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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写作是一种自救方式
作者：燕舞 2020-08-10 15:55
陌生人的人生，能带给我说不出原因的写作灵感，似乎也丰富了我的人生
(张翎在修女书房 作者供图)
燕舞/文、访
“我们很相像，都在不是自己国家的地方，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写自己国家的事。”
2018年6月5日，张翎参观完19世纪前中期英国传奇作家勃朗宁夫人在佛罗伦萨的墓地，守护墓园的英裔美国教授茱莉亚修女与这位从多伦多远道而来的华文作家拥别时如是感慨。
爱情（风月）是张翎早期着墨较多且擅长的母题，2010年《余震》出版前后，其写作疆域拓展到“疼痛”和“灾难”两大议题。《余震》2010年也被冯小刚改拍成了《唐山大地震》且获奖连连，中篇小说《空巢》（2006）后被改编成《一个温州的女人》。
2020年，张翎仅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就有3部新作推出：3月的长篇散文集《三种爱：勃朗宁夫人、狄金森与乔治·桑》（以下简称《三种爱》），6月的小说自选集《向北方》，以及秋天即将问世的最新长篇《廊桥夜话》。《三种爱》因其非虚构写作为主的体裁特殊性引起我格外的注意。十多年来，张翎颇费周折地寻访了乔治·桑、艾米莉·狄金森和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等19世纪杰出女性作家的故居和墓地，这些前辈同行当年那惊世骇俗的私奔、婚变、隐居等故事，在七九级的复旦课堂上就曾吸引过温州姑娘张翎本能的好奇。
6月下旬，我书面专访了张翎。
访谈
受访人：张翎（华文作家，著有《三种爱》《向北方》《金山》《余震》等）
采访人：燕舞（资深媒体人，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者）
“我不是太旗帜鲜明的女权、女性主义者”
燕舞：4年前您认为“用性别来区分题材和作家，是一种简单的论证方法”，可《三种爱》的体裁和题材独特性还是非常鲜明的。
张翎：记得很年轻的时候，我读到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女人要成为作家，必须具备五百英镑的年收入和一间自己的房间”的话（大意），我那时就被深深震撼。她的这句话被后世很多人拿来作为女权主义的宣言，而对我而言，它仅仅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务实忠告而已，如果删去这句话中的性别指向词“女”字，它的中心意义依旧成立。这些年，我就是按着这个宗旨行事的。我有一个我并不讨厌（甚至还稍微有些喜欢）的（注册听力康复师）职业，保证我可以衣食无忧。而且这个职业除了占据时间之外，与写作关联甚远，不会相互侵扰和影响。有了这样的“五百英镑年收入和自己的房间”，我可以稍稍从容一些，无论我能不能够发表作品，我都不需要为生存而乱了阵脚。
在《三种爱》里，我挑了三位欧美文学史上的著名女作家作为描述对象，潜意识里也许有女性主义倾向在起推动作用，但我并不自觉。我挑选了她们，是因为这个话题有一些“异质”性，女作家在那个年代非常鲜少，生存境遇艰难，她们的挣扎和困顿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特殊性。作为写作者，我一是要考虑题材的特殊性，二是要避免在运用想象力时，经历太艰难生涩的跨越（《金山》就是一个很艰难的跨越）。《三种爱》的女主角都是过目不忘极为罕见的人物，而且，同为女性，又加上我以往英美文学的教育背景，我能较为容易地进入同理心。我不是太“旗帜鲜明”的女权、女性主义者（至少我自认为不是），这点还体现在《三种爱》里出现的男性伴侣形象上：这些男人不是作为女主人公的对立面和施害者的身份而出现的，他们在女主人公的生活中，是扮演着欣赏者、支持者和灵魂知己的角色。而女主人公（尤其是乔·治桑和勃朗宁夫人）在两性关系的精神层面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人。这是对那个年代女性惯常的受害者形象的一种颠覆——这些女人是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的人。
维多利亚时代赋予了英伦文化新的内容
燕舞：新书中数次提到“维多利亚时代”和“维多利亚时期的好处（体面）”，今年6月9日也是狄更斯逝世150周年，国内传统的外国文学史中提到他和“维多利亚时代”时总会提到“批判现实主义”，“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究竟有哪些核心特征？为什么那个时代文学、绘画、建筑和装饰与视觉艺术等诸多领域“天才成群结队地来”？
