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研院 | 魏达志:深圳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作者:宋雅慧 2020-06-29 20:52

深圳要做全球的科技创新城市,那就让全球的科学家都来这里来,科学家怎么才能来?当然要有具体的政策,要创造好的环境,这样才能实现科技文明。

文/宋雅慧 宋馥李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深圳经历了摧枯拉朽、波澜壮阔的深刻变化,并取得了翻天覆地、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构建国家创新性城市方面,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并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路径、结构、模式与样板。”

这是广东省政府参事、深圳大学教授魏达志在做的一项研究,他以饱蘸深情的笔墨,梳理总结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八大脉络。

1980年8月2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作出决定,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告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沧海桑田,深圳40年间发生的巨变,一举跨越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向科技文明冲刺,追怀这段城市发展史,人人都会感叹深圳速度之快。在此之际,经济观察报赴深圳专访了魏达志教授,关于深圳四十年,听听魏教授怎样评价。

魏达志

魏达志教授

深圳跨越四十年

经济观察报:魏教授,我们今天的访谈似乎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您认为,深圳在改革开放全局中,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怎样的地位?

魏达志:我觉得深圳经济特区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肩负着国家的使命和担当。我曾经用过四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是中国道路与特区探路的关系,第二句话是中国崛起与特区担当的关系,第三句话是中国转型与特区先行的关系,第四句话是中国梦想与特区模式的关系。

深圳从一开始就肩负着这样的国家使命和担当。特别是经济特区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其首要任务并不是做出口加工——这些是形式上的事情,其本质是如何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出一条全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之下,拉开了深圳经济特区成长和发展的序幕。可以说深圳一诞生,目标就非常的宏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实施改革、实施开放,所以建立经济特区,实施改革开放,是中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两大重要的路径。

就一个城市来说,深圳这40年,经历了农业文明,经历了工业文明,又迎来了科技文明,迎来了知识时代和信息时代,这个跨度是非常之大的。

经济观察报:您是哪一年来到深圳的,来深圳是什么样的契机?

魏达志:我来到深圳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上的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1983年,我偶然获得了一次到深圳考察的机会,当时深圳还是很荒凉,上海宾馆以西全部是稻田和泥沙路,甚至有农民在茅草中间养猪,只有深南中路有一段是水泥路,建设路、和平路那里都是铁皮房,深圳当时就是这样的面貌。

虽然是这样的状态,但深圳干事创业的氛围非常吸引人,人人都想干一番事业,开放的气息扑面而来。因为比邻香港,很多新事物涌进来,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我就判断这里将会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地区,所以很快就做了决断,争取到深圳来,1984年底,我从复旦大学调到深圳经济特区。

经济观察报:当时都是什么样的人会来到深圳?

魏达志:据我的观察,当时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有地位、生活好的人,一般是不会动的。那时愿意来深圳的人,是一批年富力强、特别想干一番事业的人,有人虽到中年,仍有斗志却苦于没找到机遇,他们就想来。还有一批人,他们的家乡在广东,听说深圳搞特区,就非常想回乡来创业。这些人的共同之处是都很有闯劲,都很有想法,都渴望获得高成长。尤其是1983、1984这两年来的人,都是非常有情怀、非常有使命感的一批人。

当然,深圳当时在重金延揽人才,我来到深圳,收入是我在上海复旦的三倍。

经济观察报:您一直在研究深圳的产业经济,能否简单回顾一下,深圳的产业从外向经济到开放经济,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哪些跳跃?

