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体诗的变迁

作者:李冬君 2019-09-02 16:33

帝王写诗,要写到这份上,才叫思想性强。南朝君臣写诗,那叫玩物丧志,就因为他们在诗里,有感觉而无思想。没有思想,只好放荡。

【文化好东西】

人与山川相映发,这还不够,还要格律化。相映发是自由化,格律化则是为诗的江山立法。

此二者合力,而有了科举制,造就一种制度化的诗。唐朝以诗赋取士,遂使有唐一代,成为诗的江山。今有《全唐诗》,录诗49400余首,作者2870余人,有这么多的诗和诗人,这样的民族,一定很青春很自信。一代王朝事业,以政治录用最为功利,能在最为功利的事业上,以超功利的诗为标准,使政治录用审美化,这样的王朝,一定也很伟大。

格律化的唐诗江山

唐诗江山,从宫体诗走来,在宫体诗里完成了格律化。

格律化的诗属于个体,而科举制则要求普世,但它们是同构的,我们可以说是格律化的诗人造就了科举制,反之,也可以说是科举制打造了格律化的诗人,总之,先要成为格律化的诗人,才能在科举制里安身立命。

唐人之天赋,是不但能写诗,还要能建制的。对于个体性的诗人而言,以格律来写诗,就是建制于自身,训练制度化个体——修身。

以“修齐治平”为喻,诗意乃“正心诚意”,格律为“修身齐家”,而科举制以诗赋取士,则是“治国平天下”,唐诗江山就是这样来开发的。因此,科举制要求诗人,不求天才横溢,但必须是制度化的个体,李白所以被科举制扬弃,就因为作为制度化的个体,他还是个问题。

他的个性是格律栓不住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样自由化的个性,表现为诗,最宜于口语化,而非格律化。

格律化,由谢灵运山水诗开端,在宫体诗里打磨而成。

谢灵运死,谢眺继起。谢眺一死,诗便由山水向宫廷转移,其诗“余霞散成绮”,化成了宫体艳诗,从江山转向美女,“澄江静如练”,则走向唐诗。宫体诗里,有“好色一代男”崛起,他们取代了清谈之士。

山水诗美人玄远,而宫体诗美女香艳。玄远者,其存在迹近于无,实为美的理念,而香艳者,就在眼前,在床笫间,将美的细节一一展现。好色男不再“人与山川相映发”,而是“止乎衽席之间”,“思极闺闱之内”,所以,他们对眼前的女子看得仔细,从头看到脚,从里看到外。

世说新语之人,以发现美为己任,美具有了目的性。

中国文化,自《诗经》以来,就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美,谢玄所谓“杨柳依依”,似有不尽之美耐人寻味,但它却要服从更高的目标——周礼。

礼制要求诗人服兵役,不仅要像“赳赳武夫,王之爪牙”那样,成为“一月三捷”的青铜战士,更要成为诗礼文明的标志——美的战士。

而世说新语时代,美不是作为标志而存在,而是作为标准,也就是说,美不再是诗礼文明的属性,而是诗礼文明要被审美的目光重新确认。这样的确认,从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时,就已经开始。

“任自然”,自有其标准,是以自我为标准,基于美的自发性。当诗礼文明失了活泼的自发性而僵化为名教时,它就要回到自然,被美审问。

清谈发飚了美,美在《世说新语》飞,从玄学美到诗性美,从田园美到山水美,从个性美到格律美,从兵法美到书法美,从人格美到人体美……

美的历程,从人格美开始,《世说新语》就以“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开篇,而终以《玉台新咏》。

《世说新语》“说”的都是男子,而《玉台新咏》“咏”的多为女性。世说新语时代,诗人会在高不可攀的山顶上,如痴如醉地等待美人,而《玉台新咏》里,诗人气质已衰,他们能于床笫间把玩美女,谁还愿在险峰等待美人?

萧纲的《咏内人昼眠》关注到了女人体及其饰物: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

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

梦笑开娇靥,眠鬓压落花。

簟纹生玉腕,香汗浸红纱。

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

就诗而言,这诗不算差,能把夫妻生活这样写出来,很不容易。诗人萧纲,梁太子,诗风轻艳,时号“宫体”,他的诗从山峰撤退,退到了床上。明明是在帝王家,却要人“莫误是倡家”,反差这样大,只有清谈惯了的南朝人才说得出来吧?

南朝人的嘴巴自由化,没有不敢说的话。此话出于诗人口本无所谓,出于帝王口就不吉利了,不思收复国土,却在美女身上下功夫,居然神魂颠倒,到了不知娼家和帝王家的程度。中国诗学传统“诗言志”,这位简文帝大概对此不以为然,他说,持身须严谨,而文章要放荡,他不惜以妻为娼,谁还能放荡到如此份上?

