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对象供图）

经济观察报记者 钱玉娟 北京报道   春风动力（603129.SH，全称“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是浙江省杭州市首批复工企业之一。这家有着20多年制造经验的大厂，面对“云复工”有着自己的担忧。

除了外部的供应链复工未到位外，“员工返工率一直是我们所着急的，也是我们全力在解决的事情。”春风动力副总经理孙权告诉记者，就在2月26日晚，包括他在内的春风动力高层还就企业与员工的应急能力进行远程会议讨论。

孙权说，当下对春风动力及未来发展而言，“无疑是我们自己组织能力提升的一个绝好契机，如何化危机为机会。”

制造业采购与供应链管理专家沙炜2月22日晚参加了一场“围炉夜话”，来自华东地区制造业的近50位供应链管理高层通过在线分享，讲述着各自企业的现状。

根据百度地图数据显示，截止2月21日，全国上下有18省的复工率超过50%，山东、福建、江苏等沿海地区的复工率超70%。但沙炜发现，对于制造业而言，复工后的形势更为严峻。

“光从企业复工率统计无法表现真实的市场恢复状况，更要关注企业生产力恢复水平。”通过与华东地区部分制造企业高层对话，沙炜判断，“它们复工后的生产力水平也仅恢复到了正常水平的40-50%。”

鉴于制造型企业遇到的难题，部分地方政府也在施以援手。在浙江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看来，在复产和防控陷入两难选择时，江浙沪等多地的“精密型智控”做法尤引关注。

云复工进行时

浙江省启动的“一图一码一指数”方案来有序推进复工。但这个方案对于不少传统制造企业而言，直接告别纸质材料，短时间搜集、整理全盘信息，以大数据的形式实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从收到杭州市政府下发的“企业通过钉钉递交复工申请”的通知后，作为朝阳轮胎信息化负责人的郑励丝毫不慌乱。

“包括复工承诺书、员工的健康档案、所在区域……”郑励告诉记者，杭州市政府要求复工企业“一人一表”，朝阳轮胎自2月6日收到政府文件后，郑励所在的信息处便着手准备起来。8日上午申请平台一开放，“不到一小时，我们就通过系统提交了所有申请”。

据悉，朝阳轮胎3600名在册员工中，有1300人递交了复工要求的所有材料。“当天晚上10点，我们就得到了政府的批复。”郑励说，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朝阳轮胎成为杭州首批复工企业，2月10日正式开工。

截至2月26日采访前，朝阳轮胎也已经复工满3周，在郑励发给记者的人员动向统计图中，不仅可以看到朝阳轮胎各个部门的复工人数，例如一线员工复工占比达89.62%，管理人员复工占比达98.02%，就连各个员工当前的位置分布都清晰可见。

自企业复工后，从早期的钉钉健康打卡，知悉员工动态和健康情况，到之后利用杭州市的健康码，快速筛选外来员工返岗名单，动态监控其健康，“截止到2月26日，春风动力的复工率达到了85%以上。”在孙权看来，一系列数字化的内部管理，不仅实现了精密型防控疫情，“还对供应链的效率跟零部件的管理起到了很大作用”。

转型非一蹴而就

郑励告诉记者，朝阳轮胎的员工中有不少是疫情相对较重的湖北、河南两省籍人士，另外还有甘肃籍的员工因返岗会途径上述两地，导致不少员工复工较困难，“将近有三四百人。”

对于未复工的员工，郑励对个中原因情况也能一目了然。从他发给记者的企业钉钉后台数据中可见，朝阳轮胎员工中在杭隔离人员占比25.19%,无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占30.08%，而占比最高在31.58%的则是居住所在地区交通管制。

其实，在“精密型智控”的基础上，让周德文为江浙部分地区政府点赞的原因是，为解决一些制造企业在外员工难返岗的问题，于近期出台政策对返工人员“包邮”，包车或专列接回外省员工。

2月18日晚8时07分，一趟返工人员专列缓缓驶入杭州东站，来自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的程美文搭乘这一专列抵杭，包括他在内的数百名安徽籍工人也平安到达。

