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时评| 医疗资源承压,互联网首诊可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朱恒鹏、聂日明 2020-01-29 09:4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染性不低,大量担忧自己是否被传染的其他病症患者涌到实体医院里,大大增加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性,本来不是患者,因为想要确认是不是患者,结果真的变成了患者。

朱恒鹏、聂日明/文 1月28日,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天有13支医疗队,大约1800人到达武汉。截止到28日晚上,有医疗队6000人支援湖北疫情防治工作。相关机构对这些医疗力量统一调配,除了武汉外,黄岗、咸宁、孝感、仙桃等7个城市的定点医院也有外省医务人员在开展工作。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1月19日之后变得更为紧迫。确诊和疑似人数急剧上升,医疗资源承压,一个城市的医疗资源是依常态环境配置的,传染病疫情是特殊状态,资源肯定是无法应对的。

另外,肺炎疫情从有限人传人的判断变成人传人,并且出现三、四代病例,医护人员被感染或者设置保护措施,诊疗效率下降,会进一步降低供给,另一方面疫情扩大导致武汉及湖北其他市县居民对自身的担忧,大量潜在患者担心自己患病,这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紧张程度。

这种情况下,外省市向武汉及湖北其他地市提供医疗资源是迫不得己的办法,也是中国作为大国的优势。

异地调配医疗资源的成本

但行政调配医疗资源的成本太高,不是市场化的处理机制,无法成为常规的紧急应对机制。首先,成本上看,以6000个医护人员、日常生活成本每天500元,1个月就需要1亿左右的支出,这是最低的口径。其次,还需要考虑工资和激励的显性和隐性成本,外省市医护人员到武汉,面对的感染风险明显高于原先工作的城市,志愿前往的医护人员,需要给足激励,不能寒了他们的心。

再次,最麻烦的还是医护资源分派和需求的匹配问题,湖北的城市很多,卫健委的信息显示,外来的支援力量在8个城市开展工作,湖北共有12个地级市,地级市下面还有县,不乏距市中心较远的县,6000个人的资源虽然不少,但对于湖北来说,总量上肯定还是偏少的。同时,哪些地区医疗资源更紧缺会随着疫情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很难准确预期,这些都制约了外来支援力量全面满足湖北的治病需求。

所以,我们使用了传统行政动员的方式从全国派遣医护人员,这固然值得赞赏,但我们也要看到,机制成本太高,效率也很难高起来,不宜成为紧急状态的常规预案。那更好的办法是什么?

抗击疫情,互联网医疗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本次疫情,一些做互联网医疗的企业分别组织了上千名一线城市的医生进行远程义诊。在当下疫情的环境中,互联网医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办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染性不低,大量担忧自己是否被传染的其他病症患者涌到实体医院里,大大增加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性,明明不是患者,因为想要确认是不是患者,结果真的变成了患者。

互联网医疗大幅降低了调用一线城市优质医疗资源的成本,医生也没有感染病毒的顾虑,同时解决疫区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将明显没有感染的人排除在外,疑似病患再去指定机构确诊或排除。因此,鼓励互联网医疗企业尽快组织资源为疫区服务是非常划算的举措。

现有政策制约互联网医疗发挥作用

但我们似乎没有看到互联网医疗机构发挥太大的作用。这主要是政策对互联网医疗还有较多的限制。目前以网上挂号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涌现出了好几家,其业务几经演变,已经向咨询、送药等方面渗透,2018年及之前年份,相关机构也出台过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但还远远不够。

首先,现有的政策允许现有医院+互联网,但反过来就不太支持,以至于现有互联网医疗企业需要找医院合作。考虑到现有高等级医院自身优势太强,他们做互联网医院的动力并不强,“能做的不想做、想做的做不了”,这就是目前的局面。

医疗的核心业务是看病诊疗、开方开药,但监管机构对此高度谨慎,互联网出身的互联网医疗企业只能做诊疗之外的非核心业务,给医患提供线上咨询、挂号等服务,最多到“轻问诊”的地步,侧重咨询。不做核心的诊疗业务,也意味着患者无法使用医保,这种环境中,大多数医生和患者只会把这些平台当成非必要的补充,很难认真对待,规模做不起来,因而无法发挥作用。因此长期来看,对于合资格的互联网企业,应当允许他们从事医疗的核心业务,而不仅仅停留在“轻问诊”环节。

再次,即使是现有医疗机构发起的互联网医院,现有政策中,他们也只能做复诊,首诊必须在实体医院里面诊,这意味着湖北以外的互联网医院是没办法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参与到病情的治疗的,这也是“微医”等互联网医疗机构尽管组织了很多医生义诊,但没有起到相应作用的原因。

事实上,即使不同医疗机构的网上诊疗风险存在差异,医生是否可以网上首诊依然应该让医生自己决定,而不是监管部门。因为医生是一个靠医术和医德吃饭的行业,他们高度谨慎,一有不慎,便会砸了自己的饭碗。允许互联网首医,在职业规范和医师执业证书公示的约束下,医生若判断网上首诊风险过大,自然会要求患者线下首诊,只有在判断误诊风险不大的情况下才选择网上首诊,如果实在担忧,可以对医生的职称设一些门槛(如副主任医师以上)。

长远来看,互联网首诊的另一个好处是,完全可以解决医疗资源与实际需求间的错配,将一线大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覆盖到基层、偏远地区。这个鸿沟一直都在,一直被批评,但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本次这种十几年一遇的疫情面前,这个鸿沟被放大了。

最后,承认互联网医疗并让他们可以实际发挥作用,还需要配套政策,包括符合要求的互联网首诊、复诊的医疗费用可以使用医保支付,首诊和复诊开具的处方可以在实体药房或互联网上购买药品,允许大城市的医生可以多点执业、自由执业等。

(朱恒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聂日明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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