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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年天子到汉武大帝的歌
作者：李冬君 2019-09-16 13:29
“天马歌”如游仙来，诗眼不为历史所拘，可超古今越生死，岂历史所限？他神游太一，出入最高神之门阀，最高神是他一手封的，神也要服从他的道。
【文化好东西】
少年天子《秋风辞》
奶奶专门管皇帝，一连管了三任。她与爷爷汉文帝一同节俭，无为而治；爷爷走后，她又时刻叮嘱老爸汉景帝，政治也要过节俭的日子，勿用儒生，因为儒生总想着花钱。
不可一世的少年天子刘彻即位了，奶奶还是管着他。他也没办法，就边玩边等待机会。公元前135年，窦太后逝世。天子奶奶死了，少年天子从悲痛里终于熬出了头。这样复杂的心理感受，秦皇没有，所以，也就不写诗了。
楚人善感，好为楚歌，“刘项原来不读书”，可都爱唱歌，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都是千年等一回的好歌。老天啊，有如斯之人，才有如此之歌呀。
那刘邦和项羽，都是天放之人，发为天籁之声，歌声皆直指天命。
《垓下歌》仅28字，便将英雄气概和儿女情怀以及对天命的感慨，那么淋漓地表达出来，试问后世诗人，谁有如此大气派？《大风歌》只三句，就将帝王踌躇满志和内心深处的焦虑，化为一声沉重的叹息。明末王夫之叹曰：岂亦非天授也哉！
天授的诗人，是不世出的，而世上多的是从科举制里出来的诗人。不世出的诗人，不一定非得读书，但不能没有天启，于天人感应之际一叹，才能出好诗。而为应试而诗的诗人，有事没事就训练自己做诗，写诗是为入仕。
以诗入科举，固然造就了一个人类罕见的诗歌大国，但也让平庸弥漫了诗歌。而平庸之尤者，莫过于乾隆爷。据说，这位乾隆爷，用一辈子做了48000首诗，就数量而言，他一人就能包办《全唐诗》，可他所有的诗都加起来，也顶不过一首《大风歌》。为什么？就因为《大风歌》两千年来一直在流传，而乾隆爷竟然没有一首诗能掠过耳，让我们过过嘴。
如今有几人会去拜读这位乾隆的诗呢，一般领教他的诗，也基本是借助于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那些书画。经过他手的那些书画，大都被他在天头上盖了印写了字，有的还题了诗。本来进入皇家收藏的书画都是极品，皇帝盖个收藏印也就罢了，可这位乾隆爷偏偏兴犹未尽，还要在画面上发诗兴，字俗诗更俗，画面也随之被破坏了。不管是怎样的国宝，如何凤毛麟角，经他手一过都俗了，这就是我们看画时的第一感觉。有他的大印堂堂正正压在上面，就如同满人入关，非要在中国人的头上留根辫子一样。他这是以汉化的方式，对文化的糟蹋和占有。如今，辫子是早已剪掉了，可那俗气还在画面上，刺激你的神经抢你的眼，那是不可磨灭的烙印。
还是来看看汉朝人怎样写诗吧，除了天授之诗，刘、项偶得，汉初文坛还有抒发文人心曲、长叹深咏似屈原《离骚》式的骚体诗，代表人物还是那位洛阳少年贾谊。
他被贬到长沙时，觉得自己就是个活着的屈原，整个朝廷都在跟他作对，举国上下都要整他，为此，他做了一篇《吊屈原赋》，一面凭吊屈原，一面为自我立言。
原以为，屈原过后再无来者，没想到一百多年以后，有人步他后尘，当然，没有跟他一样去投江，而是做了一篇《吊屈原赋》，在精神上与他共鸣。这一鸣，虽然有点虚，没有实际行动来作证明，但还是惊动了太史公，没人比太史公更理解更同情这一鸣了，所以，在《史记》里，就将这两位相隔了一百多年的知音合为一传了。
可惜那位洛阳少年生不逢时，他那华丽的诗性碰到了简朴的汉文帝，始以惊艳，尽情观赏，终觉无趣，任其风吹雨打，凋零芬芳。早生矣贾生！若晚生与少年天子同朝，情形或不一样，最起码，两位诗性少年都有一副婉约的心肠，都能感受到“悲哉秋之为气也”的情绪和分量。但两位少年的性格却不太一样，贾生以婉约入忧郁，而有抑郁症倾向；少年天子则难免青春期惆怅，宜以婉约表达其淡淡的哀伤，不似贾生那般刻骨。