魏达志:80年代我来到深圳时,最具冲击力的无疑是家电产品,因为当时还在短缺经济时代,国内的电视机和收录机奇缺,所以深圳的家电产品生产线上得很快,这些产品有很大的竞争力。从80年到90年代,我们用了十年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人民币解决一切问题,票证什么的统统都消失了。

90年代,深圳开始大规模生产电子元器件,除了消费类电子产品,还有种类繁多的投资类电子产品,这个规模上去之后,不知道配套支撑了多少科技企业的成长,深圳由此开始引领国内电子产业的发展,并开始冲击国际市场,崛起了华强北中国电子一条街。

从2000年开始,人们熟悉的BP机完全消失了,电脑、手机等通讯工具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而我们离开了这些终端既无法工作也无法生活,深圳也在这个时期迎头赶上,在这个领域获得了一席之地。

2010年后,深圳在高科技制造方面的成就可以说目不暇给,软件生产,基因组图,无人飞机,高端设备,机器人等等,这个时候,深圳已经是在参与瓜分全球市场。2020年的深圳,在高科技产业更要有所突破,现在我们面对的网、云、星、5G、智慧城市等,新的技术和产品更要层出不穷。

经济观察报:现在的深圳被誉为中国的硅谷,您认为这里面最根本的因素是什么?

魏达志:深圳有很多特色,我认为最集中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创新,深圳的创新基于有非常好的市场基础,基于通过市场资源配置形成强大的科研动力。

深圳市政府曾经概括过六个90%以上,就是说深圳90%以上的创新机构和平台在企业,90%以上的创新投入在企业,90%以上的创新人才在企业,90%以上的创新成果在企业,90%以上的创新企业是本土企业,还有90%以上的出口科技产品,是深圳的企业。深圳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来之不易,深圳在铸造一个科技创新的核心引擎,这是最核心的因素。

趟过争论的深水区

经济观察报:深圳产业不断升级,这个中间也是有过一些激烈的争论和波折,可以说引起了全中国的广泛的关注讨论。

魏达志:有的,最大的一次是1985年前后,那时我刚刚调到深圳不久,关于姓资姓社问题,就困扰着深圳,后来小平同志说不要争论嘛,埋头苦干就是最好的,平息了这样一场争论。

接下来,我觉得最大的波动就是呙中校那次,《深圳,你被谁抛弃》这篇文章引出了深圳发展方向的大讨论。那时正好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深圳很多优势没有了,中央收回去了,好像也不太关注深圳了,深圳要靠自己生长,那篇文章的出台,迎起了巨大反响,也算是一个大的思想波澜。但是深圳人很快就醒过来了!2000年以后,深圳的科技出现了新的场景、新的研究范畴,通过市场的作用来解决城市发展战略。

我觉得这要归功于1987年的时候,深圳市政府出台了一个扶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文件,一批民营科技企业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例如华为。从那时起,深圳的房地产在制造城市,高科技在形成城市内核,一个城市就这么生长出来了。

现在深圳有四大支柱产业,七大战略产业,五大未来产业,十大文化产业,九大传统优势产业,20年就这样轰轰烈烈走过来,这个中间应该说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反复。为什么呢?因为中央的政策明显地少了,市场力量明显在蓬勃兴起,尤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形势一直往上走。

经济观察报:现在来看那次本世纪初的大讨论,应该说也是深圳蜕变的过程吧,从依靠特殊政策到依靠市场的力量,完成了一次飞跃。

魏达志:是一次革命性的飞跃,是市场力量在起作用。

经济观察报:就产业来说,深圳也出现过一次“腾笼换鸟”过程,现在怎么来看那次产业外迁。

魏达志:前面讲的是接近意识形态的变化。其中,富士康的外迁,华为在东莞建研发中心,也引起产业领域的震动。当时我是这样认为,就富士康来说,它的创新引擎不在这里,它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走了,只对深圳的就业有影响,对深圳的进出口量有影响,但它的税收很少,研发几乎没有,总的来说对深圳的贡献很少,影响不是很大。但富士康一走,城市空间腾出来了,很多企业就进去了。

对于当年华为的变动,也有记者来采访过我,我说华为在全球布置了几十家研发中心,你们都没有惊慌,为什么华为在隔壁城市布局,我们就惊慌了,大可不必嘛。华为作为全球性公司,就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深圳不能提供有效空间。

