驭势2020 | 对话许斌:新冠疫情将重创全球经济 中国经济受外部影响有限

作者:李思 2020-03-23 20:46  

为对冲疫情影响,短期内有必要采取强力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乃至行政化手段。但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仍要依靠市场经济机制来激励微观主体迸发出其内在活力和创造力。

经济观察网记者 李思 3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超预期的全球大流行,全球确诊病例逾20万例,仅意大利一国新冠肺炎的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中国。

随着疫情的爆发,多国进入紧急状态,收紧边境或“封城”。加之受油价下跌的影响,全球市场出现前所未见的波动。美股在两周内4次熔断,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主要经济体都出台了紧急降息政策,美联储连续降息最终降为零利率,并推出了7000亿美元的大规模量化宽松。

中国央行并未加入全球“降息潮”,而是宣布实施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同时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1000亿元,利率不变。 

就新冠疫情对中国及全球经济的影响等话题,经济观察网专访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教务长、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斌。

许斌认为,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会引发新一轮的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也会有一定影响,尤其是短期打击非常大。但由于中国经济目前对外依存度较前已大大降低,全球经济衰退传导至中国经济的影响不会太大。

许斌指出,中国的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GDP占比,目前较全球化高峰期下降了很多,中国经济受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大流行的影响,可能并不会像很多人预期的那样大。疫情短期内对全球价值链的转移不会有太大影响,但中长期可能促进全球价值链进一步转移出中国。但同时,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价值链升级。

随着疫情在中国得到控制,中国经济年内会有较大的反弹和恢复。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仍取决于中国推进法治化市场经济建设的决心和政策力度。 

“中国经济如果想要在未来中长期走出一波行情来,还是要靠法治下的市场经济建设。”许斌指出,为对冲疫情影响,短期内有必要采取强力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乃至行政化手段。但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仍要依靠市场经济机制来激励微观主体迸发出其内在活力和创造力。政府要做的是加强和完善法治建设,提高治理水平,保障市场运行的公平公正。  

访谈: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经济观察网: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您的看法是什么?

许斌:新冠疫情的爆发,尤其是它在全球的快速传播,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无法预见的意外负面冲击”。 

相比意外事件,微观经济主体,包括家庭、企业等对可预见事件,事先会将预期到的负面冲击影响消化,因此真正实现的冲击力度会较小。但面对意外负面冲击,微观主体甚至包括政府,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只能全盘接受负面效应,冲击力度会非常大。 

我们需要先回顾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变化的历史,以此作为分析这次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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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21世纪对外经济历史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1年-2006年,即中国入世后的5年,全球化在此期间走向尾声。这个阶段,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即贸易开放度,从38.5%上升到64.5%,年均增速13.5%。这个速度远快于同期与中国对标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群体,如巴西、俄罗斯。

2001年,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贸易开放度为48.1%,2006年为60.7%,年均增长率5.2%。同期,全球贸易开放度从50%上升到58.5%,年均增长率3.4%。 全球化时期,中国的贸易开放度以两位数速度增长,增速远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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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是2006年-2017年,为逆全球化阶段。

中国的贸易开放度从2006年的64.5%,下降到2017年的38.1%,年平均增长率为-3.7%。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同期贸易开放度年均增长率为-1.8%,全球为-0.1%。 中国贸易开放度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此后逐年下降。

如果将贸易开放度的下降作为对外依存度的指标,那么在逆全球化阶段,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的下降速度要远高于其它国家。这反映出中国经济自身的转型,以及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导致中国对外的依存度大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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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2018年-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数据表明,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有个时滞,是在2019年开始显现的。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率2018年为12.6%,2019年跌至1%。中国出口增长率2018年为9.9%,2019年跌至0.5%。

中国进口增长率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状况。2017年,中国经济超预期增长,当年进口增长率为 15.9%。2018年时中美贸易摩擦刚开始,其负面影响尚未显现,当年进口增长率仍高达15.8%。到了2019年,进口大幅下滑,增长率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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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是开始受新冠疫情影响的2020年。此前,统计局公布了1、2月份的数据,中国进出口同比下降9.6%,出口同比下降15.9%,进口同比下降2.4%。 从中国对外经济的4个阶段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崛起是乘着全球化的东风,通过加入全球经济体系来实现的。随着逆全球化的发生,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经历十数年的持续下降,下降速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时,中国对外依存度已降到较低水平,所以中国经济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并不大。这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短期直接影响非常迅猛,但同样因为中国对外依存度已降到较低水平,所以疫情全球传播后再传递回中国的影响并不会太大。

经济观察网: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中国经济的外部影响究竟有多大?判断依据是什么?

