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英政治到大众政治

作者:陈芝 2020-01-13 16:09

以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正是基层频繁且牵涉众多的政治活动,使国会普选权逐渐扩散到最底层时避免了更多的混乱

陈芝/文

哈里·狄金森的《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其主旨,用译者的话说,便是讨论十八世纪的不列颠王国如何解决社会从革命向平稳的和平发展过渡的权力再分配问题,以及大众如何被和平地纳入新的体制的问题,或者说,一个社会是如何从精英政治向大众民主体制过渡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可能是一种基于后见之明的历史认知,而非作者本意。因为英国的混合政体已经因为一战前后贵族的衰败,以及更早之前国王只发挥虚君作用,变成如今单一的大众政治,于是许多历史学家就此裁剪史料,关注一路上导向现状的各类人物,将之串联成一条线。这样做方便我们了解历史,但会删减掉大量芜杂信息,妨碍理解历史的复杂性。

因为历史是可以同时有不同的“面相”与趋势,就像一个小孩子未来有无穷的可能性,只是某些途径要比另外一些途径可能性更大。让当时的政论家来看,十八世纪的英国混合政体长时间维持自身,或者导向单一的君主、贵族政体都是有可能的,而且后两者可能性都要比导向大众民主大,鼓动激进政治的人在当时大多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只是因为历史的其他可能,在落成文字的今天被堵死封闭,所以才在我们的历史书上占据与其所处时代的不成比例的影响力。

而且,虽然被称之为精英政治,我们不能望文生义,将之与世界上各种林林总总的精英政治混为一谈,就像虽然有很多人将这一时期的英国称为寡头政治,但与同时期的拉美国家相比,或者与当代的某些寡头国家相比英国人民都有非常高的参与度。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有其独特性,这是本书作者在行文时也不断强调的。

如果让我们抛开线性叙事,来到十八世纪英国大众政治的现场,可以看到历史的三个“面相”:大众对体制普遍的认同与狂热的效忠;但统治精英必须付出巨大的精力与重视满足民众,才能维持统治,哪怕不是拥有投票权的选民;激进主义暗流涌动,慢慢形成气候,但他们的舞台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

尽管光荣革命后是辉格党长期执政,但托利党可能更代表十八世纪初的英国人,即使是辉格党,在长期掌权后也逐渐偏向保守主义,抛弃了那些主张自然权利与人民主权的激进辉格分子。在经历了十七世纪的两场革命以后,英国人建立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宪制结构,使托利党与辉格党的冲突不再具有宪法斗争的意义,并因此在国本未定,长期处于激烈的宪法斗争,看上去精神分裂经常出现戏剧性政策转变的欧洲国家面前享有政策一贯的巨大优势,尤其是它的两个最大敌人:彼得大帝后分裂成西化派与斯拉夫派的俄罗斯,大革命后争执复辟与共和的法兰西。

而这靠的是革命的铁与火有意识的筛选共同体的成员,将反对新教、君主制和立宪主义的国民剔除出去,留下了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大众珍视英格兰人古老的自由,对基于习俗和传统价值的君主制、英国国教、议会和等级制社会秩序怀着不假思索本能性的忠诚,并认为罗马天主教与专制制度是外来的有害物,基于对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的恐惧、自卑等心理形成非常强烈的仇外主义与民族认同。

某种程度上,迫害天主教的英国人,以及独立战争后迫害保皇党的美国人,可能还得再加上之前反对西班牙的尼德兰人,这些政体中有大众民主元素的混合政体国家,统一显现出日后民族国家的幻影:民主首先仰仗共同体边界的确立,封建君主可以统治天南海北的臣民,但选民一人一票的民主体制不能有异质存在,否则便会妨碍宪政的运转,乃至引起内战,政体越是趋向大众民主这一点就越明显。

即便是英格兰这样大众民主色彩在二十世纪前并不突出的国家,依然要付出流血的代价:如果不是詹姆斯二世选择跑路,光荣革命本身是可能演变成英荷战争的。而清教革命是英国有史以来牵扯最大的内战,那些连诺曼征服与玫瑰战争都能置身事外的基层社区统统被卷入进去,可能只有黑死病的影响才能与之旗鼓相当。