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摇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
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这便是少年天子《秋风辞》，不作苦人语不带萧瑟意，还能婉约惆怅于无常。
《礼记》有言：秋之为言，愁也。愁是青春期的感受，有一种对于诗与远方的迷茫与无奈和不由自主的感慨，如春之花儿初放枝头，无人来喝彩而难免自怜。
历史上，诗人很少将悲与愁分开，而礼则要区分，并给出分寸。宋玉作《九辨》，开头就叹“悲哉秋之为气也”，此乃老成之人，备尝艰辛之叹。而汉武帝之《秋风辞》，则是快乐少年，欢乐至极时忽生哀愁，是初尝人生的心酸。
宋玉的老成之悲，可谓极言之。天寒凉，物萧瑟，人凄清，秋来矣。草木摇落，雁南游，蝉无声，鸡鸣矣，天地薄寒中，游子独行。
宋玉自叹游子，其牢骚有点像屈原。悲苦如屈原，贾生与之同路，而各有各的心曲。宋玉沉浸于自我的物哀之心里，以美来解放自己，而贾生则陷于自设的政治伦理中，自悲不已，他们都没有像屈原那样走一条形而上学的路，回归宇宙本体。
屈原《离骚》，其言亦悲苦，然其牢骚，昂昂然，犹有凌云志。他曾以神话角色出场，上天下地，从古到今，寻求自我所在。起初，他想在历史中寻找自己，可他发现历史并非真实，而且从神话进入历史多半是靠不住的，他在《天问》里，一问接一问，就否定了传说中的历史。
这样一条形而上之路，后有《浮士德》可比。屈原与浮士德，一受理想驱动，一被情欲驱使，都有一番“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壮志，其终极追求亦颇类似，一回归本体，一回到上帝，虽然同为诗化，但属性有异，一属于哲学，一属于宗教。
然而，屈原太高，后世诗人几无人能及，惟司马迁作《史记》，鲁迅称之为“无韵之《离骚》”，尚能继之。然《史记》之追求，亦只是天人之际、古今之变，未以形而上学追问人性与政治，而是走向论成败得失的帝王学。
可宋玉悲秋，却成了一种独特的感时美学的范式，杜甫咏怀诗云：
摇落深知宋玉悲，
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
萧条异代不同时。
明末贺贻孙《骚筏》说，宋玉之前，从未有言秋悲者，宋玉悲秋，遂开无限文心，后人言秋声、秋色、秋梦、秋光、秋水、秋江、秋叶、秋砧、秋蛩、秋云、秋月、秋烟、秋灯，种种秋意，皆从“悲哉秋之为气”出。宋玉之后，悲秋成为一种格调。
汉武帝《秋风辞》例外，辞非悲秋，而是乐秋。在秋风白云、花草美人、楼船歌舞的欢乐中，少年天子箫鼓齐鸣，意气风发，乐极而生天纵我材、时不我待的感慨。《秋风辞》之于汉，一如《春江花月夜》在唐，都以一代王朝气象初开时的青春理想和壮丽景象来唤醒美的人生，让美在欢乐中带了一点淡淡的哀愁。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秋风辞》曰：“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然而，毛泽东词云“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秦皇无诗，难言其文，可汉武有《秋风辞》问世，输谁文采？
帝王缠绵而能飞扬者，少年汉武帝是也！少年天子的无奈，是因为他头上还有一位管着他的老奶奶，可老奶奶万万没有想到，她这么一监管，反倒管出了一首好诗。因为好诗需要沉郁。
若无“猛士”之叹，《大风歌》也算不得好诗；若无少年天子“奈老何”的感受伏在诗里，牵引诗绪，《秋风辞》也很难成为好诗，好诗要有抑扬顿挫的风姿。
