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东一步是北京:高铁通了,我喝醉了

作者:宋馥李 2020-01-07 22:56  

是正向的辐射?还是反向的虹吸?

文/宋馥李 烤全羊摆上台,马头琴拉起来,祝酒歌一曲接一曲。

东四环蒙古大营的长调,常常能啸聚起北京城里的内蒙人。蒙古大帐欢腾的气氛伴着烈酒,总能让人开怀畅饮,酒到酣醉,便可手舞足蹈来一段儿。

1月4日,圆形大帐略显局促,却挤满了几百人,人们热热闹闹围坐在一起,欢庆一个仪式——北京兴和商会揭牌了。这不是北京的新闻,却是兴和的大事件。

什么是兴和?它在哪儿?

这一天上午,兴和县县委书记付海清,带着一众县里的官员,乘坐高铁赶赴这个仪式。而这趟进京的高铁,刚刚在6天前通车了。从兴和北站到北京的清河站,全程1小时40分。

话题自然也就绕不开高铁。确切地说是两条:同时开通的京张高铁和张大高铁,像张开的两个臂膀,将相邻的乌兰察布市和大同市,揽在了一起。

向西一步是草原,这段故事可以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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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兴和商会揭牌成立

一、

每次回家,我都能经过一个叫做鸡鸣驿的地方。它始建于明朝初期,是北京通往张家口的军事要塞,城墙为正方形,每边约300米长,青砖砌垒,内夯黄土。为传递朝廷文书的人,提供中途居停服务。

有一次开车回家,特意去逛了一圈,站在城墙上,能看到墙里墙外的庄户院子,黄楞楞的苞米铺满了错落的屋顶和院落,与青灰色的城墙相映成趣。

位于怀来县的这处驿站,是通往边关的重要一站,其实这里相去京城不到150公里。随着北京城市空间逐渐扩围,京城的富商和中产们,已经有人在怀来置业购房。

遥想500年前的明朝,北边的鞑靼,始终是明廷的一大威胁。这处京城西北方的小城,已经是前置的边关,它联通烽燧卫所,牵制九边重镇,想必是一派紧张肃杀的气氛。

再远一些的张家口,北京人称其为坝上,出了北京往西北去,一路都在攀爬,可不就是上了一道高高的坝。

我的根,就在坝上。

我祖籍大同市天镇县,曾祖父那一辈儿来到“口外”,口外并不远,兴和县与山西天镇南北接壤,两县隔了一道长城而已。

跨越长城并不简单。明清到民国年间,300年的“走西口”移民潮,从距离上来说并不远,从心理上却远得很,从山西的祁县太谷平遥出发,一条路向西,经杀虎口出关;一条路向东,经张家口大境门的“东口”出关,两条路同样都进入蒙古。

这是那个时代的西部大开发,被农耕文化浸润千年的汉民族,背井离乡,远涉草原,来到气候干旱却人烟稀少的塞外,开始了对这个地区的开发。300年过去,他们成为了这片土地的原住民。

“走西口”的曾祖父勤俭持家,大概是承袭了山西人善于经商的头脑,开了造醋的作坊,办起了粮店,几十年营务下来,积攒了一笔颇为丰厚的家资,到我爷爷顶门立户时,已经是兴和的大宅门。

我奶奶从张家口尚义嫁过来,她是名副其实的坝上人,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小时候,我身上穿着的上到棉帽子,下到裹腿裤,都是她一针一线缝出来。每次回尚义老家走动,她都喜欢带着我四处游逛。

絮絮叨叨这些家事,是想说一件事。乌兰察布、张家口和大同,本来就是三地一家亲,他们在民国年间,曾同属于察哈尔省。1952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大同划归山西,包含尚义的察北诸县,连同张家口归属河北。

察哈尔省不见了,但融于亲情和血脉之间的联系,不会因为行政区划的分割而断裂。

我父亲也曾经是个小商人,上世纪80年代,他曾有过一段风光的经商履历。那时,他常常将内蒙古的变压器卖到河北尚义,又将尚义的电线电缆,转卖到兴和的乡村,转卖到山西大同。

由行政分割造成的市场壁垒,会造成商品流通的障碍,而打通这些壁垒,往往又获得新的商机。因为有着家里这些熟络的关系,父亲常常能打听到相邻三县的一些供求信息,以此为切入口,几番腾挪转运,也经营出一片小天地。

“兴和人,外出闯荡的多啊!”这是周边地方的人,对兴和人的一贯评价。

这倒并不是兴和人的特质。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说,凡是处于交通节点城市的人,总喜欢走遍大江南北,因为交通优势会带来信息优势,见的世面多了,自然生发出了闯荡天下的冲动。

如今,三个相邻的地级市,也在进行着机制性的跨区域合作,他们的纽带,恐怕就是乡音和地情,蒸一笼莜面鱼儿,能共同寻找到舌尖上的欢愉。

高铁 图虫创意-131639484935703857

高铁对城市竞争格局会产生巨大影响

二、

关注京张高铁,不止是内蒙古人,也不止是山西人。

罗天昊,我的一位学者朋友,在12月30日当天,大张高铁开通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的跑去了大同,并很快写就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

他知道我是乌兰察布人,还关切的告诉我:“这条高铁影响巨大啊!”