从这个角度讲,二战前列强基于统治方便而胡乱拼凑的殖民地国家,独立后其内部持续不断的冲突与战争是引入民主政治的自然现象,它们正处于共同体诞生的痛苦分娩期,用铁与血支付上帝仲裁边界的代价。任何想要逃避这一代价的人,都会落到比这更糟糕的处境中去。

而在光荣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的社区变化不大,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十八世纪,激进主义长期势单力薄。直到工业革命与世界大战带来的剧烈变动,一定程度上打乱重组整个社会结构,才使得否定现有宪制与政权的激进主义成了气候。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能在联合王国的宪制中看到三百年来英格兰保守主义的延续性。

是以用今天的话说,十八世纪不同派别之间的争论,基本上可以划入所谓"共识政治"的范畴里去,即所有人都对英国人的宪制与自由达成共识,在此共同立场上才分化出左/右、激进/保守派。双方的分歧一部分是对政府和议会如何对待民众以及为民众做了什么观点不一,另一部分则在于各自对全体人民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与自由的不同理解。

激进主义者通常强调人的积极权利,主张范围更广的选举权、宗教宽容、出版与言论自由以及对暴政的反抗权,反对常备(陆)军,因为常备军与专制挂钩,往往被拿来镇压人民。激进派支持民兵,反对国王庇护制与各种寡头政权,要求取消衰败选区,重新分配议席。

部分激进分子则热衷宣传主权在民与民主共和国,少数更为激进的分子干脆认为只要人们在财产和地位上不平等,即使民主共和国也无法充分保障公民自由,因此要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必须先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平等。这观念实在太激进与太不现实,以至于在激进派中也是受谴责的,大多数人始终认为没有私有产权,就等于没有文明。

在十八世纪初,激进主义只是几个小团体的主张,但随着时间推衍,它也开始越出藩篱,走向大众运动,报纸、政论小册子、政治协会与俱乐部、游行请愿和群众骚乱,院外压力集团从伦敦扩散到各郡县,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在威尔克斯运动达到高潮。

威尔克斯是天生的煽动家,他将自己同国王政府的争端,与政治迫害相挂钩,煽起支持者最本能的怒火,以焚烧敌对者模拟像的仪式制造仇恨,同时将院外政治变成公共活动,利用公众庆典、节日宴会、队列游行和群众示威吸引人参与,并熔铸出大家的共同事业这样一种情感。

他还非常有创意地说服工匠,生产一批带有其支持者符号的物品,尤其45这个符号 (威尔克斯在其第45期杂志上攻击乔治三世),既为文盲所认识,也可以画在任何一件物品上,或者被用作时间、空间或质量的单位,这个简单的标识成为了威尔克斯、自由乃至整个激进事业的符号或象征。

但不管威尔克斯的情感炼金术有多么精妙,激进派的事业在十八世纪也只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牛虻,到了世纪末他们开始在一些基层社区获得了支持,可也收获了更多社区的不满与反弹——忠于保守事业的报纸和期刊在数目和发售量上都要超过激进分子,并活跃了更长的时间,保守分子的宣传材料、宗教团体与政治组织都更有影响力,并且与激进派远不在同一个量级上。人们争先恐后地向王室宣誓效忠,在认为现有政体受到威胁时出来保护它,嘲讽非国教徒,憎恨与迫害天主教徒和犹太人,不得人心的沃波尔内阁仅因为与西班牙有限妥协,便遭到了群起而攻之,最后靠衰败选区的议席才不至于垮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政府往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压制保守派的群众运动而不是激进派。

  然而英国大众并不是精英阶级可以随意拿捏和收买的存在,因为英国上层的议会政治与基层的地方自治不仅时间绵长,而且从未断绝,这即便是在欧洲也是很罕见的,与之相同的主要是少数几个西北欧新教国家。