张翎：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期长达六十多年，这个时期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带来了巨大的领土扩张，国内的工业革命也导致经济飞快发展，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本人对技术发明又情有独钟，各种因素合力把国家推上综合国力的鼎盛期。现在北美、澳洲、非洲、印度等地到处是女王的铜像和以Queens、Regina命名的地名、街名和大学名。但是，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卷首所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这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那个时代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新富阶层的形成。工业革命的成功是以贫富分化为巨大代价的，新富阶层形成后，用财富也用联姻方式努力地朝贵族阶层攀爬，而一些贵族家族开始陷入没落，于是原本分明的阶层划分变得模糊起来。
殖民带来的异域文化冲击，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发明新科技，财富和贫穷的巨大落差，都赋予了英伦文化新的内容。这个时期的英国文学也留下了许多异变时代的叙事痕迹。我读研究生时选的很多课程都是关于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家的，比如狄更斯、哈代和乔治·艾略特。这个时代的作家，正是中国读者熟悉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中的要员。
经过几十年阅历的沉淀，我现在看待这一批作家，眼光和当年已经有了一些不同。以狄更斯为例，他的小说毋庸置疑反映了那个时期英国社会的众生相和工业革命给劳工阶层带来的苦难，但是他的人物刻画流于浅显，角色之间有一条看得出来的“善恶”分界线，作者本人的“教化”倾向过于昭彰，动不动就落入巧合和“因果报应”的窠臼。现在想来，我对这个时期的小说家并不十分推崇。
从不同知识结构的冲撞中汲取营养
燕舞：小镇诺昂之于乔治·桑的影响是终其一生的，比如她与肖邦在这里的情感故事为后人津津乐道，那故乡温州之于您的影响，具体是落地于哪个区域呢？
张翎：据我母亲告诉我，我是在杭州出生的，很小的时候随父母来到温州。我童年的最初记忆就是温州的老城区，我们居住的房子是《温州日报》的前身《浙南大众》报的旧址（可惜现已拆除）。贯穿我童年、少年和一部分青年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时间线索，就是“文化大革命”。我的早年教育是完全混乱和没有秩序的，纯粹依靠偶然过手的星点书籍，汲取极为有限的、通常是谬误百出的养料。我对永嘉学派一无所知，但对基督教传统倒隐约有所听闻，因为我的祖父曾在教会学校任教，我的姑妈是受过洗礼的基督徒。
我16岁辍学，开始做小学代课老师，再进入工厂成为车床操作工，那时不敢想象有一天可以写作，但是一直在偷偷写日记，很少有关于事件的记录，满纸泛滥着情绪和感觉。那时离我成为作家还有二十多年，但一个作家对事物的敏感观察力已经开始浮现。我当时完全没料到世道会发生变化，只是觉得不能浪费我的时间和生命，所以在业余时间不停地学习——学国画，学英语，看一切能够到手的书，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等来上大学的机会，更不用说有一天可以出国见一见外边的那个世界。那种单纯快乐的求知境界，后来就再也没有重复出现。待我们最终等来比从前封闭贫穷的时代好一些的时代、可以用高考来改变命运时，我们的求知目的却再也无法回到从前那样的单纯状态。
燕舞：书中《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有一种力量叫罹病》一文开篇就回溯了1980年代初您在复旦外文系师从索天章先生的情形，后来去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时系里的课程设置应该比国内灵活得多吧？