当然,提到深圳和华为的关系,在这方面我觉得深圳是有失误的,就是只接受了华为的贡献,没有为华为提供非常好的服务,对华为是有亏欠的。

经济观察报:提到富士康,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记得,深圳一些社会层面的问题,也曾引发巨大的争议,例如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的事件,也曾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反思。

魏达志:我们讲,产业转型其实是很痛苦的过程。比如说上海的转型,当时国营的棉纺公司、毛纺公司大批倒闭,出现了大量的失业工人,在工人群体中也引发过很大的心理波动,但是上海顺利地走过来的。

深圳出现过的富士康事件,我觉得有很多原因。总体上说明深圳的社会环境还有欠缺,比如说没有对经济波动的衔接方案,没有对员工思想波动的心理引导,对年轻工人、独生子女的心理状态关怀不够。产业的波折引发人们的心理疾病,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说明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发展得仍然不完备,为什么上海的纺织工人大批解雇,没有出现那么大问题。就是因为上海这座古老城市,他从近代以来,就拥有了丰富的包容能力,他有足够容纳能力,人们这条路走不通,还能找到其他路,这种包容能力使得城市的抗风险能力不一样。

经济观察报:那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社会问题给深圳的城市建设带来了什么启示?

魏达志:深圳的社会建设长期落后于经济建设。深圳这座城市,作为大城市的多元性、容纳性还远远不够。从那之后,深圳一直在补上这个短板,我觉得现在有所好转,但抗风险能力依然不足。比如说,深圳吸纳了这么多人口,孩子的读书问题始终紧张,要获得一个中考的学位非常难;还有人们的医疗问题,一遇到大的手术全部是写转诊报告往广州转,这种城市配套一直没有跟上。

如今,特区第一代创业者都老了,他们的养老问题也凸显出来了。这些基础的民生问题,始终在困扰深圳。所以我说深圳发展到现在,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抗风险能力依然不足,依然存在大量短板。这些突出的短板,如果深圳要成为先行示范区,全部都是要补上来的,不补上来,对国家就没有示范意义。

解决“谁来干”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近两年,应该说中国的制造业格局在发生大的变化,珠三角形成了一波产业外迁的浪潮,例如外迁到东南亚,您这么看这个趋势?

魏达志:现在世界呈现的经济格局,这盘棋还是比较复杂。

我记得中国最好的一组数据,出现在2017年,令全球震惊。2017年的时候,美国的经济总量是19.55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是13.17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占美国的比重是67.36%,超过了美国的三分之二。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总量是4.34万亿美元,日本占中国的总量是多少呢?32.95%,也就是降到三分之一以下。

这个比较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中国的强大已经逼近美国、震撼日本,必然出现奥巴马时期的环太平洋、环大西洋两大国际组织,必然出现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出现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挤压。

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最重要的是守住底线。我们不怕要素型产业外迁。所谓要素型企业,就是追求要素价格的,哪里的水电便宜、人工便宜,那就会搬到哪里去。中国出现的大量要素型企业搬往越南、搬往东南亚其他国家,这样的情况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市场占有型企业没上去,要素型企业又跑了,那就会出现产业空心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来说,是不合适的。

那么,中国特别需要深圳这样的核心引擎城市,把创新的动能用几何级的倍数去获得成长空间,强化引领性和带动性,使中国出现更多的市场战略性企业、更多的跨国公司,用更好的产品去占领世界市场,占领了世界市场,就让越南成为我们的代工基地好了。

所以我说,现在很多代工企业迁到越南,这个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不能冲向另外一个引领世界的高端,这个才可怕。

经济观察报:这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要素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升级,不是此消彼长、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人们会担忧。