许斌:这次疫情在极短时间内造成经济活动大面积休克、全球范围内的恐慌性预期。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已不可避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会非常大。但结合此前的分析,我认为这次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对中国经济的外部影响可能会比很多人所预期得要小。 

根据联合国贸易开发组织的数据,2017年中国出口的中间产品全球占比为12.3%,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的全球占比为14.5%。2018年,中国出口中外国贡献的增加值(即全球价值链后端的增加值)和外国出口中中国贡献的增加值(即全球价值链前端的增加值)的全球占比为11.4%。这些数据反映出目前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份额,在近几年均有下降,总体比重并不高。 

在全球供应链中,中国主要提供精密仪器、机械、汽车、通讯设备等。我们常用手机,武汉有汽车工厂,人们经常听到这方面的故事,所以会以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重很高。实际上,现在中国制造占全球价值链的比重不到15%。 

2001年中国入世时,中国还不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重仅为4.5%。这也是2003年SARS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不大的原因。

占比15%和5%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还有乘数效应,所以现在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可能是2003年的10多倍。因此,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是非常大的,对中国经济也会有较大打击。

但从数据看,目前全球供应链中位于中国的部分具有刚性,不是说转移就能转移的。根据联合国贸易开发组织的数据,在2015-2017年,中国出口的中间产品的全球占比从13.4%下降到12.3%,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的全球占比从14.6%下降到14.5%。2016年-2018年,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份额从11.5%下降到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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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全球供应链转移出中国的速度,已进入平台期或刚性阶段。在2001年-2006年全球化时期,对华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速高达5.7%。而2006年-2017年逆全球化时期,对华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速为-6.3%,那时处于弹性阶段。而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并没有大幅下降,仍有近0.1%的增速,可以说是进入了刚性阶段。

以上分析表明,新冠疫情对全球价值链会造成很大冲击,但对短期内全球价值链中国部分的影响不会太大。

经济观察网:怎么看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

许斌:疫情在全球传播带来的是全球经济下滑,我认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不会太大。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对全球经济增长有1/3的贡献度,如果中国经济年内能从疫情中恢复,对全球经济会是很大利好。

由于过去十几年的逆全球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比重已较低,剩下部分具有刚性,短期内难以转移。所以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从外部传递而来的作用力不会太大。

如判断中国经济未来1年、5年,甚至10年后的发展情况,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本身,一是中国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如人力资源和技术创新能力;二是供给侧政策所产生的效率,供给侧政策注重长期,不包括应对危机所采取的短期政策。

如果中国经济想要保持中长期发展,还是要靠法治化市场经济的建设。供给侧改革的作用是把中国经济本身的活力、中国人民本身的创造力调动出来,这是最根本的。克服疫情所造成的短期负面冲击确实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利用好这次疫情提高自身机制的效率。

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一样,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有可能推动一些原本比较难的改革。疫情使经济停摆是坏事,但换个角度,将此作为压力测试,测试一下各部门的运作效率,看哪里有短板,哪里有冗员。 

在数字时代,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要依靠大数据。政府可以从中分析出经济运行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些短板,这对未来有极大价值。

中国整体的治理体系,也可以参照供给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去掉冗员,去掉多余的审批环节,去掉官僚主义,降低行政成本,补足治理短板。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供给侧改革,目的都是提高效率。经济方面需要让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有效运用,国家治理也需要让行政资金和公务员资源得到合理有效运用,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 

疫情对中国经济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有被动影响,也有主动影响。我们应主动利用疫情带来的环境,做原本做不到的事情,如提高数据透明度,使科研人员能够得到准确数据。有了准确的疫情数据,才能研究如何预防下一次的疫情。同样,有了准确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数据,才能实现政策制定和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 

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经济观察网:此次疫情是否会引发新一轮全球经济危机? 

