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热门新闻
请点击
添加到主屏幕
伦理重构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作者：孔笑微 2020-09-26 19:24
伦理重构和包容社会的未来，并非不可能，然而，如何做到曾经做到之事，未必要使用从前的方法。唯一值得警惕的是排他的民族主义，彻底伤害将社会团结起来，寻求解决方案的力量。
孔笑微/文
深刻的裂痕正在撕裂我们社会的肌体，裂痕给我们的民众带来新的焦虑和愤怒，给我们的政治带来新的激情，这种焦虑的社会基础包括地理、教育和伦理因素。
——《资本主义的未来》，2020
人们并非天生就希望多多地挣钱，相反，他们只是希望生活，还是像他们已经习惯的那样生活，并且挣到为此所必须的那么多钱。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1906
资本主义的伦理演变
不少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最初闯进世界往往如同畸零孤儿，无巧不成书地被名门领养，随后才因缘际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比如奠定当代资本主义伦理基础的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和自由主义思想巨擎小约翰·穆勒，不仅不是近代道德巨人，反而以自闭与不合群著称；功利主义追求最大加总“效用”和“幸福”的观点，如果不是恰逢其会，被正在形成中的西方经济学采纳，在“经济人”假设的约束条件下可以极为方便地被新的数学方法（导数方法）求极大值，从而满足了经济学对精巧准确的系统性量化工具的迫切需求，这套脱离“自然价值观”的“怪异”伦理学思想有可能已经被遗忘在思想史上了。
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基础两个相辅相成又相悖的伦理支柱。前者将个人行为的道德判断标准从激情中剥离出来，改为完全从理性定夺，只有一个行为可以增进“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才能被称为道德的，而人的本能价值观判断达不到这条神圣标准，所以道德健全的技术官僚所组成的精英集团，应该客观起到父爱主义的“社会守护者”角色，如同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卫国者。
自由主义则承认功利主义的目标，却强烈反对将它引导向一个强力中心政府的推论。亚当·斯密认为分工与交换都是自发而自由产生的，能促进社会总体幸福和个人福利同时增加的行为。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和第二定理，在严格的限定条件下，推导出了凡是市场自发均衡的结果必然是福利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反之，总体福利最大化，也可以由个人自由意志和个体的自利行为达成，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就是对“初始禀赋的分配”做一些调整。
至此，自由资本主义的伦理穹顶蓝图落成，自由选择与福利最大化在理论上可以同时达成，而人们需要做的，就是促进这些限制条件在现实中落地：促进充分竞争，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政府的伦理精英角色虽然在这里有所体现，但是并不要求做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判断或者哲人王。
“互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与衰亡
讽刺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伦理穹顶从来没有在图纸以外的地方落成过。大萧条如同一头巨象从经济学神圣不可侵犯的“看不见的手”上碾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将集体意志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动员力发挥到极限，为战后的中左翼政党与民族集合形成了广泛的选民基础。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成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改造的良药与先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欧洲的主要国家对自由资本主义做了重大改造，其巅峰就是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型社会。
《资本主义的未来》作者以他的家乡谢菲尔德市为例，谢菲尔德曾经是最早经历工业革命的英格兰北部城市，也最早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焦虑——贫富分化、失业、环境恶化和人口变动，居民的对策是加强他们之间的纽带，形成了充分牢固的社群，利用这种亲密关系形成了从互惠中获益的组织——合作社。住房合作社使人们可以为购置住房而储蓄，保险合作社降低风险，农业与零售业合作社赋予农民和消费者相对于大公司的独立议价权。英格兰北部诞生的合作社运动迅速扩散到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并且成为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经济基础。
通过联合，社群扩大为国家，社群内部的互惠扩展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互惠承诺，以务实的医疗、养老、教育、失业保险福利政策缓解了普通家庭的焦虑，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中左和中右在资本主义国家交替上台，这些社群主义的措施被长期和普遍地保留了下来。
社群主义伦理学与自由资本主义的伦理学的正面对抗，体现在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麦克·桑德尔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深入批判。在罗尔斯的观点中，“无知之幕”可以保障个体的伦理能力，也就是在做道德判断的时候，社会契约里的每个人的初始状态都是对自己处境未知，则所有人都会达成一个公平的、考虑到最弱势群体的方案。假如社会中有一半强者，一半弱者的概率，“无知之幕”下的判断者就不会按照强者的利益去达成协议。社群主义者对此不以为然，桑德尔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中反驳了这个假设，认为这是一个意识上的悖论，因为每个人的意识有一部分是被动获得的，即使在假设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有这样虚伪的面纱。社群主义者认为个人的伦理能力不足以达成完备的正义，所以要实现正义必须依赖凝结在制度中的互惠和利他性契约。