至此,谢灵运山水诗里那份对美人的苦恋早已荡然无存了。在山水诗那份苦恋里,还有对永恒女性的渴求,歌德那句诗“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其意味早已盘桓在他心头,留在了诗里,只是还没有说出口。

留下一口气,用来表达爱情,还是维持生命?只有西方文化才会这样问,在中国文化里,他没有让永恒之女性引导他上升,而是动了反心。

结果,他难逃一死。他死了,还有谁会去等待那位形而上学的美人?“中间小谢又清发”,这位“小谢”,便是梁武帝“三日不读其诗,便觉口臭”的谢眺,小谢接着谢灵运写山水诗,他的诗圆美流转,无论声律还是意境,都打磨得很圆,不像大谢的诗,触之有凹凸感,品味之,还有几份苦涩。

其诗句式圆美,全篇反而难于圆满,以《入朝曲》为例: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

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

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舟。

纳献云台表,功名良可收。

前面四句,不仅圆美流转,而且气象壮丽,因起笔太高,后面几句,便难以为继,大谢之诗,当其高处不胜寒时,就以玄远之言提撕,而小谢处于齐梁时,玄学渐远,清谈之风由谈玄而咏物,从江山转向美人。

宋齐梁陈,皆寒门出身,靠打拼起家,却各有风雅。

晋宋之际,“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有大谢登山;齐梁之时,小谢望水,多有佳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小谢以后,诗风入床笫,写女人物事。

闻一多指出,从梁简文帝当太子到唐太宗死,这一段时期,正是谢脁已死而陈子昂未生之时,这一时期的诗,都可以称之为“宫体诗”。

唐诗运动新方向

以此言之,唐太宗李世民也应该算作宫体诗人了,但李世民并非“止乎衽席之间”的诗人,《全唐诗》里,第一篇就是他的诗,他写帝京:“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这两句,比起“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确实要“稍逊风骚”。后面接下来的就更糙,不引了。

诗虽然糙,但却有“嫂溺援之以手”的功劳,当宫体诗还在沿着“帝家”与“娼家”误读那条路堕落下去的时候,他一出手,便将宫体诗拽住了。他告诉读者,什么是“帝宅”,什么叫“皇居”,在“帝宅”和“皇居”里,床笫之间的那点女人物事,几可忽略不计。宫体诗进入初唐,经他这么一提倡,便有了所谓帝王气象,此为唐诗运动新方向。他也有好诗:

禁苑春晖丽,花蹊绮树粧。

缀条深浅色,点露参差光。

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

如何仙岭侧,独秀隐遥芳?

这首五律《咏桃》,王夫之《唐诗评选》评道:“绝代高唱,结语深炼,妙于浃合。”这样的评价,当然很高。就诗而言,这首诗虽然好,但还是不及“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那两句,誉为“绝代高唱”,有点过了。

可这首诗已有了小谢的味道,不光格律成熟,近于“圆美流转”一路,若以全诗布局均衡,张弛有度,及其雍容之美而言,则胜于小谢。

以格律诗咏物,梁陈时已很盛,但他们所咏的对象多为女人物事,无儿女情长,却令英雄沮丧,唐初就有人反感,魏征谈到陈后主时,说:“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

魏征当头一棒,喝向君王。宫体诗本是君王诗,君臣上下不言志,不以先贤互勉,不以圣王自励,惟以艳情为娱,以咏女人物事为能事。

李世民亦咏物,他咏桃花,非咏“人面桃花相映红”之女人物事,而是咏“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的无限风光,这风光,便有帝王气象,“日”和“一”,都指向君王,所有桃花都沐浴他的阳光,都在他的照耀下开放。

有了这样的抱负,他才会问“如何仙岭侧,独秀隐遥芳”?圣王已出世,天下归于一统,这世上就不应有“独秀”之人,所有芬芳他都欣赏。

有芬芳,就尽情开放,何必隐藏?不要像陶渊明那样归隐,不要像谢灵运那样往深山里去相约美人,只要向阳光奉献芬芳,就能茁壮成长。在新制度里,所有花儿“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分享君王阳光。在他的阳光普照下,还有谁能“独秀隐遥芳”?他是帝王,是阳光。

阳光,是一把弓,天下英雄皆入其彀中,被它的光射中,试问,谁能躲开阳光之矢呢?王夫之用了帝王学的眼光来读这首诗,读出了其中三昧,而称“绝代高唱”。由桃花而见阳光,由阳光而见帝王,这样咏物,上了格物致知的路,一路走下去,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就这样,走向治国平天下。