他说,京张高铁的开通,对于北京乃至中国影响深远。在唐末以来的千年历史中,北京至关重要,是连接华北、东北、漠北的战略枢纽。

这是一个更为宏阔的视野。那时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而是演化成了一个多元文明交融、多民族彼此交错共生的体系,中国的格局变得更大,更宽广了。

所以,从朱棣开始,明朝以北京为都,让天子守国门,制衡北地边陲;而清朝从关外崛起,为了始终维系与满蒙的亲缘关系,也自然以北京为都。

北京作为都城,是这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枢纽”。向西向北的扇面,辐射着广阔的三北,向南向东的扇面,则联络着广大的中原腹地。

如此看来,北京的历史作用,不仅是要带动河北,更要兼顾华北、东北和漠北。这里不免有几分意淫式的想象,但我愿意相信这样的解读,北京这个枢纽的责任,对广阔腹地的三北,也应该具有辐射带动的历史责任。

现实中,从20年前,京蒙之间就有了对口帮扶的区域合作机制。北京对西北方向的乌兰察布、对东北方向的赤峰市,通过行政力量的调配,一直进行着资源的反哺。

十几天前,我参加了一个开业庆典,那是乌兰察布开设在大兴区的特产商店,奶茶粉、薯条和胡麻油,摆上了货架,也开了网店。那一次,乌兰察布市的副市长王心宇对我说,乌兰察布的土豆,也通过对口帮扶,进入了北京市很多机关的食堂。

2020年,兴和即将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说起来有些尴尬,兴和县的前任书记和县长,正是因为扶贫不力被双双免职。

2020年之后呢?摘帽当然不应该是终点。巨大的地区差异,还摆在那里。

对口帮扶机制下,兴和与延庆区结了对子。我特意查了一下,延庆区2018年的财政收入为72.7亿;而2018年的兴和,刚刚突破性增长到了1.6亿。

数字说明一切,这或许就是东西部差距的一个真实切面。

罗天昊说,刚刚开通的京张高铁,为北京辐射华北和漠北,提供了通道。

乐见于这样的宏图远见,但我作为局内人,反而多了一分冷静。这份冷静,可以从对那句广告语的反思开始: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我每年都要被他轰炸几十次,在来自家乡的各种媒介渠道,各位父母官大人,总是对这“一步”的神来之笔津津乐道。

兴和县距离北京的空间距离,只有区区220公里,在高铁时代,当然只是一步之遥。

可是,空间距离并不说明一切。在上一轮经济周期内,紧靠北京的河北环首都,却出现了大面积的深度贫困带。

以更大的视角来看,这区区的一步,却刚好被一条直线划过、分割。

1935年,34岁的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胡焕庸,在《地理学报》发表了他平生最重要的论文:《中国之人口分布》,论文里,他对着中国地图,笔直地画了一条线。

这条线,从如今的黑龙江省黑河市,连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的直线,它基本与400 毫米年降雨量线重合,是半干旱区与半湿润区的分界线。

胡焕庸发现,这条线东南方36%的国土,居住着96%的人口,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形态,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这条线的西北半壁,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历来为游牧民族的天下,这里用64%的土地,仅供养着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

这条线,刚好贴着北京的西北方向划过,经过了张家口,划出两个迥然不同的自然和人文地域。80多年来,中国版图形状从海棠叶变成了雄鸡,人口从4亿多变成14亿,经济规模增长了几十倍,国家的区域战略和人口政策不断嬗变,胡焕庸线却并未过时,甚至这一趋势仍在强化。

清华大学的老师龙瀛,是“北京城市实验”(Beijing City Lab)的创始人,他的一项研究,在2019年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中国目前有80多座城市正在收缩。

调查结果显示,在受到监测的城市中,中国近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和经济活动都在下降。除了我们熟知的东北地区,在中国的西北,也面临收缩的窘境。