宋玉悲秋，像烙饼一样，在情绪上翻来覆去煎熬自己，竟有“九辨”。“九”，多也，多到极致。可快乐的少年天子，怎会忍心去煎熬自己？他不过忽生感慨，点燃了青春期的焦虑，像放焰火一样，把焦虑从内心深处放出去。灿放的焦虑，带着命运意识，飞向天宇，光昌流丽，依然是帝王气。
没有“小楼吹彻玉箫寒”的寒意，也不带“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悲绪，而是内心里充满忧郁的花朵，向着天命一展风姿，给无尽的欢乐，带来一声奔放的叹息。在汉诗里，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刘邦是歌者，而非诗人，他的诗，乃天纵之，而非自觉之。帝王作诗，而有诗人的自觉意识，始于少年天子《秋风辞》？
汉武大帝《天马歌》
封禅以后，刘彻作了王圣，政统与儒家道统互为合法性依据，王圣也要写诗。王圣的诗，显然不同于少年天子的诗，心境异时，事情异趣，其《天马歌》曰：
太一贡兮天马下，
沾赤汗兮沫流赭。
骋容与兮跇万里，
今安匹兮龙为友。
就文学性而言，这首诗真不如《秋风辞》，若论帝王气象，则以此诗为优。“太一”，或云北极星，或曰最高神，它来进贡了。真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奈老何”的青春愁绪，丝毫没有了。他像个无神论者，让最高神来向他进贡，洋溢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乐感。
帝王的乐感，由他散发出来，弥漫了宇宙，而有不可一世之霸气。此诗，确实“略输文采”，但不输气派，没了少年天子的文艺，却增添了成熟帝王的风采。“天马歌”如游仙来，诗眼不为历史所拘，而史眼即使极目眺望，也难免要落在“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如果越出这一带，历史就淡了，就进入所谓“荒服”了。从游仙来，就可超古今越生死，岂历史所限？他神游太一，出入最高神之门阀，神献给他一匹天马。
此乃神话思维，如屈原之《离骚》，能驱使天神以为其仆役。然而，虽然同属神话思维，但不同的是，汉武帝的神话思维里是要君道同体的王圣，太一神是最高神，可最高神是他一手封的，神也要服从他的道。
他用道来封神，这就如同他在百家中封了儒家，他在诸神中封了太一。如果说独尊儒术的合法性来源于他本人，那么太一神的合法性当然也就来源于道了，与其说他是太一神在人间的化身，而毋宁说太一神是他在天上的投影，是君道同体的呈现。所以，他放声高歌：“太一贡兮天马下。”他的视野不是北国，而是西域，因为天马在那里。现在，他像巨人一样，不仅在王朝生命线——秦岭淮河一线，而且在帝国生命线——龙门碣石一线，都站稳了脚跟，而这一切，都是文景之治的丰硕成果。
当年，秦皇在这两线刚迈开步，脚下还很悬，难免失足。可汉武已经站稳，费了好几代人的力气，来之不易。但这还不够，他还要大大的拓展帝国的生存空间，他将长城从阴山下，向东西两方伸展。
长城向东伸展时，可惜在半道上拐了个弯，沿着燕山南麓，拐到了渤海湾。司马迁的眼光也跟着伸展的长城，从燕山南麓一线拐弯了，落在渤海湾的碣石那一点上。
汉武帝的注意力，始终都在西域一线，如果他像派张骞出使西域一样，派人到东北，前往大兴安岭一带察看，也许后来的历史会改变，长城就会从阴山一直伸向大兴安岭，帝国生命线也就从龙门碣石一线延伸至东北大平原，而东北大平原在汉朝就会与中原相连……但历史没有也许，只有已然，究竟是什么阻断了汉帝国的视线？
单之蔷先生指出，“也许”没有出现，原因是大兴安岭一脉绵延，过了阿尔山后便低了下来，好像中断了，燕山耸立起来横空出世，阻挡了从海洋吹来的水汽。降水变少了，沿着大兴安岭主脊线延伸的森林消失，草原出现。
