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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全球化的成功需要“企业利益不再高于普通人的利益”
作者：李思 2019-09-12 17:04
“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规则基本上以企业利益为出发点。”全球化的成功，需要“企业利益不再高于普通人的利益”。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经济观察报 李思/文 “问题在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怎样制定全球化的规则。”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回答他对当下全球化进程的看法时如是说。
斯蒂格利茨是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他曾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并曾出任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及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
其经典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近期在中国再版，这本名为《全球化逆潮》的再版著作解释了全球范围内出现反全球化浪潮的原因，并进一步阐释了为何不仅在贸易政策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制定政策的发达国家的人民也对全球化产生了不满的情绪。
斯蒂格利茨对经济观察报说，在这个时间点出版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是特朗普以及他所代表的保护主义的上台。“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规则基本上以企业利益为出发点。”全球化的成功，需要“企业利益不再高于普通人的利益”。
诺奖得主可能是斯蒂格利茨身上最为重要的标签，因其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贡献，斯蒂格利茨获得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敢于表达与主流观点及利益集团利益相左的观点。他的重要贡献使得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与很多深居象牙塔的经济学家不同，斯蒂格利茨一直通过行动，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致力于推动社会变革。
1993年，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后，邀请斯蒂格利茨加入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他随后出任该委员会主席。这给了斯蒂格利茨深度参与美国政府各种政策的讨论和制定的机会。斯蒂格利茨日后回忆时说，这段工作的最重要贡献是帮助人们认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任期结束后，1997年，斯蒂格利茨开始担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主管发展问题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期间他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的减贫问题。在此期间，他公开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他指责这些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有关国际机构漠视贫困人群的利益，在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公正方面无所作为。这引起了IMF等机构的强烈不满，2000年，斯蒂格利茨离开世界银行，随后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从18世纪末的亚当•斯密到19世纪初的大卫•李嘉图，以及后来的全球化鼓吹者，都认为全球化将使所有人受益。斯蒂格利茨解释了宣称可以使所有人收益的全球化为什么会引起广泛的不满，即使全球化如它的支持者所宣称的那样，对整个国家有利（从总体上说，国民收入增加），但是代表企业利益的全球化政策，对一个国家的每个人来说未必都有利。
斯蒂格利茨并不是全球化的悲观主义者，他认为在合理的管理下，全球化可以使每个人受益。合理管理的全球化需要一个企业利益不再高于普通人的利益的法制。只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得到妥善经营的全球化，才能使所有人受益。
斯蒂格利茨相信，人们是能够从过往的错误中学到经验的。
我们与斯蒂格利茨的对话涉及了“全球化”、“贸易摩擦”、“民粹主义”、“新科技”等等影响当下的很多关键词，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斯蒂格利茨说，合理管理的全球化可以给所有人带来收益，自上世纪70年代起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替代的经济结构”。
在他看来，网络安全和隐私是必须被解决的重要问题，但是“对于其他很多问题的斗争使得解决真正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面对科技巨头给竞争带来的新的威胁，他也正在试图给出解决方案。
|对话|
全球化的规则
《经济观察报》：《全球化及其不满》首次出版于2002年，你为什么选择在2017年将其再版，并在2019年在中国出版？
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出版后的15年时间里，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我在后记中写到的，我在2002年时参与的许多斗争现在已经取得了胜利：现在国际国币基金组织（IMF）已经意识到，资本管制可以是保持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当时，因为我主张对资本市场进行干预，他们指责我是蛇油推销员)。现在，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是特朗普以及他所代表的保护主义的上台。我曾经说过，过去对全球化的管理，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穷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特朗普说过去的全球化对美国是不公平的。我认为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因为全球化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制定的。就像我在《全球化极其不满》以及《全球化逆潮》中都讲到的，问题在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怎样制定全球化的规则。
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规则基本上以企业利益为出发点，目的是进一步增加企业的利润，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很少考虑到工人以及更普遍范围内居民的福利。