2019年,我所在的政研院,也做了一项排名,对国内不紧凑城市进行研究发现,一些城市尺度雄阔,人口却增长乏力,正在面临失去活力的危机。虽然非我所愿,在那些不紧凑城市之中,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是比较显眼的一个。

无论行政力量有多么强大,无论人们的愿望有多么热切,滚滚的人流,总是要奔向更有活力的地方。

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亘古未变,就像那持续三个世纪的“走西口”一样。已经开通的高铁,在带来高效便捷的同时,将对人口转移和经济辐射带来怎样的影响,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是正向的辐射?还是反向的虹吸?我当然希望是辐射,但我有深深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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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很多城市正在收缩

三、

这半年来,对于高铁通车,我的第一信息源,其实是兴和老乡群。

有关高铁的一切消息,官宣的,民间的,真的,假的,我的老乡们,总是第一时间觉察到,分享到群里。但凡有一点儿风吹草动,都会激动得能讨论到深夜。

商会的专家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的李国新教授,也感慨万分。年轻时的李教授到北京求学时,一天内到不了的,遇到天气恶劣,班车停驶,就得在张家口住上一夜。

后来有了京藏高速,县城里有了发往北京的大巴。我们与北京的空间切换:变成了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

高铁重新定义了这段车程:1小时40分钟。对于经常往返两地的人来说,这就是重新设置了一个生活节奏。向东一步是北京,在新的时空格局中,兴和与北京又近了一点儿。

刚刚被推选为会长的李国江说,这些年到北京,给北京做出了贡献,可北京也没亏待咱。

这是句实在话,我听着特别受用。这里有个朴素的道理:分享机遇的前提,是给予和有作为。

商会会长李国江,是搞建筑装饰工程的,他的企业在医疗和古建领域享有盛名;商会的秘书长赵廷宇,曾经是一名转业军人,如今在从事高大上的数字医疗的开发;开办家居企业的何海军,已经用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走在了这个行业的风口;从事政府采购的张兴国,做政府采购电子商城,把流通的生意做到了全国;音乐人合力,是华语音乐排行榜的创始人,自己创作并演绎了《大美兴和》。

恕我不能一一列举。

他们还有从事高科技的安防设备的;做自动化零部件制造的;从事户外广告的;从事艺术展览策划的;还有国家部委和北京市政府的公务员……他们都不是巨富和豪门,没有显赫背景,无爹可拼,白手起家,成为了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这些从八环来,到北京来闯天地的人们,大概率都是通过读书、参军、打工,走出了兴和,奔着北京而来,在这里落脚生根。他们从事着五花八门的生意和职业,无一不和北京这个产业门类齐全,市场需求多样的巨型城市相关。

商会揭牌,县委书记付海清说,这是2020年兴和县的第一件大事儿。这个评价没毛病,因为第二件大事儿接着就来了,商会一揭牌,县里的招商推介就开始了。

我被气势恢宏的大镜头带跑了思绪,接下来的推介词,一句也没听进去。

这些年,我到访了不少大城小镇,类似的招商推介会开了无数个,类似的城市宣传片看了无数个,好像都是一样的格式,仿佛都是一样的腔调。

最近一年,我跑了南方不少城市,体会到城市竞争格局的一些细微变化。传统的招商引资手段正在更新,所谓招商,还是自上而下的俯视,这种姿态,其实已经逐步被摒弃。当一个城市有机会,有活力,何必去“招”和“引”呢。

没有人不热爱自己的家乡,正因为热爱,就不妨在高声礼赞的同时,也说说那些因循和保守。

人们总是在追逐美好的生活,企业总是在寻觅发展的良机,当一个城市生态优美,治理高效,自然会吸附人口的聚集,激发创业的热情,那这些城市发展机会,就自然会展现出来,释放出来。

北京有外乡人,兴和也有外乡人,如何对待外乡人?如何接纳外来者?怕都是一道课题。

最近采访了经济学家张维迎,听到他一段精彩的论述。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城市,是敞开胸怀接纳外乡人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具有不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张维迎说,在一个多元化的城市,不同族群的到来,会相互激发出新的创意和思维,推动这个城市迸发出创新力。

向东一步是北京,这一步,不应该只是空间距离上的一步,更应该是发展时差上的同步。

蒙古舞还在跳,祝酒歌还在唱。北京冬夜有几分清冷,走出大帐,微醺之后反而有了几分醉意。这篇文章,也是醉意之下的产物,如果它有幸被家乡人看到,那就权当是——真的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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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馥李经济观察报版组主编

城市版主编
城市与政府事务研究院院长
专注地方时政和区域经济,以中观视角观察中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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