阿尔山成了四大草原会合点，西北是呼伦贝尔草原，西南是锡林郭勒草原，南面和东南是科尔沁草原，西面是蒙古草原。锡林郭勒草原和科尔沁草原相连，将往南延伸的东北大平原隔断。科尔沁草原和沙地以及燕山的出现，使长城拐到了渤海湾边。
长城没有和大兴安岭握手，而是顺着山势去和大海相会。于是，山海关出现了，中原农耕文明，在此停下了脚步。
而汉长城向西去，穿越河西走廊，深入到了中亚一带。若问汉长城究竟有多长？据说有两万余里，为秦长城两倍，而且分为内、外两长城，内长城就是秦长城，依山凭险，建材多为石料。外长城，则因山河形势，就地取材，或夯筑塞墙，或开挖壕沟，或依傍天险，或为栏栅和烽火台，一付进攻姿态。那无尽头的大漠汉塞，犹如苍龙起居，横卧于戈壁沙漠瀚海。
长城穿越河西走廊、玉门关一带，地多砂砾碎石，无土可筑，就先以红柳、芦苇编框，中间实以砾石，又以芦苇作垫，垫上铺土，层层叠压，垒筑而成。在每一层的中间灌注地下水，因其盐分渗透，使砾石凝结为墙体，历经千年风雨仍屹立。
依山而筑、居高临下的秦长城，是标志性和防御性的，而雄踞于大漠和草原的汉长城，则是进攻性和扩张性的，它不单是人工的农牧分界线，它有了新使命。
长城，首先是华夷之辨的文明分界线，作为农业文明的标志出现。其次是一代王朝赖以成长的帝国生命线，是汉帝国主权确立的标志。
汉长城是动态的，是汉帝国的生存空间和帝国不断前进的站点。是什么让汉长城动起来的？是战马。长城表现了一个民族伟大的定力，但光有定力是不够的，还要有动力。动力是什么？是战马。而天马，就是一切战马的第一推动力，来自太一。
天马之于汉人，不光作为马的最高理念存在，不仅通过诗表达出来，还反映在文物上。1969年10月，在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了一件东汉青铜马，乍一看，势如飞奔，便称之为“铜奔马”，后经内行仔细一瞧，发现那马的姿势正是马术中的“对侧步”，马蹄下踏着的，原以为是燕子，便据直观印象，给了一个通俗的说法：“马踏飞燕”。后从张衡《东京赋》中发现“天马半汉，龙雀蟠婉”的说法，便改名为“马超龙雀”。
汉武帝还有一首《西极天马歌》，就唱出了天马一跃的抱负，诗曰：
天马徕兮从西极，
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降外国，
涉流沙兮四夷服。
天马从何来？从西极来。为何而来？为“归有德”，不远万里，投奔他而来。来干什么？来显“灵威”，来“降外国”，来助汉家将士“涉流沙”，而使“四夷服”。于是，现实中，便有西域战马源源不断，参与到汉家将士的队伍中来了。大宛汗血宝马，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种，其体魄矫健，真有如带着天命下凡的天马。
从霍去病墓前石雕“马踏匈奴”上，似乎看不到西极天马那付“天行健”的派头，看到的是天马大战归来不动如山的“地势坤”景象，以厚德载物而四夷服。
历史上，秦皇、汉武并论，他们确有很多相像之处。他们的差异，有个性方面的原因，也有朝代不同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眼光和立足点不同。秦皇立足于关中，故其眼光顺着秦岭淮河一线，投向东方，有一种出海的欲望；而汉武来自代地，其眼光从阴山伸向祁连山，乃至于更远。两人都游仙，一个心驰蓬莱，一个神往昆仑。
秦皇往东方去求仙药，汉武到西域去找天马。秦皇出海失败，但汉武通西域却获得了成功。汉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把游仙变成了国家追求的历史活动。
李冬君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独立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