张翎：到加拿大读英国文学硕士的那段时间（1986-1988），对我的思维方式形成是具有颠覆意义的。英国文学乃至整个欧美文学的基石是“圣经文学”，在国内没有这门课程，所以一进入加拿大的教育体制，我上课时都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大部分时候不是因为语言的关系）。老师是先让我们大量课外阅读，通常是一周一大厚本六七百页的小说，到了课堂上只是畅所欲言地谈自己的感受，老师只对学生的讨论做少量引领。那时我面临来自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习惯的三大障碍，但老师丝毫没有因为我是外国学生而对我有所宽容。那两年那段“炼狱”经历，使我从此尝到了从不同的知识结构的冲撞中汲取营养的乐趣。
等到我开始写毕业论文时，导师已经开始欣赏我的思路和文风了。我在卡尔加里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新西兰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Mansfield，1888-1923）的短篇小说——徐志摩为她翻译的中文名“蔓殊菲儿”，远胜过现在教科书上的“曼斯菲尔德”。
“陌生人的人生，似乎也丰富了我的人生”
燕舞：迄今所寻访过的文化名人遗迹中，您印象较深的有哪几处？
张翎：我印象最深的是乔治·桑的故居，其管理团队不遗余力地保护建筑物的原有风格和当年旧迹。这个故居保存了很多原物，包括用乔治·桑头发做成的木偶戏人偶，还有她与肖邦招待客人时用的厨房和餐饮器具。室内严禁拍照，而且所有铭牌解说文字只采用乔治·桑的母语法语。
燕舞：您去巴黎旅行过十多次且最长的一次连续居住了四个月，那拉雪兹神父公墓、蒙马特公墓和蒙帕纳斯公墓应该是您去凭吊过不止一次的？
张翎：我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巴黎始终是与我精神气质上最贴近的地方。我指的是20世纪前半叶的巴黎，那是海明威、费兹杰拉德、亨利·米勒和毕加索的巴黎，现在我只能仔细地从旧迹中寻找那个时代的记忆。当今的巴黎充斥着太多的美国印记。我虽然是学英美文学出身的，但美国在文学艺术上对我的吸引力却不如欧洲强烈。我多次去过巴黎的公墓，尤其是拉雪兹。有一次我意外地发现了现代舞鼻祖、美国舞蹈演员伊莎多拉·邓肯的墓。她的墓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安放骨灰的格子，摆在她名牌之前的不是鲜花和石头（这是最常见的祭奠礼品），而是一只粉红色的舞鞋。鞋子大概已经放了很久了，缎布面子已经泛灰。那一刻，我突然泪目——我找到了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灵魂相知的感觉。
在西方国家，墓园是休闲观赏的处所，并不带给人阴森恐怖的感觉，尤其是在巴黎这样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里。只要时间允许，我去哪个城市旅行，都想去墓园走一走，尤其喜欢细看墓碑上的铭文。碑文给我无限的遐想空间，让我去想象那些灵魂曾经拥有过的人生，他们生命中的激情、理想和失落。陌生人的人生，能带给我说不出原因的写作灵感，似乎也丰富了我的人生。
燕舞：这些故居在向全球各地的研究者开放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殊举措？
张翎：《三种爱》的调研成本很高，除了麻省的狄金森故居之外，另外两处都是在离我居住之地多伦多非常遥远的欧洲大陆。如此昂贵的代价不容我掉以轻心，我必须在行前尽可能做好准备，联系好故居和墓地的管理人员，以防抵达当地时才发现是关闭时节。我遇到的接待人员，一听说我是用汉语写作的作家，都非常兴奋。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些作家（除了狄金森之外）在中国并不是太出名，乔治·桑和勃朗宁夫人的作品可能已经多年没有出过中译本，所以他们都竭尽全力帮助我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在采风之前，我已经基本完成了案头的阅读。我期望在故居看到的，是能激发我想象力灵感的细节。在和接待人员见面时，我已经熟知作家的身世和主要作品，能跳过事件快速进入一些深度讨论。三个故居的讲解员不仅对作家本人的身世、创作有很深的了解，而且对作家有着溢于言表的诚挚的崇拜之心，用激情来形容他们对作家的爱，也不过分。每一处的接待人员，都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正史之外的野史、传说、逸事，也不回避他们自己的个人解读和立场，而且不担心会进入“政治不正确”的泥潭。如果没有那些采风之旅，光凭案头我一定写不出《三种爱》里的情绪，那些杰出女性的生命旧迹给了我灵感飞翔的羽翼，那是资料所不能给的东西。
《三种爱：勃朗宁夫人、狄金森和乔治·桑》
