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黑镜的背面:数码与信息政治经济学

作者:孔笑微 2019-07-30 00:09  

数字资本主义同时滋生了信息地缘政治学。信息具有商品和意识形态的二重性,这就很难在互联网与通信行业摒绝政治考量。跨国互联网结构,尤其是中国在信息行业的崛起,已经不可否认地和美国产生了信息地缘政治冲突。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孔笑微/文

一种科幻理想的两个版本

1865年,儒略·凡尔纳发表了连载科幻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引起了读者的狂热追捧。出于对三位探险者命运的担忧,读者群起强迫作者后续更文,要求保证主人公在这场凶多吉少的神奇远征中生还。被赶鸭子上架的凡尔纳,出于无奈,大胆设想了环绕月球旅行并且利用月球引力归来的续篇《环绕月球》,其构想竟然与100年后实践的登月计划——尤其是著名的“胜利的失败”阿波罗13号——奇迹般吻合,甚至精准预言了其发射地点、速度和航行时间。

《从地球到月球》基于“南北战争”后美国的现实政治背景:在战争需求刺激下,蓬勃扩张的军火与机械工业为了舒缓剩余,虚构中的组织“美国大炮俱乐部”戏剧性地以“与月球建立联系”为噱头铸造了前所未有的大炮。这个蒸汽朋克与机械朋克的科幻图景背后,是美国内战后第一次大规模基础建设的狂潮。19世纪60年代,横贯东西海岸的铁路全线贯通,沟通大西洋的海底电缆投入运营,私人资本第一次涌入超大规模的经济项目,资本扩张呈现出巨大的正面外部性。

美国信息产业的肇始,正起源于这段狂飙突进的岁月,内战的军事需求和铁路运输的民用需求,在“南北战争”结束时已经催生了一万五千英里的电报线路,成为美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垄断企业——西联电报公司的基础。在1870年到1890年之间,西联占有全美80%的电报业务和90%的行业收入。与一百多年后著名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被反垄断拆分的命运相比,西联更为掠食性的垄断,被有意忽视和放纵,尽管它引发了公众普遍的反感。

电报作为高速高效的现代化新工具,在传统邮政系统之外开拓了一片增量领域,模糊了国家基础设施与私人资本的边界,最方便新增资本控制。铁路投资人是这个风起云涌时代最大的赢家,也是电报产业股价的最敏感的操控者。十九世纪后半期主导美国的“政治经济金融资本主义”在新兴产业上露出了獠牙,“它的利润率高得不合理,服务却不到位到令人困惑”,公司员工却面对着工资水平的迅速下降和劳动强度的增加、条件恶化——这些被节省下来的成本,用以维持飞速上涨注水的股票的现金分红水平。在这个以技术壁垒掩盖严重缺乏透明度、行业结构集中而扭曲的领域,造就了一个“隐秘而满载权力的阶级规划”,在暗箱操作下牺牲工人和公民的利益,为大企业家和金融家牟利。

报应来得很快——美国早期电报需求的90%由商业和新闻界所占据,到1900年为止,仅仅400家公司客户就占到拉丁美洲海底电缆服务的90%以上。工人和小农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除了家里有人生病或者死亡,没有普通人发送或接收过电报”。电报的高商业使用率反而妨碍了它自身在普通消费者群体的沉降与普及,最终导致了电报行业的衰落。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另一种技术和它形成的行业,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作用下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分岔。当电话作为新发明在地方通信服务中出现,并逐渐成为投资者趋之若鹜的传播网络的时候,同样的垄断却没有再被容忍——反垄断的政策诉求发挥了影响力。贝尔实验室成立的电话系统——后来发展成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成立之初也试图向西联公司学样,但这一次,最高法院裁决不允许使用专利来垄断电话服务。上千家独立电话系统因此受到鼓励蓬勃发展,迫使AT&T不得不做出降价回应。

政府对于垄断的干预与介入,在电话行业形成了持续性的力量,成为美国制度塑造产业模式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喧嚣的二十年代”,AT&T的势力随着全国长途电话网络的升级而迅猛发展,但是联邦与各州的监管问责方案随之同步生长,如果拒绝监管,就甚至可能被国有化。AT&T试图进入录音、广播和电影市场的企图,也被监管有效限制,制止它们将垄断地位外溢到这些新兴的文化市场。这无疑吸取了西联公司当年通过与美联社的联系成功操控新闻系统的教训。

电话网络的生长,在美国转变为“网络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意味着工业资本扩张过程中处理信息的需求,促进从内部生长出一种垄断与反垄断相依存、政府与市场控制犬牙交错的政治经济轨迹。

数字资本主义突破国家边界

像所有伟大的造物一样,互联网产生于“有准备的偶然”。早在因特网作为新发明登场之前,美国早已是一个成型的信息网络国家和计算巨人。

从朝鲜战争结束开始,“永久的战争经济”倡导下,航空与武器设备的微电子基础和数码化技术就开始转化为现实的民用技术;1950年代中期,在围绕大型计算机建立系统的过程中,崛起了全新的独立的软件程序行业。在组织协调方面,公司间组织、专业学会、行业委员会的崛起,使信息行业,最重要的标准得到创立与落实。半导体行业发展成全球化前沿的分散生产和集中管理,反过来使美国巨头们对其业务进行影响深远的地区重组和海外投资。