魏达志:我理解这种担忧,突然间迁走这么多企业,让中国有点措手不及。这说明我们的战略储备还略显不够,需要有更多的战略思考,对城市进行更好的战略定位,我说深圳作为全球性的领先城市,标杆城市,定位其实很简单。

第一,我们要能够比肩全球最牛的中心城市,我敢跟你竞争,敢拿你作为参照物,敢超过你。

第二,深圳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前沿的城市,能不能迅速地通过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眺望科技文明,这个很重要。科技文明并不是抛弃制造业,而是要高端制造业、新型制造业、智能的制造业。

第三,深圳作为核心引擎城市,你的定位能不能引领周边城市的发展,如果达不到这一点,依然当不了龙头。

第四,深圳的城市发展模式,能不能支撑这个国家的兴起,这个太重要了。

我就想,深圳的城市定位不是开玩笑,不是说说而已,是意味着有什么样的定位,就要有什么样的要素向你这里聚集。如果城市定位是做某城市的后花园,那就让泥匠、瓦匠和花匠都来;如果是要做全球的科技创新城市,那就让全球的科学家都来这里来,科学家怎么才能来?当然要有具体的政策,要创造好的环境,这样才能实现科技文明。

经济观察报:就是说,现在的深圳依然处在关键期,可以说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如果不能再上一个台阶,就面临着空心化的危险。

魏达志: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深圳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深圳今年是40周年,要怎么纪念呢?我说深圳没有任何骄傲的资本,只有酝酿向前的动能。

经济观察报:深圳不进则退,那您怎么评价深圳现在的改革氛围?或者说深圳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氛围?

魏达志:我觉得深圳还应该继续保持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劲头,不要被很多过了时的规章制度所约束,改革开放的步子应该更大一些,更快一些,现在约束还是多了一点儿。

我曾经给广东省政府写过一个报告,就是深圳由外向型经济迈向开放型经济,其中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外向型的经济政策,向开放型经济政策的整体建构和转型,不是说某一项政策,而是系统性地转型。而这个转型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的政府进一步改革的过程,进一步开放的过程。

不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还是先行示范区,对深圳核心引擎的功能和作用的批示,其实都表明了一点,深圳未来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我们需要干些什么事情。

深圳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解决“敢闯”的问题,解决“谁来干”的问题。在深圳培育的市场经济主体,要从技术创新到技术发明,再到科学发现,实现这个整体性的飞跃。

现在我们说,到2025年,深圳要成为科技创新动能全球领先的城市;到2035年,要成为综合竞争力全球一流的城市;到本世纪中期,要成为全球性示范的城市;那朝着这样的目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主体?需要什么样的科技主体?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主体?究竟谁来完成这样的使命担当。

我始终认为,“谁来干”的问题,是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深圳很多高档写字楼也有空置现象,我们仍然缺乏创新发展的主体,这是一个事关经济特区未来发展的命脉,也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经济观察报:这个论述,您觉得是基于深圳的问题导向,还是战略导向?

魏达志:不论是深圳的战略导向还是问题导向,抑或是目标导向,都要非常的清晰,我们才能尽量地少走弯路,直奔中国崛起这个大目标,实现深圳对国家的支撑作用、先行作用和示范作用。

深圳作为国家战略指引下的“先行示范区”,我们必须强化两大视角,一是全球视角,二是国家视角,离开了这样的两大视角,我们将会在深圳建设成为“先行示范区”的过程中出现迷茫和困惑。

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能停,我们依然要有特区人创业的情怀和冲劲,当美国关闭全球一体化的时候,恰恰是中国对外开放最好的契机,问题和光明都在,机遇和挑战并存,完全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选择走一条新的路子,创造一种新的模式。

所以我说,深圳经济特区走过了40年的辉煌,不是躺在功劳簿上休息的时候,而是警醒我们的精神,昂扬我们的斗志,进行新一轮的突破、新一轮的冲刺。

(魏达志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深圳大学教授,长期跟踪研究深圳特区经济与城市发展,2019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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