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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经管陈劲：发力营建公共卫生创新公地
作者：陈劲 2020-02-21 22:01
大力发展公共卫生领域的创新，不仅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商业财富，更重要的是能带来真正的财富——幸福安康。
陈劲/文 突如其来的肺炎疫情，无疑对中国社会和经济乃至全球产生了严重影响。本次疫情事件固然有不测之面，但对我国政府治理模式、产业发展重心、社会关注重点等均有较大的触动。我们坚信本次疫情定将得到有效控制，同时也应探索在今后发展进程中针对公共产品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创新产品，以及新的治理模式。
加强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卓越成绩，国有企业在战略性、基础性、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以及民营企业在互联网消费领域的创造性探索举世瞩目。
中国公共产品的供给，如公共交通（尤其是高铁）、通信、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和完善的教育体系等方面，已经具有雄厚的基础与能力，但在重大病毒控制、重大疾病防治的公共产品创新发展方面仍显不足，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长期以来，人类的经济发展过多地重视商业财富。如经济学家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是创造性的破坏，创新关注的是商业价值与商业机会，而并没有关注创新对社会福利、人类福祉等社会价值的影响。随着创新范式不断演进，商业财富的提升已经远远不能囊括所有的创新目的，社会财富的提升开始进入到公众视野。
经济学家彼得•斯旺在他的新作《公共的创新》一书中，将财富分为M-财富和R-财富两种。其中，M-财富是指现代意义上的财富、商业财富（Mercantile wealth）或物质财富；R-财富则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财富、福利与福祉，可以理解为真正的财富或Ruskin财富。无疑，未来中国发展的重点应更多地关注福利与福祉的创造，包括生态文明和可持续性等发展要求。
从中国2003年的SARS传染疾病到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疾病，两次危机提醒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高危扩散性传染疾病的防治。
高危扩散性传染疾病是指具有危及人们生命的，目前科技水平难以治愈的传染疾病。这种疾病在极短时间内具有强烈的扩散性和传染性，同时造成人们生命的极大危险和社会的极大恐慌，严重影响人们的社会工作和生活方式，极大削弱社会生产力，最终影响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为此，作为国家安全与稳定的长期策略，必须在高危扩散性传染疾病防控的应急治疗和处理方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以此相关的公共卫生应成为中国发展的新重点。
公共卫生成为中国发展的核心领域，不仅能极大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也能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地产建设、通信交通固然还有较大的投资乘数和发展空间，但相比之下，从世卫组织已有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的公共卫生支出占政府支出之比虽然高于印度的5%，但长期徘徊在10%左右，远低于欧美政府——美国公共卫生支出占政府支出之比在2014年即超21%，欧盟国家2014年平均水平为15%。这表明，公共卫生具有较大的消费成长空间。
图 ：美欧中印等国家（区域）公共医疗保健支出占政府支出百分比（1995-2014）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我们在继续关注人工智能、可持续能源的发展进程中，更应加大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与消费能力。大力发展公共卫生领域的创新，不仅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商业财富，更重要的是能带来真正的财富——幸福安康。
建立创新公地
公共卫生领域的创新发展，不仅仅需要聚集来自政府、企业及社会的创新者，还应具备公共创新所需的必要知识、信息等创新资源。这些创新资源一般由体系中的创新者投入，资源投入之后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可以服务于每一个个体。
由此可见，公共卫生创新体系中的资源具备公共事物的一些性质。公共事物是指与公共相关的事物，即除了私人物品之外的所有物品，根据竞争性和排他性可以分为纯公共物品、公共池塘资源和俱乐部物品。
随着对公共事物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研究者发现信息和知识也具备公共事物的一些特点，于是逐渐出现了信息公地和学习公地的概念。
信息公地旨在促进新技术融入教学、学习和研究，是一个访问、收集、组织、分析、管理、创建、记录和传递信息的新途径。学习公地则是在信息公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指由学术机构或为了学术目的而建立的，聚集各种知识、信息及人力和社会资源的一个环境。
对于创新而言，尤其是创新初期，由于创新资源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因此这一部分资源应该如何管理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借鉴信息公地和学习公地的概念，亚生•波茨（Jason Potts）新近提出了创新公地(innovation commons)的概念。创新公地是一套合作规则体系，旨在促进信息共享，最大限度地提高机会发现的可能性，是一种激励合作的治理机制，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将分布式信息、知识和其他投入汇集到创新中。
在中国，创新公地的建设不同于西方，更多应来自政府的有组织行为。中国应该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社会主义优势，培育好面向公共卫生这一领域的“创新公地”，如尽快组建更多具有战略性、公益性的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组建高水平的公共卫生领域的知识库，打造高效的公共卫生知识产权流转平台，加强公共卫生的科学普及工作等。
治理创新公地
基于公共事务的性质，哈丁提出了“公地悲剧”的概念，指出了公地资源存在过度使用的问题。面对公地悲剧的市场失灵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政府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唯一途径。而后，诺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Ostrom）提出了自主治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公地悲剧并不总是会发生，可以通过公地的自主治理加以避免，而无论市场、政府还是自主治理，均不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唯一方案，需要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机制。
借鉴奥斯特罗姆对公共事务治理的相关研究，针对创新公地的治理问题，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种观点：
一是政府是治理公共事物的有效途径。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是私人物品生产和交换的最优制度。但由于创新过程存在风险、对产品的占有不完全、使用中存在报酬递增等因素，企业对发明和创造的投资不足，因此在发明资源的配置中，尤其是在许多基础研究领域，会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在此情境下，政府对发明和创新的政策对创新公共物品的管理会发挥重要作用。
二是处理好自主治理与多中心治理的关系。
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也为创新公共物品的治理提供了很好借鉴。在奥斯特罗姆之前，学者普遍认为在面对市场失灵时，政府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而奥斯特罗姆通过对实际案例的观察，发现一些社区可以实现自主的治理，以达到对资源的有效使用，避免了哈丁所说的“公地悲剧”。因而，并非唯有政府可以解决公共事物的治理困境。如果社区可以有良好的规制与秩序保障，自主治理将是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解决公地悲剧的一个重要途径。
但对于社会问题的治理，需要针对特定的问题采取特定的方案。尽管自主治理有时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但没有任何一种途径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情境，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因为创新所需的新信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而创新具备公共物品的属性。在创新的最初阶段，政府和市场并不会介入，所以自主治理理论为创新公地的治理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思路。
发展至创新的中后期阶段，则可以通过社区的自主治理，与市场、政府形成多中心治理的格局，共同实现对创新公地中资源的聚集和协调管理。
对公共卫生这一特殊的公共产品而言，其创新及治理体系还应纳入家庭和个人。与传统的创业行为不同，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倡的企业家寻租行为，公共卫生的创新与治理将特别关注具有自我创新与探索能力的使用者的参与。
为此，使用者的免费创新(Free User Innovation)和病人创新(Patient Innovation)，也将成为公共卫生创新与治理的生力军。如中国在长期文明进化中提炼出许多宝贵的来自民间的中医药智慧，就是中国式创新公地的重要源泉。
作为世界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大国，我们不仅仅要国家安全稳定发展，而且要带动全世界安全稳定的发展。我们应当在公共卫生，特别是高危扩散性传染疾病防控的国家治理策略中表现出模范作用，为全世界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国贡献。为此，进一步发挥政府、市场、社区、家庭和个人的综合治理力量将成为关键。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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