张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3月版
进入一个没有围墙的审美世界
燕舞：在《写作》杂志今年第1期上，您谈到您“近几年的阅读经历了对欧美经典的叛逆期，是特指西欧，尤其是对英语经典的叛逆期”，您写作前中期所受的英语文学影响的源头作家和作品，能举几个例子吗？
张翎：在我写作的初期和中期，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带给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尤其是狄更斯的小说。他的长篇小说画面铺展得很开，人物众多，主要人物之外会衍生出很多分叉，情节密集，抛出去的纷繁线索到结尾时都会一一捡拾回来。而且人物的阵营基本是分明的，好人有好报、扬善抑恶等价值观会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大卫·科波菲尔》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也基本是按照这个模式架设的。
我对叙事方式的觉醒，还是很后来的事。现在我意识到“太阳底下无新事”，天底下所有的故事都被人写过了，所以不必格外刻意追求题材的新颖。现在我设计小说布局时，会比较自觉地想到叙事方式，《流年物语》就是一个例子，我想方设法把一个老套的贫穷和暴富的故事，讲出一些新意。
燕舞：前述质疑和叛逆，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最近十几二十年来的“世界文学”转向不约而同——比如，今年初，华东师大出版社引进了由非裔学者编纂的两卷本《非洲文学批评史稿》。能分享一下您近年在西欧文学以外的阅读么？
张翎：这几年我接触到了一些英语语种之外的作品，除了大家都知道的拉美大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语系的马尔克斯、略萨、博尔赫斯、萨拉马戈等人之外，还有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伊朗作家阿扎尔·纳菲西、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捷克作家胡米尔·赫拉巴尔、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赛耶维奇、从罗马尼亚移民德国的赫塔·米勒、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萨冈、莫迪亚诺等等。我只能通过英语或是汉语翻译阅读，遗憾不能真正欣赏他们母语风格里的微妙特色。
语言除了是工具，也是思路、视角和情绪，不同的语种在同样的事件（如“二战”）的描述中，有时会出现基调和氛围的明显不同，让读者觉得几乎不是在阅读同一个事件。我通过翻译文本来寻找作者的眼睛，常常感觉震撼。这些作家在叙事上跳出了英语文学带给我的阅读习惯和叙事“框架”，让我进入一个没有围墙的审美世界。同时，他们也颠覆了我对“苦难”叙事的期待。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经历了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几十年，很习惯于“中华民族困难深重”的说法，这个说法使我们在描述历史事件时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一种“控诉腔”，并理所当然地把苦难想象成自己民族的独特经历，而没有能够开放胸襟，接受别的民族所经历的苦难历程。在阅读一些小语种作家的翻译作品时，我发觉他们对苦难的书写带有多个角度、多种风格，可以是正面直叙（汉语文学里较为常见的一种叙述方式），也可以是从侧面甚至从背面书写，基调很少是直接控诉，嘲讽和幽默反而是常见的手法。他们时不时用最轻浮的笔触叙述最深重的灾难，随手打破一些我们保护得固若金汤的重大界限，比如生死，比如时空，比如善恶。
每一次读到一本好书，我就增加一层绝望：今生今世，作为作家，随着阅历的加深，我离“伟大”的梦想越来越遥远——这可能就是成长。世界上的好书已经被写完，汉语世界并不缺我的某一本书。马尔克斯将他的自传题为“活着为了叙述”，我将这个标题稍稍改动：“写作是为了叙述”，大致如此。我的文字并不真能改变世界，但它是一个极好的排毒过程，对我来说写作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自救方式。
（本专访经受访者本人审订，专访提纲的设计参阅了陆建德、袁敏、夏榆和金进、张娟等人的述评、访谈，谨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