凹凸互补的时代

作者:近藤大介 2019-09-02 16:03

纵观中日两国长达2000多年的交流史,当下恰好是两国可以互相学习的“均衡时代”。

【东瀛视角】

立秋前后的那一周,我去了一趟北京。受到大陆气候的影响,北京的季节变化比东京早了大概一个月。此时的北京,让我联想起了《百人一首》(日本最广为流传的和歌集。编纂于12世纪末,收录了100位日本杰出歌人所创作的100首作品)里,藤原敏行(日本贵族,生于9世纪后期,卒于10世纪初)所写的经典诗句——秋来ぬと目にはさやかに見えねども風の音にぞおどろかれぬる(秋意无从明视,风声一瞬惊我心)。与此同时,这次的北京之行,让我再次印证了“中日凹凸论”的正确性。

所谓的“中日凹凸论”是我多年一贯坚持的“浅见”。基于这一浅见,我曾于2013年撰写并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中国缺什么,日本缺什么》。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日本曾派遣大量遣隋使、遣唐使前往中国,学习先进的中华文明。而当时的中国却无法从日本人身上学到太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到了近代,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到20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些年,中国一直在向日本学习。而那时的日本很少能从中国人身上学到点什么。

进入21世纪,中国成功超越日本,成为了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不过,与“全球第一发达国家”美国相比,中国这个“全球第一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都还略显稚嫩。另一方面,日本虽然在经济实力方面被中国反超,并且正深陷在少子高龄化的泥淖之中,但凭借着在20世纪积累的实力,日本仍然称得上是一个拥有众多尖端技术和丰富经验的发达国家。

所以,纵观中日两国长达2000多年的交流史,当下恰好是两国可以互相学习的“均衡时代”。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些年,中国和日本属于“凹凸关系”,正好可以相互取长补短。换句话说,这个时代是中日两国进一步深化友好关系的绝佳时代。

基于这个观点,当我再次来到北京时,我发现身边的一切都洋溢着日本的感觉。比方说,日餐的风潮似乎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定式。

在我此行居住地的附近,有一个名为“金地广场”的购物中心。我原本想去那里尝尝中国菜,可当我来到位于三层的餐饮区时,我发现目之所及的店铺几乎全都是日餐店。比如:日本面馆“井村”、寿司店“将太无二”、日式火锅店“野菜村”,以及和牛店“赤童”等等。地下一层也是如此,寿司店“炙”,日本面馆“味千拉面”,以及日本最大的连锁便利店“711”等等。当然,这个购物中心里还是有几家中餐馆,只不过店铺门口的广告牌上,也都写着“元气”“赏味”之类的日语单词。另外,购物中心的三楼还有一家日式的KTV……看到这一切,我不禁产生了怀疑——这里应该是日本吧?

对北京有一定程度了解的人一定知道,北京的东北部有一片名叫“望京”的区域。这个区域是韩朝聚集区。居住在那里的人,大多是在北京工作的韩国人,以及朝鲜族的中国人。但是,据我了解,并没有多少日籍员工或者日本留学生住在“金地广场”附近。在金地广场里遇到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年轻的中国人。上文提到的那些日餐店的老板、店员、甚至厨师,也几乎全都是中国人。

我原本认为,日餐和北京不适应,主要原因是:其一、日本四面环海,所以日餐的食材以海鲜为主。但是,北京周边既没有海,也没有大江大河。其二、日餐以生冷为主,中餐以烹炒为主。北京菜更是以“红肉”为主要食材。所以,日餐能够在北京站稳脚跟,这真是让很多日本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其实,日餐能够在北京掀起风潮,也许要归功于每年好几百万去日本旅行的中国人。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大家就不会发现日餐的质朴之美。日餐的特点在于“用最原始、最质朴的方式,品味应季的食材”。对于吃遍了各种中国菜的北京人来说,日餐质朴的味道正好勾起了他们食欲。

除了日餐,这次的北京之行还让我再次目睹了日本书籍在北京掀起的风潮。在北京停留期间,我去了一趟亮马桥附近的高端书店——言几又。这家书店位于一幢写字楼的二楼,进门处如山般的码放着三本日本书籍的中文译版。

第一本书是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大作《地下》。村上春树的小说在中国成为最畅销书籍,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地下》并不是小说,而是村上春树化身一名记者,在对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奥姆真理教邪教组织人员在东京地铁列车上释放沙林毒气,造成13人死亡,5510余人受伤)的62位受害者进行采访后,完成的记录文学作品。1997年,该书在日本发行时,日本人对书里的内容褒贬不一。

第二本书是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年)的顶级浮世绘画师葛饰北斋(1760-1849年)的代表作品集《富岳三十六景》。浮世绘是在日本江户时代得以蓬勃发展的彩色木版画的总称。葛饰北斋用独特的粗狂笔法,描绘出了他从36个地点看到的富士山美景。这一画法对众多欧洲印象派画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今年1月至3月,位于东京六本木的森美术馆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葛饰北斋作品展,参展作品多达480余件。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很多中国人慕名前来观展。在展厅里,一位中国小伙子告诉我,他特意从上海来观展,而且已经连续来了两天。在我看来,葛饰北斋的特长在于“粗狂与细腻的巧妙融合”,这与李白的诗有相通之处。现如今,葛饰北斋所代表的日本的独特美学,似乎也开始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可和高度评价。

第三本书是日本记者伊藤诗织撰写的《黑箱——日本之耻》。该书的日文版出版于2017年10月,刚一面市就在日本引发了热议。根据伊藤诗织在书中的描述,她曾在美国纽约某大学修习新闻学。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她利用课余时间在酒吧打工,赚取学费。此间,结识了日本东京广播电视台(TBS)驻华盛顿分局局长山口敬之。2015年4月,山口敬之以“面谈工作事宜”为由,邀请她共进晚餐。席间,山口敬之在她的酒中放入了安眠药。之后,山口敬之将她带到了酒店,实施了强奸(对此,山口敬之否认在酒中“下药”,并称后来的性行为基于两人的情投意合)。后来,她虽然报了警,但山口敬之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朋友”的身份向警方施压,最终未被起诉(对此,山口敬之也予以否认)。目前,该案仍在审理过程中。

伊藤诗织以“黑箱”为书名的主标题,将自己经历的黑暗公之于众。读者在惊叹于她的勇气的同时,也惊讶于她在主标题下面加上的那个给人以泰山压顶般感觉的副标题“日本之耻”。这本书能够在中国出版,恰恰说明中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现在日本面临的诸如少子高龄化之类的问题,将成为中国即将面临的问题。

说一句题外话,我去“言几又”书店的当天,一层大厅正在举办日本动漫展示会,整个大厅挤满了中国粉丝。仔细一看我才发现,这场展示会的主角竟然是我小时候的日本人气动漫“松本零士与银河铁道999”。

除了以上三本书,“北京最大的书店”北京图书大厦里也堆满了山下英子撰写的《断舍离》以及秋山利辉撰写的《匠人精神》。“断舍离”是2010年日本的年度流行语,旨在提醒人们舍弃不需要的东西,从而过上简单、舒适的生活。秋山利辉则是日本著名企业“秋山木工”的创始人,一生致力于传承日本传统的木工技艺。

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凹凸互补的时代已经来临。衷心希望两国能够在更在广阔的范围内,更加深入的取长补短,携手共创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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