舞台已经准备好,在重峦叠嶂的信息资源景观中,主角呼之欲出,而接下来的剧情,却要从一个悬而未决的政治命题开始:如何使美国的信息技术优势转化成国际竞争的经济和政治优势?技术能力的催化,向来需要在政治的坩锅中进行,数字资本主义从诞生时刻起,就是一个全球维度的现象。

尼克松年代是美国重新调整国际力量和战略的时代,地缘政治、军事的严峻考验,能源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崩溃,带来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竞争力危机。而结构性衰退和滞涨,使“二战”之后短暂缓和的劳资矛盾重新尖锐起来。邮政、电报、电信、广播行业都成立了规模巨大的行业工会,而且受制于一百年来的社会福利规制和民主问责机制——但与此截然不同的是,新兴计算机设备和软件行业。

在这些行业,传统工会的力量几乎微不足道,由于军工需要并没有在福利公平方面起到正面作用,整个行业一方面由政府的需求和政策推动,另一方面却显示出强烈的负外部性,不仅没有承担社会福利责任,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环境成本,“计算机部件的生产,以前所未有的强度污染着水源、陆地与空气”。

尼克松政府的信息网络政策由两个相反相成的立面组成:通信网络行业的全面自由化,和增强国家行政力量对美国信息产业的扶持。前者塑造了所谓“后工业时代”或者“信息经济繁荣”的基本生态格局;后者则开启了以信息业主导美国政治经济对外辐射的时代,蚀刻了当代全球化经济的最重要的一串秘钥。

开放网络设备和服务,包括微波无线电、卫星和计算机,一直以来是美国大公司试图绕过公共监督,规避历史成本巨大、规则繁多的现存电信网络的迫切诉求。尼克松政府第一次明确和肯定地回应了这个诉求,将商业用户和专业设备供应商置于了首要地位,从讨好大企业上升到将信息本身商品化,并延伸到生产、储存和传播政府公共信息所形成的庞大而复杂的公共领域。

在信息市场上实现自由化,减少监督,是对从罗斯福新政以来的“社会福利和民主责任”干预信念在政策上的谨慎反动,而且由于商品的特殊性,具有讽刺效果的是:美国政府必须集中动员行政权力去实现这种意识形态。这个趋势引向的最终高潮,是尼克松辞职几个月后,联邦政府终于着手提起对AT&T的反托拉斯诉讼,并最终导致1984年空前绝后的一次电信业最大拆分与自由化行动。

跨国公司对信息处理与信息流的巨大需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8年到1965年间,美国的对外投资增速比国内高出50%,全球化投资对全球信息流处理产生了一系列标准化要求和速度要求,数字资本主义显现出了全球化的“原力”作用,如同尼克松本人在1971年宣称的“本世纪最后三十年,以其他方式决定全球经济趋势与世界前景”。

信息政治经济学的微观与宏观图景

信息政治经济学,或者说“数字资本主义”,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内部的再分配矛盾,“数字化繁荣”自然有它的镜像——“数字化衰退”。

即使尼克松年代,信息自由化背后不可忽视的驱动力就是这个新兴产业部门工会力量令人惊异地孱弱。1972年,美国通信工人协会、美国邮政工人工会和全国邮递员协会试图合并,缔造一个统一的“全美通信工会”。这个努力最终在一年后由于旷日持久的意见分歧而失败,从此之后,三大工会都因为资源不足陷入低潮。这次合并失败作为一个美国工人阶级与数字资本主义斗争的分水岭,深刻预见了传统的集体谈判和工会斗争在现代信息业中的劣势。

今天,Python的创始人可以在社交网络上对中国程序员身陷996深表同情,然而数字资本主义从诞生开始,就没有给工会活动留有合理空间。它在劳动力要素的转移与替代环节,摩擦成本甚至低过福特时代的流水线工人。资本权力空前的绝对主导性和受到鼓励的全球化转移,使劳工运动的自组织能力受到严重打击。1978年,政治经济学者赫伯特·席勒提出了一个新兴计算机网络的基本问题:“谁的自由,为何自由?

在AT&T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司被拆分的时候,反垄断诉讼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关心庞大的雇员群体与美国通信工人工会的态度。在今天Github上提出“996,ICU”口号的匿名程序员,做的尽可能多的,也只能是转发出一串名单和一个点赞的星星。数字资本主义的吊诡之处,在于“共享”和“开源”这一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理念,最后可能由于产权的难以明确,削弱了劳动者的谈判能力。

数字资本主义同时滋生了信息地缘政治学。信息具有商品和意识形态的二重性,这就很难在互联网与通信行业摒绝政治考量。跨国互联网结构,尤其是中国在信息行业的崛起,已经不可否认地和美国产生了信息地缘政治冲突。在信息版图上,所谓“接壤”指的是信息交互最频密和巨大的实体边界。截至2015年,世界上最有价值的20家互联网公司中6家位于中国,中国也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和相应的信息流生产国。即使其他国家仍然控制关键半导体和芯片技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上升,与美国在现有数字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核心地位的冲突依然是难以避免的。地缘政治上如果两国不能取得一个都认为合理及可行的制度安排,那么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与初衷南辕北辙“数字化衰退”,是可能发生的前景:市场分裂,标准分歧,产权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泡沫而不是有效资本,最终影响到实体经济……不幸的话,最终奇迹般辉煌的信息时代,也可能响起愤世嫉俗的齐泽克在某个周一早上反驳加菲猫的名言:“你不恨礼拜一,你恨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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