《经济观察报》：《全球化逆潮》一书英文版最早出版于2017年11月，当时特朗普刚刚开始执政，此后世界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在您的书中，您描绘了对未来的设想。将近年两年后，您对为世界未来的设想是怎样的，有变化吗？
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逆潮》一书中，我讨论了不同的政治与价值体系产生不同的监管制度，在具有不同政治以及价值体系的国家间找到合适的贸易（以及其它）安排的困难。《全球化逆潮》写作完成后的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强调这个观点的重要性。
像我说过的那样，柏林墙倒塌之后，普遍的观念是一个汇聚的：所有的国家最终将会变为拥有市场经济的自由民主国家，并且相互间的交流，尤其是通过贸易，将会加速这一会聚。这个想法背后的坚定信仰，不仅是拥有市场经济的自由民主主义的道德优越感，更来自于他们的经济优势。些许的理性会引发不可避免的后果。从那时以来，这些假设开始被质疑，比如被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特朗普的上台。
对于贸易仍然存在的障碍，例如那些与政策相关的，比降低关税更难解决。对于“公平（fair）”贸易的定义甚至都并不清楚。
我仍然相信合理管理下的全球化可以带来收益，但是现在合理管理的全球化的含义比15年前普遍认为的更为复杂。我们仍然需要“法治（rule of law）”，但是这个法制是一个不再给予企业高于人民、人民的健康、或是环境的特权。
《经济观察报》：过去，华盛顿将他们的规则施加于全球系统，这个情况是否已经发生了改变？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现在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时代已经结束了。新自由主意并没有起作用，并且没有使得经济结构向前发展。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替代的经济结构。现在可以看清楚的是经济协议带来的分配后果将会被更仔细的审视；那些主要有利于企业与金融部门利益的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会被采用的。针对那些由安全、避税港、以及跨国公司避税行为引发的问题，似乎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经济观察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华盛顿是否能继续此前的行为？
斯蒂格利茨：世界贸易组织（WTO）将新兴市场带上了贸易谈判桌，但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不会放弃他们的权力。因此，虽然在多哈有一个“回合贸易谈判”的承诺，但是发达国家拒绝做出必要的让步。最终，回合贸易谈判被放弃。情况陷入僵局。
在双边协定及区域协中，发达国家能够 一如既往的发挥他们的权力。
尽管如此，在很多其它领域，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声音被越来越多的听到。在美国的反对之下，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经济观察报》：你曾提到，在一定的条件下，全球化可以使所有人受益。但是，人并不是理性人，甚至一些人可以被看作是自私与贪婪的，认为未来全球化是可以使所有人受益是否是一个现实的想法？
斯蒂格利茨：当全球化是在经济上妥善管理的，能够提高可用产品的总量，当全球化是在政治上妥善管理的，其带来的好处是公平分配的。我保持乐观态度，我认为我们能够从自身过往的错误中学到经验，我们能够学会怎样怎样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管理全球化，因此所有人，或者说是大部分人，从全球化中获益。我认为全球化的支持者现在认识到了除非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妥善的管理全球化，否则将会出现反噬。
《经济观察报》：最近几年我们都看到了 民粹主义（populism）浪潮的出现，但是，历史上这曾发生过很多次，民粹主意的流行是否不可避免？如果它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否证明了人性的弱点是不可逾越的？
斯蒂格利茨：“民粹主义（populism）”这个词有多重含义。那些目标于增进大多数人福祉的政策可以被成为“平民主义（populist）”：他们应该能够引发大规模的支持。而且，这样的政策没有任何问题。有问题的是存在一些政客，比如特朗普，他们许下没有经济现实支持的承诺，比如，（美国）可以在贸易战中轻易获胜，保护主义将会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或是给亿万富翁和企业减税将给工人带来更高的收入。这是一个持续的斗争——新媒体让斗争变得更加困难。教育是赢得这场斗争的最为重要的盟友。
科技的影响与不平等
《经济观察报》：全球贸易摩擦已经发展为科技战，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科技战提出了关于网络安全和隐私的新的并且困难的问题。这些是必须被解决的重要并且复杂的问题。不幸的是，对于其他很多问题的斗争使得解决真正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经济观察报》：新的科技，例如AI、5G等，将会怎样改造世界经济结构？
斯蒂格利茨：新科技可能在替代无专业技能的工人方面特别高效，如果真的如此的话，发展中国家在无专业技能工人方面的比较优势将会降低。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找到，经济发展依靠出口为导向带来的制造业增长，的替代性选择。
《经济观察报》：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公司正变得越来越有权势，你对科技巨头的看法是怎样的？科级巨头们拥有21世纪最为强大的资源——数据，我们怎样应对相应的隐私及数据归属问题？
斯蒂格利茨：面对科技巨头给竞争带来的新的威胁，我们必须有新的竞争法，现在只是通过产生于网络外部性的物质垄断，但是同时也通过他们对信息的控制。在我的下一本书《People, Power, and Profits》中，我将会解释可能的实现方式。
《经济观察报》：科技公司已经变成全球范围内最为庞大的公司，与此同时Facebook宣布了其发布全球数字货币的计划。这些因素将怎样影响世界？
斯蒂格利茨：这个世界对科技巨头们的偏爱似乎已经结束了，这一点在对Facebook提出的新加密货币的反应中得到了证实。我们在提高全球金融系统透明度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如果我们想要避免与洗钱、毒品走私、逃税和避税等相关的不法行为，提高全球金融系统透明度是有必要的。当Facebook想要创造一个全球性的数值货币时，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会对其视而不见。
《经济观察报》：科技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一些类型的技术变化降低了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在政府干预缺失的情况下，这将带来更低的工资以及更高的不平等。政府政策的导向应该是打造创新——提高劳动力的生产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不是取代劳动力，并且通过税收及财富转移政策，确保科技带来的收益在大范围内得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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