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新基建 | 专访陈劲:新基建的建设需要问题导向

作者:陈伊凡 2020-07-03 16:12

陈劲不断强调,“新基建的建设需要问题导向,解决真正的民生问题。”这与科研项目逻辑相似,模仿性或技术含量不高的项目应该慢慢取消,更多应该是具有转型意义的科研项目。

本报记者 陈伊凡 北京报道 “新基建发生在赛博空间,老基建则是发生在物理空间。”

当被问到关于新基建定义时,陈劲提出了这样的划分。他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26年前,他在中国最早提出“自主创新”理论。

如今陈劲着眼于整合式创新的思考,如果从这个视角,新基建就不应该是一个单独的概念。“新基建应该和老基建融合,而不是单独搞一个新基建。”陈劲说。

4月20日,国家发改委首次就新基建的概念和内涵作出正式解释: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但对于新基建的定义,仍有许多不明确:新老基建区别在哪里?新基建和老基建是什么关系?哪些设施属于新基建?哪些不属于?对于新基建这样一个新的模式,在没有任何参考案例的情况下,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当新冠疫情蔓延,给经济与社会带来用永久性转变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六稳”、“六保”成为了当下一切工作的核心。“‘六保’还是要以老基建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建设新基建。否则,单独建设新基建,很难有发展的前景,这就好像有了人工智能技术,但没有应用场景一样。”陈劲说。

无论模式还是方法,新基建都是一个新的名词,国外没有先例可以借鉴。

陈劲认为,在新基建建设中,企业一定是建设和投资的主体,政府可以通过产业基金、初期项目投资的方式进行引导。不过,根据过往经验,这样的方式很可能会导致盲目投资的问题。

以集成电路大基金为例,在大基金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中央和地方间的矛盾。大基金总裁丁文武就直指在大基金投资过程中出现了地方投资乱象。

大基金成立至今对产业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但在一位集成电路产业界创业20余年的人士看来,大基金成了“财务投资”。很难说这样的判断正确与否,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表明,产业引导基金可能面临的挑战。

“新基建在投资过程中需要避免盲目投资,需要发挥中央政府的监管职能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职能。”陈劲认为一方面需要进行监管,一方面也不能打击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陈劲不断强调,“新基建的建设需要问题导向,以人民为核心,解决真正的民生问题。”这与科研项目逻辑相似,当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时,对于原始创新的要求将比过去几年更为迫切,“模仿性或者说技术含量不高的项目都应该慢慢取消,中国的项目更多应该是具有转型意义的科研项目。”

一头连着巨大投资,一头连着不断升级强大的消费市场是经济增长新引擎的新基建,其所带来聚集效应和经济效应,不仅将带来千亿市场机会,更能够提升经济的长期竞争力,这无疑是国家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最简单最有效手段,无疑也将成为企业必将争夺的风口。

但不是每个企业都有条件、有技术去参与新基建。中小企业难以承受高额的试错成本,一朝不慎全盘皆输,中小企业一旦盲目参与,导致企业出现危机,就难以实现保就业、保民生的目标。但反过来,中小企业将会是新基建所关注的重点,其将全面赋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新基建的主体参与者还是头部大企业,中小企业除非在某些技术细分领域有实力,否则很难参与到新基建中。”陈劲说如果一哄而上,将会给自身企业带来很大的风险隐患。

这相应也给企业家们带来了新要求,非常规管理将成为常态,这将是疫情之后十分重要的社会变革。

在此基础上,无论是新基建还是疫情后的企业发展,战略型企业家将会成为未来新的企业家形式,对他们的要求也不光是经济效益,还包括更重要的科技创新和企业社会责任。

定义新基建

经济观察报:从创新学的角度来说,新基建的定义是什么和老基建有什么区别?

陈劲:新基建应该是以赛博空间为核心,或是以信息技术和空间为主,这是新老基建的主要区别,老基建主要是以物理世界为核心的。充电桩是有争议的,其实它也属于老基建,是一个物理世界的概念。我觉得目前新基建、老基建的划分还不是太清楚。

经济观察报:在新基建建设的过程中,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分别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劲:新基建总体来说是一个基础设施,应该由能够承担战略性、基础性、公益性和长远性能力的企业来完成,大企业应该是新基建中最重要的建设者,中小企业除非它在一些细分领域有核心技术,否则很难有机会参与到新基建的建设中。

新基建的建设要求比一般传统基建要求更高,没有核心技术根本不可能参与,所以其实不存在公不公平,关键是自身有没有技术能力。

问题导向

经济观察报:新基建的内涵和模式目前国外都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在实施过程中痛点和挑战在哪里?

陈劲:新基建的投资比较大,一方面还是要政府投入,再加上核心企业投资,一定是要企业加上政府再加上产业基金,共同完成经济建设的工作。

这其中,新基建的主体一定还是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需要发挥市场机制,这都是重要的建设者。政府只是起到一些支持和引导作用,例如可能做一些引导基金,或者一些初期的项目建设。但总体来说,建设的主体都应该是企业。

另外我认为,现在“六保”其实还是以老基建为核心,所以将来还是要新老基建融合更好,国家传统重大工程的实施比较重要,在这个基础上加上新基建,那么就是锦上添花,而不是单独搞一个新基建。

因为如果纯粹做新基建,投资发展和效益都还不是很确定。例如单独做5G或人工智能一定没有场景,最后还是要依托老基建。

此外,一定是问题导向。如果不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去搞新基建,最后会导致盲目发展、盲目投资。

举个例子,现在医疗资源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大力发展5G技术推动远程医疗,就是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医疗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

再例如食品管理,对每个产品过程进行系统化监管,流程可追溯。这次新发地爆发的疫情,大家明显意识到食品管理将是中国的一个短板问题,大家必须花大力气解决。

所以最核心的解决场景就是衣食住行,以民生为核心,以人民为核心做的创新才有意义。否则会带来很多投资的浪费。

经济观察报:针对盲目投资的问题,地方盲目投资的现象在很多项目上都有所体现,在新基建投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要如何平衡?

陈劲:一方面要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因为地方政府在创新方面和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中央政府需要发挥监管职能,避免地方的盲目投资。特别是要利用好第三方的项目评估,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应该得到科学认证。新基建的投资项目非常巨大,投资不合理,将会对社会财富造成很大的浪费。

非常规管理成为常态

经济观察报:疫情发生之后,整个经济社会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从创新学角度看,技术经济和管理范式是否发生一些改变?

陈劲:非常规管理体系将会变成常态,这将是之后的一个方向。

各行各业都要有时刻应对变革和危机的能力,把危机管理和应急管理作为核心任务,这里对创新的要求很高,因为需要时时刻刻保持创新,相应的常规管理体系将会失去效益,我想这应该是疫情之后一次非常重要的社会发展变革。

从创新学角度来讲,在新型国际关系下,中国企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将会是加强技术创新,现在我们也在加快国家技术创新的整体规划,如何实现原始创新将成为企业创新的重点。

这也给科技工作管理带来新的要求,模仿性或者说技术含量不高的项目都应该慢慢取消,中国的项目更多应该是具有转型意义的科研项目。

这对于我们的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新要求,需要培养战略型企业家,这非常关键。

以前对企业家的要求就是挣钱,现在对企业家的要求还包括讲政治、对技术创新做出贡献,全球意识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我们需要这样一批企业家,能够争先恐后解决国家的产业技术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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