“互惠性资本主义”或者说社会民主主义改良的资本主义，开始遇到挑战是在1970年代末期，当互惠主义达到顶峰引导向“父爱社会”的时候，政府的僵化，经济的竞争活力，左支右绌的财政负担，尤其是，最重要的，二战中累计的最巨大和重要的无形资产——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成功的国家中形成的共同身份，开始贬值了。
随着钢铁业的衰落，谢菲尔德成了一个典型的过时和破败的城市，电影《光猪六壮士》描述了这场转变的后果。而在欧洲的各个国家里，社会民主党的衰落在世纪之交开始加速，并且在过去十年里达到顶峰，法国的社会党候选人在奥朗德辞职后仅仅得到8%的选票，德国、西班牙、挪威、意大利、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大幅度下降。传统的中右翼政党也并未从中得到好处，甚至成为极速崛起的极右翼政党的垫脚石。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某种程度上应对此负责，它再次提出了自由资本主义和社群资本主义都曾经试图解决过的问题：权利与义务的不对应性。
共同身份的消失和加强：一个寓言的两种预言
道德国家的衰落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崩溃，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中人们互惠义务实际瓦解的同时，由于经济结构的更加复杂和不对称，对互惠义务的需求反而增加的矛盾。高福利的财政危机首先在全球化相对的输家国家和地区中蔓延，比如2011年债务危机中的“欧猪五国”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的“铁锈带”州，这些社会里经过高等教育的空前扩张和福利发达形成的中产阶级，即使经济处境并没山穷水尽，但身份困境和挫折感却比底层更鲜明突出。
如果不囿于“理性经济人”假设，而着眼更现实的“理性社会人”，即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身份尊重也纳入满足感与效用的考量当中。一个简单的思想模型可以略窥一二。假如每人都具有两个身份：工作和国籍，两者都能带来一定的尊重。工作的尊重是由收入反映出来的，国籍的尊重由国家的威望带来。每个人虽然不能选择身份，但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可以选择“突出”（Salience）和强调哪种身份，“突出”国籍还是突出工作，是由哪种身份可以带来更多的尊重决定的，选择突出的身份，表明了主动归属的共同群体，共同群体受到的尊重越多，也更加促使个体选择该群体。
二战后国家声誉隆盛，行业工资水平差异较小，即使收入比较高的个体，也会更愿意选择国籍而不是工作。这样全社会的身份选择非常一致，尊重的差异仅仅来源于有限的工资差异，国家的共同身份认同得到最大加强。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全球贸易与经济复杂性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优质教育和优质工作，技能或者收入水平最高的人就会将身份认同逐渐从国籍改为工作。
这个变动发生之后，影响的是所有人的获得的尊重份额。因为“突出国籍”群体中失去了技能水平最高的人、最受尊重的人，共同身份便遭到了贬值，留在这个群体中获得的尊重不如从前多了，将引发更多人脱离；相反，“突出工作”的共同身份会因此受益，吸引到更多高技能和收入的个体。
那么如何传递出改变“共同身份突出”的讯息呢？为了让别人相信我已经放弃将国籍作为我的突出身份，我需要做一些未放弃时不会做的事：批评和贬抑国家。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会精英比中产或者底层民众更加倾向于批评国家，这将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多的尊重。而通过退出国家认同，他们减少了不得不继续留在“国家身份”群体中的人获得的尊重——这必然引起对方持续的怨恨。常常被标定为“白左”的硅谷精英和“世界公民”的华尔街人物，与中西部“铁锈带”州投票给特朗普的所谓“红脖子”农场工人和制造业劳动者之间日益激烈与极化的对抗；世界各地民粹运动的复兴与中左、中右传统政治力量的衰落，使这个简单模型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舞台上具有难以否认的说服力。
包容的重建是否可能
随着美国政府在特朗普主导下退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一系列广泛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二战之后在政治以上的国际互惠性建构面临重大挑战，一个道德的国际社会理想泡影与资本主义伦理危机重合在一起，为当前可见的资本主义未来笼罩上沉重的阴影。
应对新的分化，是否可以简单用“拨回时钟”的办法？特朗普深信可以保护主义和贸易战就可以从中国带回一百万个就业岗位，事实上最可能的结果，不过是让这一百万个工作彻底消失。每个国家内部基本都面临全球化和知识爆炸的受益者——超级大城市，与受损者——破败的中小城市之间愈加激烈的斗争，不仅仅是在英国，谢菲尔德这样的衰落的工业区，英格兰农业区与伦敦金融区在“脱欧”公投中的白刃相见。在中国纵横交错的高铁把无数年轻人送到有就业机会和高昂生活成本的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如果留在家乡，看上去唯一靠谱的出路就是进入体制编制。这些变化体现的并非是城市本身的优劣，而是他们在网络中的节点，集聚的生产效率使生产活动的物理空间远远小于消费活动的物理空间，从而淘汰了大量的不需要节点。
社会民主主义的互惠契约是否仍然可行？能否把国家的能力从身份政治中解放出来，发挥更多的建设性作用？
《资本主义的未来》倾向于一种重建的角度，对包容性的社会仍然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或许在目前向极化飞奔而去的发展态势中显得过于乐观了。然而，现实是，任由民粹和民族主义泛滥，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打击并不小于全球化的负面作用，在2019-2020年初至今延续的新型冠状病毒全球疫情里，一夜之间的物资紧缺，我们已经看到了国际合作一旦受到打击，引以为豪的实体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事实上比金融泡沫还要脆弱。
伦理重构和包容社会的未来，并非不可能，然而，如何做到曾经做到之事，未必要使用从前的方法。唯一值得警惕的是排他的民族主义，彻底伤害将社会团结起来，寻求解决方案的力量。
