最残暴的奴役的不懈斗争中不屈不挠——的描述首先受到60年代初期胸怀革命抱负的俄国激进派的青睐。从纯粹艺术的角度看,《死屋手记》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文学生涯中最不同寻常的一本书——哪怕不考虑这本书题材的独特和新颖。在《死屋手记》中,冷静客观的描述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取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创作中所擅长的对话和独白。《死屋手记》几乎没有对于人物心态的周密分析,有些成段的精彩描述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外部世界观察者的能力。弗兰克认为,“《死屋手记》这些’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品质,正是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喜欢这部苦役营回忆录超过喜欢他那些我们现在认为更有价值的晚期长篇小说的原因之一。”正是从《死屋手记》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确地用人对自由的渴望对抗60年代一代的社会主义理想,包括对抗他们企图把这种理想与物质决定论和某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规范结合起来的具有俄国特色的尝试。

和《死屋手记》的一鸣惊人不同,当《地下室手记》1864年在《时世》杂志第一期发表时,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差不多20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以后,《地下室手记》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之后越演愈烈以至于声名鹊起,甚至于“地下人”这个术语已经进入当代文化的词汇表。弗兰克在《自由的苏醒》前言中坦承,他当初开始认真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地下室手记》有莫大的关系,正是在努力透彻地理解这部作品之后,弗兰克形成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整体看法。弗兰克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时代的问题不仅给予他外部的激励,而且渗透进了他的创作过程,其程度比人们认为的要深入的多。因此,要真正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必须对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做扎实深入的了解。弗兰克在创作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的20年间,这个想法是一以贯之的。由于《地下室手记》是弗兰克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入口,他对这个作品自然有一种格外的热情。

稍微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所了解的读者,都不难看出《地下室手记》是一部“论战性”作品。186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发表于激进派杂志《现代人》上,这部小说虽然在艺术上有明显缺陷,却是史上最成功的宣传作品之一(弗兰克语)。有意思的是,《怎么办?》的灵感来源却是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屠格涅夫的这部杰作只是一幅卑鄙地讽刺杜勃罗留波夫的漫画,因此他打算同样用小说《怎么办?》予以回击,更准确地展示受到屠格涅夫诋毁的那些“新人”形象。在这部小说中,车尔尼雪夫斯稍嫌笨拙地用小说的形式重复了他在许多文章中一再重申的观点:即一个理想的社会能够通过理性地证明如下论点而取得:与其余人合作,以一种“道德和高尚”的方式而行动,是符合每个个人的自我利益的。这种论点假设人们总是以自利的态度行动。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是反对这种心理学利己主义的特殊的决定论的,事实上,他反对关于人类行动的任何决定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列举了不少完全不是从利己主义角度出发的人类行动,比如那些苦役营附近那些照顾苦役犯的寡妇,比如为了自身的尊严对压迫进行不计后果的反抗等等。

在看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换一种方式予以批驳,不再是列举理性功利主义无法解释和容纳的个案存在,而是用激进派的逻辑前提和演进得出他们一贯的结论,从而来到一条毁灭性的没有退路的死胡同。但是这个犀利的观点在《地下室手记》批评史上很晚才由俄国批评家斯卡夫特莫夫提出来。而在此之前很多批评家都把“地下人”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直接的代言人,这种认识显然会造成对小说的误读。

为什么会出现误读,弗兰克做了分析:一是和许多以第一人称讽刺戏仿的作品一样,它往往使叙述者和读者之间必不可少的距离消失,从而让读者难以透过人物看清讽刺的对象。二是《地下室手记》中人物的戏仿功能一直被其作为某种艺术化身的巨大生命所掩盖,所以吊诡的是,对正确理解《地下室手记》造成最大妨碍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人物的天赋。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在小说创作者和其创作的人物之间很难做出泾渭分明的区分,很多时候借助人物之口道出创作者自己心中的块垒也是常有的事。当地下人反复述说对自己的厌恶及其深深的内疚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也是在表达他这个目睹了妻子临终痛苦,受到良心谴责的旁观者的自责吗?说到底,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首先是一个大作家,他固然有想要表达的观念,但是在故事中这些观念因为受到语言的“浸泡”而变得柔软,并且最终和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对接上,从而让两者彼此都获益。这让他避免了那些观念先行作家的弊病,他们的小说人物僵硬苍白如同玩偶,仿佛只是为了说出作者的话而存在,典型的例证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因此,我们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在观念的层面,更在文学的层面击败了当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激进派知识分子。可叹的是,历史往往是盲目的,在按照激进派的思路演进了一百多年的血腥之路之后,它才幡然醒悟,而这备受摧残的历史迎头撞上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悲悯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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