程美文是朝阳轮胎的一名钢丝圈复合工，产线复工之时因籍贯所在地限制无法出来，直到在政府、企业等多方协调下，凭借健康码等，顺利返杭。

包括程美文在内，朝阳轮胎有数十人搭乘了安徽、贵州等地的返工专列，但郑励告诉记者，“当政府紧急要求企业上报相关人员数据时，我们第一时间就给到符合专列的相应省份员工数量和名单，但有些企业没有这些数据，要临时去统计的话，你可以想象一时间是报不上去的。”

于郑励而言，朝阳轮胎能如此做到精细化、数据化管理，并非疫情突发才有的状态，这得益于企业长达4年多，始终进行的数字化转型。

原来，郑励所在的信息处是2013年成立的，彼时朝阳轮胎就有意搭上大数据这股东风，乘势改革一番。

起初朝阳轮胎自身在搭建一些信息化体系，此后知道并注册使用钉钉时，郑励则抱着“先用用看”的态度，在信息处的带动下，整个朝阳轮胎有数千人开始了“钉钉化”办公。

“2016年，钉钉平台上有几千人规模的企业组织，当时还不多。”郑励记得，钉钉团队通过后台主动联系到他，进一步了解企业的应用情况及需求点，那一年，两个团队正式合作起来。

传统制造企业要使用一个互联网基因强大的应用工具，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是一边走一边用，然后一边在提高。”对于实际应用过程中的效率提升问题，郑励坦言，虽不是立竿见影，但团队合作中总能发现一些不错的功能点，“我们也会基于钉钉平台开发一些自用的信息化应用系统。”

合作的目的就是提高效率。位于上海的东方希望集团，其规模体量远大于朝阳轮胎，在全国拥有160多个实体工厂，但它与钉钉并肩同行时稍稍晚了一些，直到2016年时，才开始借力钉钉推进数字化、信息化。

但据东方希望集团CIO黄兴胜介绍，通过与钉钉合作将线下管理在线化，如今集团80%以上的业务实现了线上化，业务板块之间也实现了闭环移动管理，互联互通。

组织数字化临考

当疫情考验突然降临，集团要以“云复工”启动自救抗疫时，黄兴胜仍然会“压力大到睡不着觉”。他担心服务器扛不住，系统崩溃了怎么办？他还担心上上下下两万多名员工不在一起办公，效率会不会极其低下？

其实，作为一家“重”型制造企业，面对疫情要实现“无感”化的线上线下复工复产，难免被认为“船大难掉头”。可经历过后，让黄兴胜悬着的心落地了。

他告诉记者，整个集团自2月3日正式复工起，没有任何紧张与手足无措，“一切都水到渠成，管理与运营有序开展。”

基于过去三年多拥抱数字化的经验，东方希望的生产经营未遭受疫情的恶劣影响。黄兴胜庆幸，“选择走数字化这条路是对的。”但悉数数字化对集团组织带来的变化，他表示“一时半会儿说不完。”但他强调，数字化并非一种工具和手段，而是成为组织的生产力。

沙炜认为，正是基于组织较高的数字化程度，让包括东方希望、朝阳轮胎在内的大中型制造企业，面对突发疫情、不可避免遭受冲击之时，尽最大能力保障着复工复产的活力。

郑励给出了一组数据，仅疫情期间，组织的数字化让朝阳轮胎的信息传递及数据汇总效率提升了70%。他告诉记者，疫情导致复工之初供应链供给不足，但朝阳轮胎因年前就保有未来一个月的原料供给，如今复工复产水平呈现阶梯式增长。

如今的每天一大早，郑励会向全公司员工发出“健康打卡DING”的钉钉消息，除此之外，他还可以通过手机实时了解企业内的原料存货、生产、订单、物流循环的全部数据。“复工首先要盘清楚手里有多少原料、需要优先分配给哪些订单等等，整个链路要实时在线。”

不仅企业组织上“云”实现了数字化，就连生产流程的全系统，都因为钉钉等互联网工具的助力进一步打通，周德文认为，数字化的精密型智慧防控，让包括制造业在内的企业们得以防疫和复工两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