议会政治和自治城市在中世纪的欧洲曾是各国的惯例,英国的市民阶级在当时并不是最强的。但从文艺复兴开始,欧陆各国引进君主专制,以西班牙为典型,在王国上层取消三级议会,在基层取消自治城市。西班牙最早的一批殖民者在美洲也曾经按中世纪惯例建立了自治城市,但西班牙国王为了强化王权不再允许设立自治城市,改为任命流官。而英格兰即使在最危险的约克王朝和都铎王朝,国会都是延续的,更不要说自治城市。

这是英国为首的西北欧新教国家与欧陆、拉美天主教国家政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立宪政制对前者来说是其稍有波折但总体一直不变的生活方式,如饮水呼吸般自然,但对后者来说,却是中断了两三百年左右再度回归的老旧传统,需要付出更多的革命与内战作为代价,至于欧洲之外从来没有这种传统的国家,民主水土不服实在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情了。

所以拉美的寡头政治是真的寡头政治,沿着殖民地时期的惯性,在二十世纪的民粹政治家登上舞台前,没有公共政治这一概念,往往只有一个人数稀少且封闭内卷的小集团把持政权,没有也无法安排大众与地方的位置。而十八世纪英国的所谓寡头政治,是按如今一人一票普选权社会的评价标准,所谓精英政治亦然。

诚然,王国上层的议会政治被有产精英把持着,对于英国的大多数民众而言,他们感受到政治的存在并非是在威斯敏斯特,而是在地方。为了赢取选区需要耗费不菲的花费,使得赞助者与大部分候选人都是身居高位的有产者,并且有大量的暗箱操作现象。

但选民们在各选区也并不是一股无足轻重的力量,只有大概20个衰败选区的议席是完全可以靠金钱收买的,其他的即使在那些小的、庇护人可以发挥相当影响力的自治市镇,他们也只是在影响选民这项任务上花了足够可观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才有所收益。在更大、更重要的选区,庇护人很少有足够的把握获得议席。即使为了避免激烈竞争而互相妥协,候选人也必须研究奉承、款待讨好选民。

大部分选民是有一定身家的中产阶级,占成年男性的20%左右。他们珍视自身的独立性,对国事也有自己的看法,对竞选非常慎重,并倾向下院议员应听从选民的指导去投票。他们不反对等级制,并愿意表现出对自身领主或地主的顺从,但作为交换,必须为全体选民的特殊利益,乃至整个地方社区的利益服务,如果议员在为选区慷慨地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之余,住在选区、参加选区的庆典那就再好不过了。

王国基层的市镇社区,则是民众最活跃的地方,激烈的政治活动经常将选民之外的人也卷入其中。新兴的资产阶级主导着市镇,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为各种鸡毛蒜皮的琐事和牵扯所有人利益的要事而不断博弈。即使是市镇的穷人,也学会通过组建大范围的组织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些组织有熟练工人协会、街角俱乐部、友谊社团,并不惜群众集会乃至暴乱。由于缺乏职业警察,也不愿求助常备军,大部分有产者往往选择退让和妥协。

由富有居民构成的市镇政府同样不能无视大多数人的政治诉求,而且政府权力极大受制于其他行政机构:教区委员会、庄园法庭以及诸多用于维持港口、码头、桥梁、运河、市场和墓地的收费信托与改进委员会。教区与庄园法庭是中世纪的遗存,而这些收费信托与改进委员会则是在得到广泛支持后,以某些个体以非正式的形式发起,针对具体的事项。

十八世纪的政治纷争也集中于基层社区,很多市镇政府和其他行政机构内部,或者与外部居民经常爆发激烈的冲突,为了政府成员的组成、居民的特殊利益,导致政府经常性的停摆,然后激起更大的要求改革以分配权力的浪潮。尽管对革命的恐惧,引发了保守思想的反扑,或者说制止了因为改革造成的完全无政府状态。

以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正是基层频繁且牵涉众多的政治活动,使国会普选权逐渐扩散到最底层时避免了更多的混乱。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英格兰高度自治的市镇社区理解成一个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微型国家,由无数的自治社团和利益集团构成,而英格兰乃至整个不列颠则是无数微型国家的联合,然后这座充满水密舱的航船扬起历史之帆,从十八世纪走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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