帝王写诗,要写到这份上,才叫思想性强。南朝君臣写诗,那叫玩物丧志,就因为他们在诗里,有感觉而无思想。没有思想,只好放荡。

没有思想的诗,是好诗还是坏诗?这样的问题是没有定论的,一首诗的好坏,并不全然取决于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感觉往往更加重要。可李世民的诗,好处就在帝王思想,例如《春日望海》:

披襟眺沧海,凭轼玩春芳。

积流横地纪,疏派引天潢。

仙气凝三岭,和风扇八荒。

拂潮云布色,穿浪日舒光。

照岸花分彩,迷云雁断行。

怀卑运深广,持满守灵长。

有形非易测,无源讵可量。

洪涛经变野,翠岛屡成桑。

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

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

这首诗是言志的,没有写皇居和帝宅,而是写了格律化的山海,以山海烘托帝王气象,言其志曰:“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他没有提曹操,可能是因为曹操在帝王学里的规格还不够,他评价曹操说:“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历史上,也就他有资格这样说了,因为他的武略,连毛泽东也是佩服的。当毛在冯梦龙《智囊》里读到李世民“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诸语时,随即批注:“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

后来,毛也在此望海,也写了一首诗,但它在诗里没有提起秦皇汉武,也没提起这位唐太宗,他只提了“魏武挥鞭”,还有“碣石遗篇”,是在诗人的立场上来提的,颇有英雄相惜的味道。曹操以英雄本色写诗,所以人称“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而李世民则以帝王本色言志,从来不做悲凉语,端着帝王架子写诗——“端拱且图王”,将曹操搁一旁,把秦皇汉武做了榜样。

不同历史时期,三位盖世英雄都来此赋诗,曹公古直,直写天人之际,毛诗雄郁,于古今之变别有会意,而唐太宗之诗,如帝王起驾,巡视天下,其眼中山水华丽金碧,欲以帝宅皇苑格局而起居之,以此作天下江山格律。

从宫体诗到帝王诗

李世民以帝王气象,扭转宫体诗,使小家子和小女子诗大而化之,不仅化到帝宅皇居里去,而且化到天下江山里去,把宫体诗化成了帝王诗。因此,帝王诗不单单是指帝王做的诗,还要是抒发帝王气象、表达帝王思想的诗。

本来宫体诗的结,是在南朝小朝廷里系下的,隋炀帝不解此结,而欲于其中化蝶,故将目光,从锦绣床笫移向荒野,以诗人的本色“野望”: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

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他一望,就望见了乌鸦,乌鸦是黑色的,带着天命来了。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是什么?有人说是燕子,有人说是乌鸦,在这里就权当是乌鸦吧。还有人说,乌和鸦是两种鸟,乌小,纯黑,小嘴,以能反哺其母,被称为慈乌,白居易诗云:慈乌复慈乌,鸟中之曾参。鸦相反,大嘴,腹下白,性贪婪,不能反哺,还要反噬,杨广和李世民,皆反噬。

从慈乌到寒鸦,从反哺到反噬,帝王家子孙,就这样安身。

隋炀帝这首诗,将帝王寒鸦心态,真是写得入魂。“寒鸦飞数点”,在天上飞,也在他心头飞,“流水绕孤村”,那“孤村”——寒鸦之栖,在他心里惟有自知。“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天上的太阳就要落了,他心中的太阳正在升起,但他心里,却只是“黯销魂”。

“黯销魂”,说明他仍有不忍之心,灵魂里还有亡国之音,这一点,他不如李世民坚忍,所以,尽管他很伟大,但他还是成了亡国之君。

作为诗人,“黯销魂”能写出好诗,可在帝王学里却要被扣分。而帝王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扣分就等于零,有的还会变成负数,掉到正负零以下去。而杨广,就是这样的人,他的历史地位被扣分,就怪他的“黯销魂”,他的伟大分居然被扣得干干净净!从杨广身上扣下的分,都加给了另一个人——李世民。诗言志,你看他的诗,哪有半点“黯销魂”?

只要是敌人,不管什么人,父亲也好,兄弟也罢,他都不问,该出手时就出手,决不“黯销魂”。他写诗如用兵,很稳,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写起诗来也四平八稳,不忘自己帝王身份,他在诗里端拱,以“帝范”示人。

而隋炀帝写诗,总把自己当作诗人,忘了帝王身份,所以,他不仅没能扭转宫体诗,反而被宫体诗扭转了,被人当作宫体诗诗人,以至于有人认为,《野望》那样的诗,不可能是他的作品,原因嘛,就因为他是宫体诗诗人。

纯以诗人眼光看,以“帝范”写诗,自然“稍逊风骚”,然而,以帝王学来看,李世民诗中那副端拱模样,还真有圣化的帝王气象。

他的气象,不是那种“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的霸气,不带“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杀气,他收敛了英雄本色——“端拱且图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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