许斌: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一定会引发新一轮全球经济衰退。市场经济是周期性的,盛极必衰。

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了1992年-2007年这个阶段长期的经济上升。美国尤为明显,其积累的矛盾在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中和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爆发,之后连锁反应引发了欧债危机,一直持续到2012年。 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好像一直在,但事实上已结束有10年时间,而且过去10年全球经济相当好。粗略计算,从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到今天,人均实际GDP年均增速,中国是6.9%,印度是5.6%,美国是1.5%,欧洲是1.3%,日本是1.2%,全球平均1.6%。对于发达国家来说,1.2%-1.5%的增速已相当高。

2009年6月至今是美国经济史上最长的繁荣期,长达128个月,打破1991年到2001年(120个月)的最长繁荣期记录。

内部动能推动经济向前,但矛盾也在积累,产生调整的需要。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调整会在什么时间点发生。市场经济的周期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认为美国股票已经被高估。但疫情发生前,美国股价一直走高。这次在各种因素聚合下,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美股终于出现预期中的跳水。 

从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到2008年-2009年的大衰退,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当大危机发生时,将利率降到零,并实行量化宽松。因此上周末美联储一步到位把利率降到零,同时启动量化宽松,也在意料之中。

看似这是对新冠疫情的应激反应,实际上这是过去10年积累的矛盾爆发。这是经济周期在上行10年后,必然走向衰退的过程。并不是说,没有新冠疫情,全球经济就不会衰退。新冠疫情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国家都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刺激政策,而且会采用负利率和量化宽松这样的超过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做法。伤风感冒时可以说出了问题让市场来治疗;但如果病情严重,大家都会用政府和央行开出的急救猛药。中国也开始降准,估计后面还要降息,还要出台财政刺激政策等,这是危机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共识。 

经济观察网:此次疫情是否会带来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转移? 

许斌:受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转移,而中长期,可能会导致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转移和调整。 现在,全球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非常细分。之所以会出现价值链在全球的分割,是因为要提高效率,同时由于通讯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的降低,可以把价值链分得很细,遍布全球。现在突然要从全球供应链中退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短是很大的打击,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停工都会对价值链产生影响。造一个产品需要100个零件,但是1/4、1/5的零件来自疫情仍很严重的国家,生产不能恢复,这个产品就生产不出来。

对中国而言,在逆全球化和中美贸易摩擦时期,已经产生将供应链从中国搬出以分散风险的动能。但企业和个人一样是有惰性的,很多没有采取行动。但这次新冠疫情后,可能会使一些企业痛下决心,把工厂从中国搬出,可能分散在全球多个地点,也可能搬回自己的国家。 

因此,我认为疫情在中长期会对全球价值链转移带来一定影响。这些影响对中国总体来说,直接效应是不利的。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重现在是15%左右,长期来看这个比重还会下降。 但这不见得是坏事,一些中低端产业本就应该移出中国,只不过很多企业存有惰性。疫情可以倒逼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主动应对还是被动接受,两者之间有很大区别。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占比下滑,受疫情影响,下滑速度可能会加快。但我们能否主动利用这个机会来调整经济结构,让中国制造的技术含量和价值含量有所上升呢? 

对中国政府的建言

经济观察网:面对国内和国外的情况,中国政府应该怎样应对? 

许斌:任何危机到来时,开始时的应对方式都是启动应急机制,必要时上升到“战时”状态。所谓应急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相对温和的衰退时期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在大萧条和大衰退时期是负利率和量化宽松。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强大的政府,因此我们在应急机制上比其它国家做得好,对此我们可以感到骄傲,但不应过分强调,因为每个体制都有其强项和弱项。战时紧急状态,基于计划的集中体制是强项;但在和平时期或比较温和的时期,基于市场的分权体制会更有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我们要利用好中国的政府优势,在疫情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到精准调控,严格执行。

在中长期,我们要靠对微观主体,包括对个人、家庭、企业、地方政府等的激励机制,用法治和市场的手段,激励他们去做中央政府希望它们做的事,而不是靠行政命令。在中长期,我们需要坚持贯彻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理念,进一步推进法治下的市场经济建设。

人们对市场作用的理解在不断进步,比如吴敬琏对市场作用的理解也是逐步深化的,从开始时强调市场的力量,到之后提出法治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性,这也符合当今世界对市场经济的认知,即市场完全放开是不行的,法治来保障公平公正非常重要。 

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些基本理念,之所以到今天还有全球影响力,甚至在美国的总统选举中还有桑德斯这样广受欢迎的社会主义者,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是追求公平公正,而这是我国需要去做并做到最好的。追求公平公正不是把国家权利搞大,而是建立一个信息透明和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 

如果没有市场经济,人民的潜力和创造力就没有足够的发挥空间;而如果没有信息透明,没有法律保障,没有对权力的制衡,人民不能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同样难以获得幸福。 这次的突发疫情对每个国家都是一次洗礼,从中可以观察到各国政府治理体系哪里强哪里弱,各国人民的素质哪里强哪里弱。政府应以此次疫情为契机,主动去做一些之前难以做到的深层次改革,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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